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專訪｜譚耀宗的提醒——小修小補不是改革

2022年7月，不斷推動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首次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但治港群體未有進入改革議程；兩年過去，2024年7月，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再次叮囑香港「銳意改革，主動作為」，但個別官員仍然冷待改革議題。「這是中央進一步的要求，香港要進一步地去改，不是小修小補那種。」——曾任全國人大常委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接受《香港01》專訪，直指中央要求香港改革的意味相當明顯，但他擔心有些官員不敢帶領香港全面改革。這番憂思來自他對特區官僚體系的觀察：一則未能客觀檢視自身不足，無法掌握香港必須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二則未有仔細思考改革路向，無法針對改革內容形成明確意見；三則未能自行參透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需要等待中央派員來港宣講再作定奪。

「我們必須以新思維，守正創新、勇於改革、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推進各方面的工作。」——8月26日，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舉行首場宣講會後，行政長官李家超見傳媒時分享個人體會，首次表明香港必須「勇於改革」。此前一個月內，儘管夏寶龍藉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明確要求香港「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但有關官員回港後持續避談「改革」。8月中上旬，全港最大黨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就「香港要改革」議題接受《香港01》專訪，對於香港能否深刻領會中央要求，並不非常樂觀。

「香港很多時候看這些中央文件，都是找找有沒有提到『香港』、『港澳』這些涉及特區的字句；有的話就再看看會有什麼好處、什麼機遇，沒有的話好像就不怎麼關我們的事了。」譚耀宗縱橫香港政壇40年，早在1985年就獲委任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回歸後又歷任立法會議員、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算是非常資深而又較常接觸中共決議文件的香港政治人物，自然很熟悉本地政客一直以來如何解讀中央政策，但他認為那種慣性思維已經不再適用，因為「認識不夠深入，不是很能掌握。」

譚耀宗把《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全文列印了出來，標注了密密麻麻的筆記。他提到，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的「全面深化改革」，再到是次三中全會通過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發展」的主軸都很明確，就是持續針對不同發展階段、有目標有系統有方法地解決問題：「一開始國家還很落後，改革力度不能太大；現在有一部分人富起來了，而國家有了更遠大的目標，也面對更複雜的問題，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相對其他文件而言，《決定》較少談及國家的成就，而是直面發展的瓶頸和自身的不足，很少有國家能像我們中國這樣，不斷總結發展經驗，大膽承認哪些環節薄弱、面對什麼制約，再推出全方位的改革舉措，而且明確承諾要在什麼時候完成什麼任務。」對譚耀宗而言，中共這種「改革永遠在路上」的精神，最令他佩服，也最值得香港學習：「他們有一種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動力，但香港很少這樣做......如果我們從政府到民間，人人都可以好好反思，能有這樣的改革精神，那麼香港未來發展一定會更好。」

譚耀宗強調，並非要提倡香港完全跟足內地一套做法，「不是說因為國家講改革，所以香港也要講改革。」在他看來，從政人士本就應該保持一種持續革新的意識，「但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好像形成了一種安逸的心態，覺得自己沒有問題，多少有些故步自封，甚至以為『只要國家好香港就會好』；不過，國家也有經濟調整時期，國際形勢也會出現很大變局，而香港本身也面臨一些發展瓶頸，原有的優勢受到不少挑戰，但我們並沒有優先從自身角度出發去看待問題，反而習慣性地認定是外在因素，沒能主動解決問題。」

「這是中央進一步的要求，香港要進一步地去改，不是小修小補那種。」譚耀宗相信，夏寶龍在三中全會閉幕後藉見陳茂波率領的財金官員呼籲「香港要改革」，是經過深入調研後充份掌握香港問題而提出的要求，「我們以前不是沒有改，政府不時都會因應一些社會訴求作出些許改變、或者當一些人就某個問題嘈得很厲害時就會動一動，例如樓市辣招、股票印花稅，但多數都不能算是大型改革，不是內地那種涉及整個機制體制的改變。」

事實上，在三個月內，夏寶龍已經三度要求香港「識變應變求變」——4月15日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致辭，5月9日接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一行，7月23日在北京會見陳茂波等財金官員——而夏寶龍的措辭，也從「變化」調整至「變革」再強化成「改革」，可見中央對港要求越來越明確，但有關官員回港後遲遲未有直面改革議題。

對此，譚耀宗並不意外。首先，「有些官員未必明白『香港要改革』的重要。」如上所述，一些官僚仍然相信香港大有優勢、政策行之有效，被動等待外圍環境變好，而未能客觀檢視自身不足，自然不會認為香港需要進行重大改革。其次，「他們不知道改革的話要改什麼，也擔心一旦改動就會引起外界揣測甚或引發軒然大波，所以未能針對改革內容形成具體意見，也就沒有足夠膽量和底氣去談改革，怕說多了會被追問，而且日後無法兌現的話又會被『追數』。」第三，「『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有些人的利益會因而受損，而一些公務員本身就是這種保守力量，外界一提『改革』他們就說這不能改、那不能改。」

「其實民間一直都有提出『改革』的建議，只是沒有使用『改革』的字眼，因為『改革』給人的感覺火力好像比較猛烈。」以譚耀宗本人為例，他曾於2021年2月撰寫《變革香港，促進公平——積極探索適合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一文，提出鑑於香港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理應對深刻影響香港的新自由主義學說進行反思，努力將「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探索出一個更加符合香港自身需要的發展道路，包括推行公有私營、改善二次分配。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1月，《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提出透過改革建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受到港澳研究體系高度關注，而譚耀宗的說法算是建制陣營的一大突破。

那麼，如果以「改革香港資本主義」作為回應中央要求香港改革的起點，是否可行方向？例如成立最高層次的「香港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深入研究中西經濟治理模式，檢討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經驗得失；全面改組負責經濟治理的「財政司司長」的組織體系和職能職責，革新公共財政和社會發展的原則和目標，確保經濟活動有效轉化成為社會資源......

答：香港應該沒有人敢這樣做。
問：國家都可以不斷向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邁進，香港為什麼不能改革資本主義？
答：因為國家有個中國共產黨，但香港沒有。
問：如果香港遲遲未能主動改革，中央會否自己出手，幫助香港改革？
答：中央應該會繼續提醒，若要等到中央自上而下推動香港改革，到時候問題就很大了。
問：鄧小平當年說『誰不改革誰下台』，這會否在香港發生？
答：有些官員可能會應酬一下......但中央一直對香港很包容，不到萬不得已都不會出手。
問：是否又要等到大型的社會動盪，香港才會改革？如何體現『港人治港』的自強精神？
答：最理想的做法應該是，現在已經完善選舉制度，大家就應該一起來想辦法，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孤芳自賞，而是看看有哪些問題阻礙我們前進、應該怎樣系統改革。

至於中央到底需要把對於特區治理改革的要求說得有多直白？譚耀宗也沒有答案，但認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未必需要緊跟國家政策，本地官員也不敢自行解讀中央文件，「不太懂得中央到底什麼意思，多少有些觀望心態，需要等待中央派員來港宣講，再作下一步決定。」然而，特區政府本應就是「香港」與「中央」的溝通橋樑，但如果連有關官員都未能有效對接中央思維、掌握中央要求，又怎能令人信服他們能夠承擔中央所託、做好港人治港？譚耀宗也沒有直接回應這個問題，但指出「一國兩制」需要不斷探索實踐、學習改進，「習主席要求香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政府就要不斷改革，不能『一本通書睇到老』。」

後記：
特首現已表明香港必須「勇於改革」，而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否提出全面改革藍圖，外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