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1】世界秩序的新序章

在2020年開啟之前，無人預想到這一年將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動。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感染了逾7,200萬人、奪走了160萬條生命，還帶來了經濟衰退、脫貧進程逆轉等一系列巨大的次生災害，並對未來的經貿格局和世界秩序產生深遠影響——包括全球化加速轉型為區域化，以及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更加凸顯。

同時，這場全球危機還強烈衝擊了人們對於政治的認知，打破了過往以「政體」為中心的討論以及「民主政體必然更加優越」的迷思，突出了「治理」這一維度的重要性。若西方曾將蘇聯1991年解體一度視為「歷史的終結」，那麼2020年這場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或許是「世界秩序的新序章」。

愈發由區域化帶動的全球化

先從全球化的新面貌——區域化說起。事實上，自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高飛猛進勢頭已不復存在，其中資本跨國流動速度明顯放緩。據統計，外國直接投資（FDI）佔全球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3%，且亞洲、歐盟和北美在本區域內投資比例均有所上升，展現出資本的區域化趨勢。

如果說國際資本流動速度的下降，是源自金融危機的陰影及新興市場投資回報率降低的自然結果。那麼，西方國家因未能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製造業外流、大量藍領工人從中產階級跌落的問題，而導致民粹保護主義的興起，則對全球化進程造成了強有力的人為傷害，其中尤以特朗普的上台為甚。他四處發起關稅戰，阻礙世界貿易組織（WTO）運轉，還在科技、金融、貿易等方面尋求與中國「脫鉤」，嚴重破壞了全球化的基石——即低關稅壁壘、多邊爭端解決機構以及開放穩定的國際市場。

為避規中美政治和經貿衝突，不少企業開始探索轉移供應鏈，部分企業秉持「靠近市場」的原則，將在中國的廠商遷往越南等周邊國家；部分美企乾脆直接回遷至靠近母國的墨西哥；但更多商家仍然先選擇按兵不動。而新冠疫情的到來大大加速了供應鏈調整期。各國為防控疫情「封關鎖國」，使國際貿易大受打擊，尤其是對於生產鏈過於分散的企業而言，每一環節都面臨巨大不確定性。此次疫情過後，許多企業都無疑會尋求縮短供應鏈，從此前「遍布全球的長鏈」轉化為「更緊湊的短鍊」，以減少風險。

各國政府也深切體會到掌握戰略物品產業鏈的重要性。例如本土缺乏呼吸機供應鏈的美國，雖在3月底動用《國防生產法》要求多家車企轉行生產呼吸機，但這些臨危受命的企業效率顯然不及專業廠商，例如通用（GE）雖然在政府下命令之前就開始行動，但直到4月中才交付了第一批10台呼吸機，未能趕在第一波死亡高峰期前抵達醫院救急。拜登政府因此強調要將「關鍵物資的生產線轉移回國內」，許多有類似體會的國家想必也會如此行動。至於那些體量有限、無法構建完備產業鏈的國家，或許也會盡可能將關鍵產業鏈設置在域內周邊國家，至少可縮短運輸時間。因此，除去企業自發地縮短供應鏈，各國政府也會根據地理位置重新調整產業布置。

而15個西太平洋國家在今年11月終於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RCEP），似乎是全球化轉向區域化的最強信號，也使得西太平洋（或亞太）、北美（或整個美洲）、歐盟這三大經濟區域板塊鼎立之勢更加清晰。此前，西太平洋地區因種種原因，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程度遠不及北美和歐盟，也阻礙了其完整發揮巨大的經濟潛力，但疫情反而讓各國暫時拋開協議協商中的政治算計，聚焦於加強區域內合作及促進疫後經濟復甦，在這一想必今後域內還有更多利好的合作消息。

當然，RCEP的簽署並不保證區域化的進程將一帆風順，因為該地區的政治環境更加複雜，多國之間存在主權爭議，政治爭紛時常外溢至經貿領域，例如日韓去年因慰安婦及二戰勞工問題爆發的貿易戰，又如眼下中澳的緊張局勢。RCEP成員國如何管控政治分歧，避免因「政冷」導致「經冷」，條約中沒有給出解決框架，這便考驗成員國的智慧了。

與此同時，區域化也未必是全球化的受挫，它本就是全球化的一種表現。只不過人們以往對全球化的認知，更多在於生產鏈跨越七大洲八大洋的全「球」化，而未來數年人們對全球化的認知也將進一步發生轉變。

