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裸戰・七｜張登及：中美「雙百年」　競爭性共存的考驗

多維新聞「中美裸戰」系列文章共七篇，本篇為第七篇。茲授權轉載。

抗疫戰佳績：制度優勢支撐中共百年大慶

2021年將迎來中共「建黨百年」，同時也是中共「十九大」邁向「二十大」的關鍵年。依照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詮釋，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間的10年，中共執政的成績是明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思路，基本贏得舉世罕見的超大型後發國家「脱貧攻堅戰」的勝利，人均所得站上萬元水平（美元），提前完成鄧小平預期「21世紀中葉」經濟達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的國家戰略目標。

在向百年「衝刺」之際，新冠疫情半道殺出，一度有黑雲壓城、阻斷發展的態勢。但中共善用其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在湖北省第一波爆發後，幾乎完全控制疫情，成績遙遙領先百多年前叩關迫使中國苦苦學習追趕的歐美西方國家，用具體明確的「中國故事」夯實了「四個自信」的基礎，客觀上也映照出了中國更加「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鋒芒。

在美西方以疫情為由大力遏制中國產業鏈、發起多種制裁與貿易與金融戰的極為不利環境下，2020年中國仍繼續維持世界最大貿易國、最大外資投資目的國；印度疫情失控，「中國工廠」又挺身備援，維持世界最大工業出口國地位，並首度登上全球500大企業佔比第一。RCEP簽署、北斗三號衞星系統開通、自制航母山東艦成軍、祝融號完成登陸火星、國藥疫苗成為世衞批准的第一個非西方國家疫苗，都令管治世界近200年的西方列強觸目驚心。

與此同時，中方在疫情中豪語承諾將在2030年達成「碳峰值」、2060年達成「碳中和」，迫使美國拜登政府加碼宣示2050年就要達標碳中和。可以説，十八大到十九大這10年，中共不僅初步奠定了總量上「富起來」的基礎，其「強起來」的趨勢，也已經對長期位居物質、制度與文明優勢的美國，造成了比冷戰對手蘇聯更全面的競爭壓力。

民粹成內憂：美國百年優勢面臨大考

疫情之前，西方自由制度主義創始者之一的哈佛教授奈伊（Joseph Nye）在2019年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美國霸權的興衰：從威爾遜到特朗普》（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西方有識者探討「強權的興衰」以自我警惕，所在多有。此文令人怵然心驚之處不是「興、衰」，而是副標題「從威爾遜到特朗普」。從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在一戰後提出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奉為圭臬的《十四點原則》，到奈伊發文、特朗普大搞單邊主義與貿易戰之時，正好是100周年。如果再回頭看一下西洋外交史，從維也納會議到巴黎和會，也大約是100年。這兩個西方的100年，如果穿插進柏林會議、金山和會，則很少有大戰後的和平秩序能維持超過70年。

知名評論家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同一年在《外交事務》所撰的《美國權力的自我崩壞》（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也承認歷史上沒有永遠的霸主。而且當今現狀霸權秩序不是始於70年前，而應從蘇聯解體起算，到小布殊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權威才登上高峰。所以美國登峰迄今不到30年，竟已走到了「自我崩壞」的邊緣。筆者認為奈伊撰文的百年隱喻，與札卡利亞的盛世危言，並沒有呼應「中共百年」之意；只是希望用言過其實，使華府從錯誤回頭，卻正好撞上了中國初步完成「富起來」的中共建黨百年。

奈伊承認美國百年優勢受到考驗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當然是中國崛起。但前所未見的內因，卻是國內社會的分裂，使自己從曲解威爾遜主義，走到特朗普主義，正好掉進了「反威爾遜時刻」（Anti-Wilson Moment）。美國面對自己一手創建、主持、攪亂的霸權秩序，領導層的理念發生這樣大的裂隙，是二戰結束、70餘年來僅見。

