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中國戰略是否被「對華強硬」束縛了手腳？

當地時間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會談是自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後中美雙方的第一次外交會晤。雖然阿拉斯加與中美的地理距離相當，寓意着此次會談雙方應該秉持互相尊重且務實的外交態度「相向而行」。但就在會談前夕，華盛頓因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問題，對包括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內的中國內地和香港的24名官員進行制裁，使得雙方在會談開場就針鋒相對，火藥味十足。《獨立報》、《衛報》、《泰晤士報》等英國各大媒體甚至使用了「公開對撞」、「互相斥責」、「互嗆」等字眼對會談進行了報道。

中美雙方代表在會談首日的公開強硬表態是兩國發展軌迹衝突的必然結果，正如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衝突論》中所論述的那樣，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不僅體現在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還有文明、歷史等諸多複雜的原因。但是即使如此，也並不意味着崛起國與守成國一定要陷入惡性循環的鬥爭中。

回顧拜登上任後近兩個月的對華戰略，無論是從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提名聽證會上認同特朗普（Donald Trump）對華政策的表態，還是拜登的首次國務院外交政策講話中將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競爭對手」，抑或是布林肯首次出訪日韓時強調「有必要採取行動制衡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自信」，無一不證實着此屆美國政府正在部分繼承着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華盛頓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刻意營造對華強硬氛圍的趨勢，進而反過來限制了重新制定具有建設性中國戰略的思路。

迄今為止，所有特朗普政府遺留下來的重大中美雙邊問題如對台軍售、貿易關稅、華為被禁等問題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對此，美聯社分析華盛頓是在等待五角大樓應拜登要求而進行的「美國對華國家安全政策全面評估」的最終報告結果，並很可能以此為依據進行對北京的政策調整。

但是在等待的同時，中美關係仍然前景不明，因此美方邀請中方進行阿拉斯加會談是向中方伸出建立信任之橄欖枝的舉動。阿拉斯加會談的目的本就是拜登政府主導的一場儘量尋找雙方共識的理性舉措，也為中美雙方表達各自眾所周知的立場提供了絕佳機會。可以說會談的設想還是非常具有正面建設性意義的，也證明拜登政府是準備和中國認真溝通的，同時競爭也還要繼續，並且會回歸民主黨最擅長的遏制手段：與盟友形成統一對華意識形態陣線。

只不過美方為了刻意向美國選民塑造「對華強硬」人設，而在會談前夕「用力過猛」，再次因香港問題新增了對中國內地和香港24名官員的制裁，並在布林肯出訪日韓時頻頻針對中國發難。華盛頓此舉除了激怒中國和塑造拜登政府的「對華強硬」人設外，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制裁舉措最終導致雙方在公開致辭中陷入互相指責的氛圍，連會談最基本的預期都沒能很好完成。

雖然雙方在閉門會談中的結果和共識尚不可而知，但是公開給媒體的強硬表態仍令人感到惋惜。因為中美關係的好壞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比其他很多雙邊關係都大，可以說中美關係發展的軌迹將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如今面臨的全球挑戰的成敗，如：核不擴散和氣候變化。

而阻擋中美雙方在多領域合作的障礙則是兩國間的戰略不信任，兩個擁有着截然不同歷史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國家，因為缺少共同的敵人，自然會在這個以主權國家安全與利益為主的國際體系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緊張關係。但消除分歧的方法有很多，大多可以通過外交途徑閉門解決，而不是困在「對華強硬」的人設中，煽動兩國間的敵對情緒對美國的發展沒有任何積極影響。

拜登的中國戰略應該基於「理性競爭中求合作」的前提，尋求構建全新的中美合作戰略框架，制定切實可行的目標，而不是一味地通過挑戰中國的主權和內政底線來突顯戰略存在感。事實上，美國也一直朝着「競爭中求合作」的方向與中國展開接觸，只是在實際操作中屢屢因為尋求無意義的「對華強硬」，而再次複雜化了雙方尋求共識的可能性。

儘管中美雙方對阿拉斯加會談都保持着「會前不樂觀，會後不悲觀」的態度，但阿拉斯加會晤的意義仍然不能被低估，即便結果可能並不盡如人意，就像35年前的美蘇冰島會晤一樣，雖然當時列根（Ronald Reagan）與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不歡而散，但是兩國保持了近3年的對話機制，使兩國關係開始從對抗走向接觸。

願意開始對話，就是扭轉對抗局面的一個良好開端。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相互尊重、坦誠相待，以充滿建設性的方式妥善處理分歧。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外交性語言「建設性的方式」其實是在暗示美方停止在中國內政領域指手畫腳。拜登有很多方法可以向中國展示其「建設性」的誠意，比如扭轉特朗普時期終止學術交流、關閉領事館等極端做法。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送給拜登的「順水人情」，可供拜登向中國展示誠意的時候使用，關鍵是看拜登是否真的願意並且能夠掙脱「對華強硬」的束縛，從實際出發，與中國進行理性的競爭與務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