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國術」的緣起 當下跟「武術」到底有何分別？｜說史
中國武術源遠流長，及至近代又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曰「國術」。久而久之，「國術」就跟「功夫」、「武術」等符號趨同，甚至被視為「傳統武術」的代稱。
既然兩者的意思一樣，為何當初又要創造出「國術」這個牌頭，並指令各地的武術組織沿用？在武術文化以外，它還有甚麼政治與歷史的涵義？
由民間體育到「強國強種」
中國的武術文化早在戰國年間便已經出現，當時被稱為「技擊」，意謂在戰場使用的攻防格鬥之術。後來武術的技法慢慢流入民間，並增添了文娛藝術的元素，故在漢代又名「武藝」。
至於「武術」一詞，則是出在南朝太子舍人顏延之的詩作《皇太子釋奠會》，其中有言：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 時屯必亨，運蒙則正。 偃閉武術，闡揚文令。 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故此，武術的內容從來都不止於拳腳搏擊。而隨著時間推演，武術文化亦愈來愈偏重民間發展，官方組織很少對它進行過整合或宣傳，反是採取一種近乎貶斥的態度。這些因素合起來，就令到「武術」的定義長期處於混雜狀態。
及至清末年間，上流社會對武術的觀念開始改變，梁啟超便曾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寫過一部《中國之武士道》。該書提到中國的武俠文化自古有之，他們的道德價值觀亦與主流思想一脈相承。透過學習武俠的行事準則，國人將可文明精神、野蠻體魄。
在這種新思想的主導下，武術不再被視為下三濫的民間玩意，反而跟「強國強種」的民族願景日益扣連——「國術」一詞便是由此誕生。
按照武術史學者楊祥全先生的考證，「國術」這個稱謂最早見於1918年，當時的「上海第一公共體育場」設置了一個「國術部」。翌年，四川省又創辦了「重慶冀蜀國術館」。1920年，大東書局出版了武術學者吳志清所著的《科學化的國術》，象徵著「國術」逐步進入公眾視角。
當然，真正令「國術」成為社會共識的人，還是要數南京中央國術館的張之江。他本是西北軍方將領，曾因患病而半身不遂，卻在習武後痊癒。自此，他認定練武可助國人除掉「東亞病夫」的帽子，實現「強國強種」的宏大夢想。他向國民政府申請成立「武術研究館」，並呼籲將「武術」改稱為「國術」。
最終，在他的軍政盟友協助下，南京中央國術館於1927年11月創立，「國術」正式成為了官方用語。此後，但凡由南京政府管理，或以中央國術館為藍本的武術機構，便大多沿用「國術館」的銜頭。而民眾則日漸將「國術」與「武術」等同，至今未變。
政治與歷史的產物
縱上所述，若果要嚴格遵從「國術」的詞義，那它就不只是一項文化活動，而是在特定時空下的政治及歷史產物。首先，它必須包含著「強國強種」的社會願景，而這個「國」又特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並不是單純是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民族。
在具體操作方面，它是要建立一個類近於日本的現代民族體育系統。事實上，當日梁啟超所撰的《中國之武士道》，本就是啟發自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以「國術」不獨是一個體育概念，更是一個教育體系。翻開中央國術館的教程，便能發見它涵蓋了拳械套路、摔跤、射箭，乃至各種傳統武術知識。而一些與武術有間接關係的體育項目，如彈弓、踢毯、槓子等，亦同樣囊括其中。套用內地學者馬明達教授的話：
國術是一個綜合概念，是國民政府對民族體育……的官方稱謂……張之江所倡導的國術，並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項目，而是一個以徒手與器械的格鬥競賽為核心的民族體育體系。
總結來說，「國術」與「武術」的最大分別，是前者並不屬於文娛活動；它帶有明確的國家意識，要為社會培養出一班既能「保家衛國」，又能傳承民族文化的「新國民」。
在這個內涵底下，國術界的運作便很難擺脫政府。一則，政府掌控著對民族國家的最大闡釋權。換句話說，國術要服務的「國家」，基本上就是當時的政權。二則，國術教育所需要的資源，包括教材、器材、師資、場地等，全部都牽涉龐大的財政成本。除了上流社會之外，民間很難具備相應的辦學條件。
因此正如上文所述，民國年間的大部分國術館，如中央國術館、兩廣國術館、山東國術館等，全是由軍政精英出面籌辦，再交予不同的武術宗師打理。從這點來講，「國術」的定義似乎還應該加入「政府主導」一環。
昔日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既然「國術」與「武術」之間存在著明顯界線，那現在的問題是：當下是否仍然需要堅持兩者的本義，讓它們不致混淆？而「國術」所追求的目標和價值觀，又是否繼續適用於今天的社會？對此，筆者秉持一種較為開放的態度。
誠然，以國家為軸心推廣武術，可以更快地讓國民體認到它的時代價值，也能令武術的訓練得到監管，減少害群之馬出現的機率（其實這點還需商榷）。然而隨著歷史和政治格局的變動，對國家的理解亦漸趨多元，民族國家與政府的關係也未必如過去般緊密。如果勉強將「國術」停留在最初的定義，恐怕會造成武術界的誤解甚或分裂。
其次，雖然「國術」與「武術」本質上並無高低之分，純粹是發展方向與營運模式的差別。但得到政府與其他名流支援的國術，顯然會佔據更大的話語權，而各流各派的習者，亦可能會就著國術的銜頭發生爭執。按《逝去的武林》作者李仲軒先生憶述，形意宗師李存義便曾經在某次訪問中提到：
武術者，強身健體，國術者，保家衛國，可稱國術者，形意拳。
結果這句話旋即引起很多人不滿，以為李存義是要將「國術」稱謂壟斷，紛紛跑上門要求與他比武。
這個故事孰真孰假，現時無從判斷。但它確實從側面反映出，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國術館必然會對不同流派有所取捨。倘若「國術」一詞繼續帶有政治意味，那同樣會加速各大流派的敵視。如果我們真想重塑「國術」的教育體系，或將之與「武術」保持一條涇渭分明界線，這些問題不得不考慮。
武術套路競賽的歷史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政府為武術運動制定政策，既希望繼續發揚傳統武術文化，同時亦想加強推廣武術的健體及藝術功能，以此跟西方的競技體育（如競技體操、藝術體操、舞蹈等）接軌。由是者，傳統武術中較為普及的套路訓練，就逐漸發展成一個獨立的表演賽事，並在1957年被國家體委正式列為比賽項目。
1959年，第一部《武術競賽規則》出台，為套路競賽的發展方針定調，即所有規則設計都要符合「難度大、質量高、形象美」的藝術原則。往後數十年間，《武術競賽規則》經歷了不同程度的修訂，例如在 1996年的版本中就增設了「創新難度動作」的加分。至於2003年推出的試用本，更刻意將難度分值調至3分，進一步提升高難度動作所佔的比重。而比賽的主旨，亦從「難度大、質量高、形象美」轉變成「突出競技特色、提高藝術特色、鼓勵發展創新」。
可以說，雖然套路競技的歷史不算長，但其變動與發展卻不比其他傳統武術遜色。為了宣揚並協調包括套路競技在內的中國武術賽事，國際武術聯合會（中文簡稱：國際武聯；英語：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於1990年10月3日在北京成立，並在2002年被國際奧委會正式承認。
參考資料
楊祥全。2013。《津門武術》。中國內地：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明周、中華國術總會。2014年。《香港武林》。香港：明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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