小布殊的中東戰爭與新20年危機

列寧曾經説過，「最堅強的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美國霸權的核心病症，絕非來自俄、中等列強的軍事、經濟挑戰或信息戰。所謂「鋭實力」、「認知戰」，更是推卸治理失敗、沒有學術嚴謹度，只是卸責、帶風向的膚淺概念。小布殊的中東戰爭折損了霸主的威信、激起了極端主義、文明衝突為底色的國際恐怖主義；恐怖主義利用資訊科技反擊，不過就是回敬美歐百年來施加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認知戰、鋭實力。

非裔當選的奧巴馬（Barack Obama）訴求團結進步，原本帶來「歐記中興」的一線曙光，也獲得從中東到亞洲普遍的歡迎，卻挑起美國自己內部宗教保守主義、白人至上論、失落的鐵鏽帶選民，與反全球化的失落中產者的羣起反對。奧巴馬遂不得不揚棄「超黨派」主軸，直接訴諸東西岸、移民後裔、婦女、都會、年輕人等「進步」選票反制，形成特朗普時代迄今，眾多國內重大議題相持不下的50vs.50的兩極對立。美國政治氣氛，也從「希望、改變、超黨派」，一步步走向民粹式的「恐懼、憤怒與分裂」（fear, anger, divide）。這個趨勢去年美國公廣集團（PBS）紀錄片《美國大分裂：從奧巴馬到特朗普》（America's Great Divide）有深刻與細緻的探討，對美國外交與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無巧不成書。從小布殊時代的漸變到特朗普末期的鉅變，恰巧是20年。這個巧合，又呼應了現代現實主義奠基之作：英國學者卡爾（Edward H. Carr）的《二十年危機》（The Twenty Year's Crisis）。卡爾的「危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20年（1919-1939），1919年一戰結束，1939年歐戰爆發，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從小布殊上台到特朗普末期（2001-2021），也剛好是20年，從東歐到中東、西太平洋，大國戰爭的火種不但沒有熄滅，反而因為霸主的病徵和掌舵者言行脱序，更接近燃點。華府現在面對的烏克蘭與巴勒斯坦危機，只是霸權秩序體內，地緣政治慢性病的延續。拜登雖指明中國才是主要挑戰，但如果無法從分裂社會與政治極化（polarization）中自救，僅繼續吃「例外論」的老本，依靠拉攏G7、北約、四方機制（Quad）與大灑幣等舊招，難免有合縱鬆散、外強中乾、通脹反噬的綜合風險。則第二個20年危機，未必不會再次走向大戰；其差別是，這次大戰有可能是人類「最後一戰」。

「接觸失敗論」的啓發：美中競爭性共存

特朗普執政後期，在對華政策辯論中出現了一個至今盛行的觀點：「接觸失敗論」（failure of engagement）。此論的核心是「接觸」未能導致中國「民主化」（即「和平演變」），反而被北京利用接觸獲得的資源實現和平崛起、熟悉國際組織領導權、甚至「富起來」，觸發體系權力移轉。接觸失敗論之所以過去沒有振作，據説是被另一個還未徹底失勢的「崩潰論」所稀釋。崩潰論否定中國可能崛起，反而認為崩潰會為西方帶來瘟疫、難民等「低端威脅」。但中國遲遲不崩潰，於是崩潰論又被「威權韌性論」（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取代。接觸失敗論某種意義上的同義詞，就是韌性論：善於學習與調適的中共，完勝了「接觸戰略」。據説接觸浪費的時間，正好被「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所用，耽誤了美國的優勢，又是20年。

但從1996年白宮發佈的《接觸與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來看，「接觸戰略」原本的精神是通過「競爭性共存」維繫優勢。2000年之後陸續出現的顏色革命，甚至後來的各地的「政權改造」，並不在接觸戰略的目標中。反而葉爾欽末期的俄國一蹶不振，使小布殊時代的美國更加自信，更常採用例外、單邊手段。可以説在錢尼（Dick Cheney）——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路線下，「接觸戰略」早已壽終正寢，剩下的是單極的全力擴張。直到奧巴馬上台，接觸戰略才有所恢復，但美國朝野分裂已經明確，世局也不復當年。

