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閻小駿對話．一｜《香港治與亂》發表十年：香港亂後怎樣治好？

「若果香港社會能從歷史遺留下來的特殊集體心態中慢慢走出來，走出狹小的『我城』、放眼更廣大的天地，能以平常心、平等心和同理心與中國的主體社會相互凝視守望，就一定會發現香港的未來其實陽光明媚。同時，在治港『新常態』中，北京也應該對香港的發展與轉變報以足夠的耐心、拿出足夠的胸襟，以『命運共同體』的姿態努力幫助香港順利完成自身的調適和轉型，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二十一世紀的成功提供最堅實的政治保障。」——2015年8月31日，經歷佔領行動之後的香港陷入一種虛無和迷惘，來港多年的香港大學政治學教授閻小駿發表《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一書，嘗試為香港指點迷津，可惜香港背道而馳。
十年過去，香港正好經歷了「由亂到治」的變化，如今正在走向「由治及興」的路上。面對過去累積的種種問題——主權體認的困難、國族認同的歧異、社群心理的扭曲、經濟體量的鴻溝、互信基礎的缺失、權力關係的異化、外國勢力的涉入、未來前景的晦暗、央港關係失衡等等——有人消極以對，也有人泰然處之。閻小駿則充滿信心，並且就此與《香港01》進行深度對話，給出了他對於香港如何在「一國」和「兩制」、「共性」和「特性」、「打壓」和「開放」、「守正」和「改革」、「民主」和「治理」、「民族化」和「國際化」等等方面尋求最佳平衡的最新思考。
以下是對話實錄之一。

香港01：您在2015年發表著作《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剖析京港政治信任的困局，嘗試為「自說自話」的香港政局提個醒；10年過去，香港正好經歷了您所預言的巨大變化（註：他曾提醒，如若香港社會聽任甚至縱容「港獨」勢力進一步發展和蔓延，其結果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健康發展必然具有極大的潛在殺傷力，甚至有可能會斷送香港特區的政治未來）。在這個時間節點回望過去10年的香港變局，您認為今天的香港還有沒有閱讀或重讀《香港治與亂》的價值？

閻小駿：過去10年我們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感同身受，香港的變化非常明顯。2015年和現在香港，明顯進入了兩個不同的時代。在第一個階段，是「由亂到治」的變化；而現在則是第二個階段，是「由治到興」的變化。

思考這個問題時，我想起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的遠景目標，即實現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個目標有兩個方面：繁榮和穩定。在「由亂到治」的階段，需要解決「保持香港長期穩定」的問題；而「由治到興」的現在，要解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的問題。

如何保持香港長期繁榮？這與我在發表《香港治與亂》之後兩年，出版的另一本研究中國政治的著作《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相關。我提出了我的理論困惑。我在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時，我的老師之一是亨廷頓教授（美國著名政治學家，Samuel Huntington）。他有一個特別著名的理論：不是所有好的東西都會同時到來。經濟現代化、經濟發展是好東西，而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也是好東西；但亨廷頓認為，對一個國家或者政治體而言，這兩個東西不可能同時發生。在他看來，經濟發展、經濟騰飛、經濟現代化帶來的是社會結構和社會基礎的劇烈變化，而這種劇烈變化就是不穩定。

我在2015年撰寫《香港治與亂》時，還沒有更深入地體會到當年鄧小平提出「長期繁榮穩定」目標的難度之大——它要破解亨廷頓的悖論——繁榮和穩定不可能同時到來，尤其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或政體，很難實現政治穩定。兩年後，我嘗試在《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解釋：為何我國能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中，同時實現經濟發展的快速騰飛和政治社會的長期穩定？這兩個中國故事是兩個奇跡，而非一個奇跡。

因此，我在思考香港現在面臨的問題時，我看到香港在「由亂到治」的階段，已經解決了「長期穩定」的問題，而接下來的「由治到興」階段，就要解決「長期繁榮」的問題。因為當下「一國兩制」的發展進程，正是沿着鄧小平先生當年提出的構想前進，正在逐漸接近「長期繁榮穩定」的目標。可以說，香港過去10年經歷的變局，也就是從「由亂到治」走到「由治到興」的這兩個階段，這種變化既是邏輯的必然，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

香港01：您當年在《香港治與亂》中提到，「自話自話」是香港政局的獨特景觀，而不同派別的共通點則是對於北京治港政策的隔閡，使得京港之間長期存在「雞同鴨講」的溝通失靈；那麼，如今您又會怎樣形容香港政局的景觀和京港溝通的情況？今天香港的政治局勢是否不存在自說自話？或者說香港與北京之間是否同聲同氣？京港雙方更加懂得對方了嗎？

閻小駿：我曾在文章中形容，「一國兩制」的邏輯起點是「制度可共存」和「文明可共生」。「一國兩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包容性」。何謂「包容性」？簡單來說，就是無論你是講普通話、廣東話還是上海話，不同話語的使用者都可以在香港共冶一爐，實現1+1>2的過程。

當香港已經從「由亂到治」進入「由治到興」的階段，它主要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不斷隨着時代發生變化。我希望香港能夠更多地體現中華民族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共性。尤其是在邁向「由治到興」的當下、在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的過程中，必須解決共性問題，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去發揮兩制的空間，才能讓香港的繁榮穩定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發揮特殊作用。

