【網絡科技】從數碼監控到數據產權

相信很多人都曾經看過這則新聞，在內地，不少城市的街頭皆安裝了具備人臉辨識功能的視像監控網絡，以至有市民不按交通規則橫過馬路，其照片、姓名和個人資料，即時在大屏幕上顯示出來，天網恢恢，無所遁形。這難免令人聯想到，奧威爾名著《1984》中的「老大哥」（Big Brother）。

無獨有偶，在經歷連月政治動盪之際，智能燈柱試驗計劃亦正在香港展開。至今城中已安裝超過200枝燈柱，暫時主要用作搜集交通、天氣和棄置廢物的資料。曾有示威者指燈柱侵犯市民私隱，一度在街頭抗爭中拆毀燈柱，特首林鄭月娥開腔表示痛心。事實上，根據《香港01》的偵查報道，在過去兩年食環署打擊非法棄置廢物的行動中，已37次將各處收集的影像交予警方，但同期全港「捉垃圾蟲」個案只得79宗（2019年8月29日）。這顯示無遠弗屆的數碼監控系統，確已逐步在政府部門廣泛使用，並且發揮着異常強大的監控功能。

當然，市民對於智能燈柱的憂慮或許「杞人憂天」。因為當今每人必備的智能手機，已經儲存數量遠為巨大的個人資料，成為洩漏私隱的計時炸彈。手機具備的全球衛星定位功能更令個人每日的行蹤完全暴露，我們卻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美國大力阻撓華為參與全球5G網絡的開發，主要理由就是華為的硬體可能帶有「後門」，並可能允許中國政府監視用戶的通訊。平情而論，華為帶有「後門」並不奇怪，難道其他國家的系統就沒有「後門」洩密的可能？推而廣之，我們的個人數據每天皆被大量蒐集，箇中又有多少遭到濫用的成分？

在互聯網和手機網絡的技術條件下，「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潮流同步冒起。正如我在《共享城市》一書指出，擁有權誰屬乃共享經濟核心命題，例如用作共享汽車的原是私人汽車、用作共享民宿的原是私人住宅。但共享汽車和民宿的網絡平台及相關技術、流程和數據，到底又屬於誰呢？若只由單一營辦商中央化和自上而下擁有和控制，能否達至真正「共享」，仍存相當大的疑問。

網絡平台一方面打破傳統行業運作模式，帶來產業改革和新機遇；但另一方面卻形成新的中介壟斷，較傳統市場壟斷情况更嚴重。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Jean Tirole）正是研究網絡平台或稱「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先驅，其2017年著作《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深入探討資訊科技對市場的衝擊，以及應否監管和如何監管的問題。對梯若爾來說，平台經濟乃一種嶄新的「雙面市場」（two-sided market），它本身並不提供任何物質產品，一方面集合大量產品或服務資訊，另一方面則成功維繫大量用家參與。它能有效配對供應商和用戶需要，大大減低買賣雙方「交易成本」，因此能在短期內成為平台經濟霸主。

但關鍵問題是，成功網絡平台的市場競爭力到底來自什麼？記得香港一家主要共享汽車平台的創辦人曾經說過，他們最初編寫的應用程式只花了兩萬元；公司早期最主要工作其實是在街上不斷遊走，向商業車司機派傳單，遊說其相信網絡較傳統「call台」優勝。從這個例子清楚可見，網絡平台的技術含量可能很有限，關鍵還在於盡早建立成功的營銷策略，並迅速擴大具凌駕性的市場佔有率。

正如梯若爾指出，龐大的供應商和用戶資料庫，成為網絡平台最寶貴的資產，令買賣雙方皆被「鎖定」在平台上，締造出獨一無二的市場新壟斷者。梯若爾早期研究手機網絡，他指很難相信一個網絡用戶無法打電話給另一網絡用戶，但這種情况在雙面市場卻極普遍。個別平台在早期為「鎖定」用家，往往以極廉價甚至是免費作為招徠；但當個別網絡平台成功獨大，供應商和用戶均可能得不償失，需要支付巨大的中介費用。

尤有甚者，用戶除了通過平台購買產品和服務，更留下大量寶貴的使用數據，成為企業營銷和拓展業務的重要依據。毋庸多言，此等大數據對「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和當代人工智能的飛躍發展，亦具舉足輕重的關鍵意義。網絡平台在收集這些數據時，固然會先要求用戶簽署協議書，但人們為求方便往往亦懶理協議書的細節，以及對個人私隱的侵害。用戶想真正了解個人數據被收集情况，談何容易，遑論管理和行使這些數據的擁有權。

非物質性的產品普遍存在「知識產權」，生產數據的用戶亦理應擁有「數據產權」（data ownership），但長期以來此等議題卻沒有被認真看待。尤其是對主流經濟學家來說，產權的清晰界定乃市場有效運作的必要條件，乃是現代市場制度得以確立的關鍵根基。但他們對數據產權如此重大的課題，卻完全沒有作過任何認真研究，實在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近年世界各國的公私營部門，洩漏個人私隱的案例觸目皆是，其中以「劍橋分析」非法取用Facebook用戶資料，最受全球廣泛關注。它所反映可能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數月前，歐盟已經修訂一般數據保障條例，賦予用戶向網絡平台取回及轉移個人數據，並要求平台刪除個人數據的權利。此一看似微小的政策改動，正宣告數據產權時代已經來臨。

正如我在《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指出，資訊科技不但取代大量職位，同時亦加劇資本壟斷優勢，令原本兩極化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如何通過擁有權模式的革新，回應新科技帶來的經濟機遇和挑戰，對全球和香港來說同樣是迫切的課題。「數據產權」作為日常生活的切身議題，實在應是時候提上公共議程。謹提出一些基本政策原則，拋磚引玉，期待社會能出現更多討論：

（1）涉及法律保障的核心個人私隱資料，應由具法定權力的非官方信託機構管理。任何機構包括政府在取用此等資料前，須先以法定統一格式的協議書徵求被取用者同意。

（2）任何機構取用核心私隱以外的個人數據，須確保後者能知悉取用程序及使用狀况。被取用者擁有取回、轉移及刪除個人數據的權利。

（3）任何機構取用個人數據，須向被取用者支付數據使用費（可通過法定非官方信託機構執行），以體現數據產權的應有保障。

（4）任何機構取用個人以外的集體數據，須向法定非官方信託機構支付使用費，後者並以公開、公平和民主原則運用有關款項。

《香港01》周報特約撰稿人鄒崇銘其他文章：【集體行動】離場是發聲的緊箍咒【現象評析】「怕執輸」心理如魔咒 催谷子女贏在起跑線上【現象評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嗎？【領展街市】政府與市場：放開所有　彼此更自由？【共享經濟】從共享單車到聰明政府

上文刊登於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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