可見接觸失敗論者假設1990年代接觸戰略就是要在大陸搞「顏色革命」，是移花接木的謬誤。該論又假定中國「被接觸」後理應歸順美國秩序，又是刻意簡化問題的謬誤。畢竟不僅中國從十九世紀「被接觸」至今，從沒有全面接受西方價值，霸主美國也多半也是「例外性適用」自己「基於規則」的秩序。其他「被接觸」後民主倒退、民粹興起的東歐與亞、非、拉國家遍地都是，只突出接觸中國失敗，主因其實是中國不但未淪為「失敗國家」，還搖身一變，成為現狀秩序內第二大經濟體，站穩了「一超之下首極」的位置。

美中管控戰略競鬥，各方應戒慎冷靜

接觸失敗論的謬誤，其實證明了原本戰略目標有節制的「接觸論」，反而有利美國在競爭性共存中維持主導。完全拋棄接觸，採行蓬佩奧——班農式（Stephen Bannon）的超冷戰、推倒政權的對華競爭，不但很難削弱北京精煉百年的鋭利體制，反而將真正終結「自由國際秩序」。

不僅華府應該戒除例外論的傲慢與接觸失敗論的惶恐，北京也應該在百年黨慶之際，慎思中美戰略競鬥的風險。在當今瀕臨總體惡化、針鋒相對批判不斷的中美關係中，大陸的社會瀰漫着高估美國衰弱、低估華府有效合縱的氛圍，預期着容易在多個領域順利突圍，實現復興。領導層的奮發進取與民間的高調自信，更促進美國朝野與整個西方杯弓蛇影，偏好全政府、全領域，甚至全基督教世界的對抗政策。現實地説，當前美中兩強價值對抗與資源動員的態勢，恐怕正朝1900年後的英德關係接近，這對崛起一方明顯更為不利。

資深國關學者時殷弘認為鄧小平「相對審慎、國內優先、遇險退避、不憚讓步」的戰略遺產，也是當前美中透過有限接觸與危機管控，處理脆弱關係的特徵。只是礙於某些內政因素，最重要的「不憚讓步」最難達成。對中方，像是國有制與港台問題，涉及「總體安全觀」的政權安全與體制安全核心。對美國，激進進步派自由主義固然有助壓制特朗普粉絲，卻極可能重蹈過度擴張，既疏離某些重要的威權盟友，又迫使俄、中更加靠近。至於能否在20年危機之後抓緊西方聯盟，恐怕除了堪培拉、東京與目前「一邊倒」的台北，連歐盟都在未定之天。

中小單元夾處在激烈競爭的兩強中間，本來極為困難。如果兩強實力差距明顯，或者一方進攻用意明確，中小單元自然會選擇「一邊倒」。如果兩強實力接近中，但戰略意圖穩定，則中小單元仍有不使競爭波及自己的避險空間。若是兩強實力逐漸接近但戰略意圖缺乏共識，爭奪前線的需求和壓力便會大增，還會直接干涉第三方的內部秩序。如果前線中小單元因為身份與認同的強烈偏向，缺乏策略選擇的彈性，更可能先面臨生存風險。

1914年6月28日的前幾年，幾乎沒有人會相信，繁榮鼎盛的歐洲，會在短時間內陷入血腥的世界大戰。就是6月28日之後幾天看起來，衝突也將只限於「某個區域」，大國參戰顯得相當遙遠。薩拉熱窩的一個兇殺，彷彿僅是某地狂熱民族主義者偶然攪起的幻術，大國們會在最後通牒的壓力下，維持「競爭性共存」。當然，歷史告訴我們結局並非如此。幻術轉瞬間就變成了「八月炮火」，大火還燒到太平洋西岸，最終竟藉由巴黎和會，揭開了中共百年的序幕。

結構與地理規定了必然，但歷史仍在必然中，讓偶然適度發揮，稍稍驅散陰鬱的決定論。大西洋的八月砲火，在歐洲埋葬了三千萬軍民，在太平洋催生了美國百年霸業和中共的興起。現在挾帶核武的砲火幽靈來到太平洋上空盤旋，人們要藉助歷史擦亮眼睛，冷靜看清必然的構造，逃脱結構的獻祭，才能得到偶然的庇護。

（本文作者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