這也是我當年在《香港治與亂》中提到「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本，有了根本之後，才有「兩制」繁榮的前提，而「兩制」只有在「一國」的基礎才可以發揮作用。我當年也指出，「一國」的底線越鞏固，「兩制」的空間越能充分發展。經過「由亂到治」的過程，「一國」的底線已經鞏固得非常好了，我們也要繼續維護；而接下來是「由治到興」，全社會應該共同探討，如何在「一國」已經鞏固的前提之下發揮「兩制」優勢，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01：根據我們的觀察，今天整個治港群體都更積極學習中央領導談話，也很勤於在不同的場合引用領導語錄。從這個角度看，相對於「由亂到治」之前的階段，香港和北京之間的溝通好像是個好了。這是否達到您剛才所說的「共性」？對其是否有了更好的呈現？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這種「同聲同氣」只是處於初步階段，香港還需要深入認識北京、深刻掌握論述內涵，再落實到具體施政當中，而不能當成口號喊喊就算，不能走向形式主義。那麼，您是否也觀察到這種現象？在您看來，如今的京港溝通又處於怎樣的階段？

閻小駿：在政治溝通中，所涉及的是「共同話語」與「特殊話語」的關係問題，而這也是哲學中關於「共性」與「特性」的關係問題。因為「共性」寓於不同的「特性」中，「特性」也是「共性」具有更好文化特點的表達，所以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既辯證又統一。

我剛才說，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大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共性」。那麼，這種「共性」如何適應香港的社會歷史發展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香港的「特性」？「共性」在適應香港文化特殊場域的過程中，應該讓這種「特性」得到適當的表達。

從我國的政治話語來看，比如「中國式現代化」，也是「共性」和「特性」的統一。「現代化」是全球不同國家和文化人民共同享有的價值觀，我們都希望「現代化」。那麼，為什麽我們要提「中國式現代化」？因為「現代化」需要在中國的情景中得到具有「特性」的表達。我認為，「一國兩制」之所以從「制度可共存、文明可共生」的基點邏輯起點開始，就是因為它解決的是「共性」和「特性」在現實政治中如何融通的過程。

香港01：您剛才提到，「共性」和「特性」之間是既辯證又統一的關係。但在現階段的「一國兩制」在港實踐過程中，或者說在香港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大局的進程中，似乎有不少人將兩者看成是「二選一」的對立關係，甚至擔心一旦太過於集中表現「共性」，便會失去「特性」的表達。從積極的角度看，香港正在學習探索如何在「共性」和「特性」之間尋找更好平衡，所以擺來擺去也是正常。您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閻小駿：我從2022年1月開始在報章發表一系列關於香港的文章，將對於香港的最新思考寫出來供大家參考。香港若想在「由亂到興」的新階段保持長期的繁榮和穩定，必須有適應香港特色、本地文化特點和社會心理狀態的共性表達——這點非常重要。

我本人在香港工作了16年，對香港所具有的特殊性有深刻的體認和感知。香港的許多特點，包括生活方式、開放性、自由度、開放度、對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香港社會之間守望相助、友愛互助的文化特點，既是共性也是特性。因此，在未來發展中，如果香港失去了原有的長期生活方式的特性，就不是「一國兩制」發展的最佳路徑。

實際上，在「一國兩制」實踐中，「生活方式」這個詞是從1980年代開始提出的，我們國家領導人一直在提倡香港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這點非常重要。而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生活方式」最早是在1920年代提出的概念，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生活方式是一個人的特質，是一個人在應對社會新的不同變化中，自己制定的方式的總和。如果香港在應對時代變化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們就需要長期堅持；並且實事證明這種方式非常能夠識辨、求變，以及在變中奮進，我們就應該珍視這個方式。

我也在不同文章中提到香港本身具有一些「有形」和「無形」的系統。自開埠的100年以來，通過這種有形和無形的系統，為城市發展繁榮以及在社會和歷史發展中勇立潮頭提供了支撐，體現了一種現代文明，我們應該守護和珍視這種支撐力量。

香港01：您認為香港從開埠到殖民時期，形成自己的獨特方式。但過去也有論者批評，儘管大家都認同香港方式是「接近於西方，有別於內地」，卻沒有一種專屬於香港的主體性；也就是說，大家很容易感受到「香港像什麼」、「香港不像什麼」，卻說不出「香港是什麼」。直到回歸之後，專屬於「中國香港」的主體性，也沒有被更好地界定和建立。請問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而您剛才所提到的香港特性，具體而言又是怎樣的？

閻小駿：香港的特性正是制度和文明的融通點。我常說，香港的文化既是「一脈相承」又是「八面來風」——它是東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從文化本體本質來講，這是世界上少有能在文化上高度交融的地方——這是值得珍視的特性，也是香港的「金字招牌」所在。如果制度和文明可以共存，香港就是最好的制度和文明互鑒的地方。這是香港的第一個特性。

第二點是香港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南大門，也是世界與中國交往的一個窗口。從20世紀到21世紀，香港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地緣政治變化的新發展格局之下，香港的開放屬性和融合特性，將會使得它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地位，也會對我國未來發展具有特殊意義。

當前我們需要珍視香港這種特殊意義和價值所在。我也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如果香港沒有這種特色，「一國兩制」就會失去價值，或者香港對於國家也會失去價值。關鍵問題就在於：香港如何理解自己的特性。在我看來，香港之所以能夠認為是制度共存、文明共生的融合點，是因為我們有底氣，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背後是世界上逐漸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位置的大國。我們有5000年的歷史，甚至現在可以追溯到1萬年前的悠久博大的中華民族傳統文明作為基石。因此，當我們站在舞台上面對世界時，我們會更有底氣。

我反覆提到，香港文化的「一脈相承」和「八面來風」，是「一國兩制」在港實踐不可或缺的特性。「一脈相承」是中華文脈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基石和底氣，「八面來風」則為我們提供了特性和空間。我認為這兩者需要密切結合，以便「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