中國經濟主導地位越發突出

除了全球化向區域化轉變年的趨勢，今年的世界經貿格局還有另一大特點，便是快速復工復產的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愈發明顯。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自3月恢復生產以來，緩解了全球疫情期間產能不足的難題。據海關資料，中國在今年前三個季度出口了1.04萬億元的防疫物資，為眾多國家補充了珍貴貨源。除此之外，中國在疫期出口了大量自行車（避開公共交通的熱門代步工具）和電腦（因在家辦公上學而需求激增）等產品，滿足了他國消費者在疫情的諸多需求。

中國快速恢復經濟活動的好處不止在於出口成品，也幫助了在中國設有生產鏈的外企復產。可以想象，如果中國遲遲無法控制住疫情，經濟活動陷入长期停滞，全球生產活動將受到更嚴重的擾亂，各國防疫物資和各種必需品的缺口將更為巨大，產生更嚴峻的連鎖反應。

除了為國際貿易注入穩定力量外，中國的快速反彈，也使其有餘力去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積極幫助窮國延期償還債務，使其能將更多財力投入公衛健康以及經濟復甦。中國還在今年前三季度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入130.2億美元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29.7%，這樣的逆風投資為這些發展中國家注入動力，也部分抵消了其他外國企業撤資的負面影響。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統計，外國直接投資（FDI）在今年上半年驟減49%，而得益於中國的強勢復甦，發展中國家的FDI只減少了12%，扭轉了第一季度83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值）資本大出走的險境。

另外，中國也努力幫助打破西方富國壟斷疫苗的局面，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例如中國科興公司已率先為印尼提供120萬劑，明年1月再計劃提供180萬劑以及用於生產約4500萬劑的原料，以供當地自行生產。另外，中國也已經與巴西、土耳其、菲律賓、智利等國簽訂疫苗供應合同。這些舉措都鞏固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領頭地位。

總體而言，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預測，中國做為唯一一個今年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明年GDP增長可能達到12%，超過全球經濟增長總額的三分之一，成為世界經濟復甦的主要引擎，而相比之下，未能控制好疫情的歐洲和美國，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將少於其經濟份額。這意味着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趨勢愈發成型，傳統的歐美主導格局則進一步弱化，這一「板塊移動」雖然早已開始，但今年的疫情使之明顯加速。

各國反思治理能力

在上述兩個格局的變化之餘，民主國家高低迥異的抗疫水平以及中國抗疫模式的成效，還促就了外界對於政治制度的反思，認識到政治中「治」這一維度的重要性。

所謂「政治」，「政」者即制度架構和民意代表性，總統制或議會制，聯邦分權或中央集權，過去的政治學研究大多圍繞在這一方面。所謂「治」者，則是具體的施政能力，包括如何落實政策，如何完善資源調配，如何在危機關頭動員政府及社會全體力量。

西方主流輿論一直有着「民主制度雖不完美，但是現有最優解」的信念，並認為政府非民選的「獨裁」國家，因其官員是對上級而非人民負責，往往會選擇隱瞞危機，從而導致災難性結果。在疫情初始期間，中國的官僚機構也同樣出現了瞞報、懶政和不透明現象，許多中外觀察家因而推測這次疫情可能成為中國，尤其是中共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但事實證明，這次疫情反而似乎成了另一個「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國家」再度陷入一場因只在意自由而罹難的危機。

目前，許多西方國家已對民主國家的治理能力展開不少反思，例如美國民主黨內對於政治改革的討論越來越多，包括改革選舉人團制度，減少政治對司法的影響；廢除國會拉布程序以提高決策效率等等。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也打算對金權政治動刀，讓官員能真正反映人民的聲音，而非利益集團的聲音；觀其經濟施政方案，也愈發強調勞工、就業、產業政策等切實改革的議題。但這類改革，又囿於拜登未能同掌國會與白宮，難以真正推進。改進制度效率的願景卻為制度本身所束縛，能動性的缺失，也算是美國政制和政治文化的另一弊端。

不過，這次疫情是否能破除「民主制度必然更加優越」的迷思呢？可能並不如預期。有西方觀察者曾將中國的抗疫成就解釋為「疫情天然是獨裁國家的朋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也指出，中國的封城措施雖卓有成效，但過於極端，並不可取，民主國家應借鑒韓國的積極干預模式。許多美媒現在仍然執着於中國早期的疫情瞞報現象，而對此後的抗疫成效鮮少着墨，至於中國四處援助防疫物資以及為發展中國家優先提供疫苗的舉措，則被冠以籠絡人心、彌補疫情外溢惡果的「疫苗外交」之名。

由此看來，西方主流輿論雖然會因抗疫挫敗而反思自身治理問題，但並不會因中國的抗疫成績而對中國的體制有所改觀。不過在中國至少是內地，這次疫情經歷已成為國民士氣的又一次凝聚，一次「道路自信」的鞏固，這可謂是2020年政治思潮的一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