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香港發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義新共識
反修例風波中的「五大訴求」，最後一項是爭取「真雙普選」，不少人以為，只要有民主選舉，香港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然而，如果出來選的仍然是枱面上那些政治人物，社會亦仍然維持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共識，單靠雙普選真的可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嗎？近年，面對貧富懸殊加劇、公共服務與基建私有化令生活成本大增等問題，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已開始檢討舊有共識；而同樣深受其害的香港市民，也是時候深刻反思，當我們在叫喊口號、追求民主的同時，是否需要凝聚一個在民生上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新共識？
試想像，假如「五大訴求」中的「真雙普選」獲特區政府接納，香港人最快可於2022年3月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而且不受提名委員會所限——到時會有什麼候選人呢？是否仍是大眾熟悉的面孔——新民黨葉劉淑儀（72歲），公民黨楊岳橋（41歲），民建聯李慧琼（48歲），工聯會麥美娟（51歲），經民聯梁美芬（61歲），民主黨胡志偉（60歲）？一些相對小眾的政黨如工黨，或獨立人士如朱凱迪，又有機會出選嗎？這些想像的前設是，屆時陸港問題不再是政治爭拗的中心，香港政治光譜也沒有什麼大變，而泛民和建制仍壁壘分明，但比現在有更多合作空間。屆時，香港人有什麼選擇呢？這些又是否真正的選擇？可以帶來什麼改變？
想着想着，我們就不難發現，就算有了民主普選，但基於香港獨特的政治面貌，諸多深層次結構矛盾也未必能夠迎刃而解。首先，參照歐美民主選舉，政黨通常在政治經濟理念上，有明顯分野；但在香港，除了工黨和自由黨之外，大部份政黨的政治經濟理念相當模糊，即使是兩大陣營的龍頭大黨民建聯與民主黨，也不時在民生政策上左搖右擺。再者，主導香港議程的從來不是左右之爭，而是脫離政治經濟學、脫離意識形態，只是狹義地講「民主VS專制」。另外，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行政長官不能是任何政黨的成員，政府官員也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受上述條件約束，無論由哪個政治人物當選特首，港府施政可能也無法擺脫英殖的傳統，繼續沿用一種看似實用的方式處理社會問題——「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事實上，這種做法並非超越了而是迴避了意識形態矛盾，不敢也無法提出有遠見的結構性改革，談不上什麼政治理想，社會資源繼續向商界傾斜，結構性問題愈演愈烈——當矛盾爆發了、危機出現了，港府的反應都是小修小補，或者叫市民「同舟共濟、共渡時艱」——屆時的香港，真的會比現在要好？
香港要爭取民主普選，就要講清楚民主和民生關係，即要進入意識形態的討論而非二元對立的爭論。觀乎逾廿年來的《施政報告》，特區政府總在價值層面上強調「同行、務實、發展經濟」，而在政經結構上，由殖民地確立的「積極不干預」，到前特首梁振英提出的「適度有為（appropriately proactive）」，也總離不開「自由放任」、「小政府、大市場」等大原則。然而，不少人都曾經質疑這種所謂的「積極不干預」其實是「選擇性干預」，因為香港政府在實際政策層面上一直有介入市場，甚至偏袒如地產及金融等行業的利益，形成主宰香港發展的既得利益結構；而當這個既得利益結構所造成的問題惡化時，社會就會出現相對的反對聲音，質疑政府與商界勾結，例如2008年的「地產霸權」，以至近年的「官商鄉黑」。因此，只有改變香港的既得利益結構，才有機會化解積壓已久的深層次矛盾。而在改變之前，我們首先要認清香港有什麼結構性問題？應該提出什麼結構性改革？要怎樣才能讓社會就有關問題凝聚共識，而不至讓民主淪為「選舉日民主」，令「公平正義」的香港遙不可及？
「最自由經濟體」好厲害？
每當有人指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都經常會引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或者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經濟自由度年度報告》。的確，香港近廿多年都長踞兩個排名的榜首（表一），是「最自由經濟體」，香港政府和民間都引以為傲。但我們是否要照單全收這個「好消息」呢？
剖開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的計算方式，他們所指的經濟自由四大支柱分別是法治、政府規模、監管效率、開放市場，惟內裏每一項數據其實都有斟酌空間。以政府規模為例，當中包括稅收負擔、政府開支和財政健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邏輯是「政府佔去個人的收入和財富愈多，個人經濟活動所得及從事工作的動機就愈低」，但他們並不是全然反對所有政府開支，反而會支持政府投資基建、研究和改善人力資源（即教育、職業培訓等），但又認為「所有政府開支，最終一定依賴高稅收及意味着帶來機會成本。該機會成本應是成為消費和投資的價值——如果資源被留在私人市場。」至於監管效率，則包括商業自由、勞工自由和貨幣自由，當中最具爭議的應該就是勞工自由，因為報告直言「任何自由的經濟市場的核心原則都是自願交易。這個原則在勞動力市場也是如此，和其他商品市場一樣。國家在勞工市場的干預和其在其他市場的干預產生同樣的問題。政府的勞工規例有多種形式，包括最低工資和其他工資控制，工時和工作環境上的限制，僱用和解僱的限制，和其他約束。」
我們不妨再看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經濟自由度年度報告》，他們量度的五個大範疇是政府規模、法律制度和財產權、強健貨幣、國際貿易的自由、相關規條。不難發現，兩個排名的量度方式很類近，難怪他們的排名的頭十名有八個國家或地區是重疊的。如果我們認真審視這些看似中立科學的測量方法，就不得不對這些方法背後的假設提出質疑——這無疑是一套相當右傾的政治經濟邏輯，盡量維持「小政府、大市場」，將稅收和政府施加的限制減到最少，讓資本可以毫無障礙地累積和再累積；然而，它從根本上忽略了勞資雙方本來是處於一個極不平等的狀態。因此，我們仍然應該一面倒地支持政府在有關領域上避免管制嗎？
可惜，香港長久以來對「積極不干預」奉如圭臬，對獲評為「最自由經濟體」沾沾自喜，但對結構性矛盾視而不見。然而，形容香港一直奉行「積極不干預主義」可能只說對了一部份。本港已故經濟學家曾澍基在1992年2月24日在《遲來的訃聞 ——「積極不干預主義」已死》一文，批評「積極不干預」是個迷思，以回應當時剛上任的財政司麥高樂表示「（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有用性已於年前耗盡」的說法。
綜論英殖時期的幾位財政司——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郭伯偉宣稱香港是「自由放任」、「非凱恩斯的經濟」，但當香港爆發銀行危機，他便斷然停止發出新銀行牌照；七十年代的夏鼎基配合港督麥理浩的「十年計劃」大談「積極不干預主義」，然而免費教育、公營房屋是否代表私營市場不能處理香港的問題？八十年代的彭勵治透過確立聯繫匯率挽救港元危機，繼任的翟克誠在任內見證了證監會的成立以應對八七股災；到了九十年代，麥高樂就有了「積極不干預過時」一說——曾澍基即反駁指「（一）嚴謹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從未出生；（二）鬆散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死亡日子，大概在七十年代中期。殖民地官僚根本不是『哲人王』，『自由經濟』論者的浪漫情懷看來只屬一廂情願，港府的實用主義起碼是歷史的產物」，而實用主義「亦往往無助於解決長期的、結構性的困難（例如產業的科技升級及人口老化的後果）」。
上文刊登於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反思香港發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義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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