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土耳其與伊朗：殊途同歸的伊斯蘭抗疫路

截至5月4日，伊斯蘭世界共有超過35萬人確診，其中土耳其與伊朗尤其嚴重。土耳其已有126,045宗確診，3,397人死亡；伊朗則有97,424宗確診，6,203人喪命。病毒看似可怕，卻不過是引子。無論是伊斯蘭世界中較為世俗化的土耳其，還是堅守政教合一傳統的伊朗，此次疫情就如野火，以人命為薪，直燎兩國的社會基礎，既撼動固有宗教實踐，也激化階級對立與政治鬥爭，更令隱於其下的管治脆弱性暴露無遺。

綜觀疫情在土耳其與伊朗的爆發經過，可見一共同特徵：兩國皆錯失早期預警的黃金時間，未能提前部署，導致日後的病毒大擴散。

哨聲之下的若無其事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婦女被確診患上新冠肺炎，經醫生查問旅遊史後，表示自己剛從伊朗歸國。無獨有偶，周遭的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巴基斯坦與格魯吉亞等，也在幾日後紛紛通報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國內驗出有過伊朗旅遊史的確診患者。

反觀伊朗，當局雖於2月19日才宣布驗出兩宗確診案例，但依前述跨國傳染規模觀之，應早有社區感染現象。而細察伊朗本土頭兩起確診案例，這兩位患者恰有一共通點：全都來自什葉派聖城庫姆（Qom）。雖說病毒傳入庫姆的初始途徑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消息前，當地顯然已成疫情肆虐區，更令無數朝聖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載體，將病毒帶回故鄉。隨後疫情加劇，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蘭等大城的清真寺周五聚禮（Jummah），卻始終諱言對國內諸聖城的處置，就連面對擴散之源的庫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聖人數。直到3月16日，全國已出現14,991宗確診，853人喪命，伊朗政府這才下令封鎖庫姆與馬什哈德（Mashhad）的聖陵與清真寺，嚴禁朝聖，卻已錯過黃金封鎖時間。

另一方面，土耳其恰好被伊朗與歐洲兩大重災區夾擊，卻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驗出首宗確診案例。綜觀彼時鄰國疫況，除了正值內戰的敘利亞情勢未明外，東部接壤的伊朗已出現9,000宗確診，伊拉克、希臘、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保加利亞等也都有百宗以內的確診數。反觀被包圍居中的土耳其，不僅是世界級觀光大國，更有高達8,200萬人口，竟能獨善其身，顯然不符常理。可見不僅政府未仔細排查，就連民眾本身也掉以輕心。

但與伊朗相較，土耳其的早期防疫態度更為積極，其先於1月24日終止了由武漢飛往伊斯坦布爾的航班，更在2月3日取消所有從中國與伊朗飛往土耳其的航班，同時關閉對伊邊界，意圖阻絕輸入性病例，又於3月2日起拒絕伊朗、伊拉克、韓國、中國和意大利五國公民入境。

只是上述舉措看似快刀斬亂麻，卻防範不了五國以外的移民工與觀光客，且土耳其政府在宣布停飛與拒絕入境的政令後，便進入一段內部防疫空白期，既未要求人民注意防疫與健康狀況，也未關閉任何公眾場所，甚至直到周遭各國都已出現確診案例後，才於3月8日勉為其難宣布對公眾場所、學校與公交進行大規模消毒，並在伊斯坦布爾的公交車站放置洗手液。但由於人群往來依舊，故暫時性消毒顯然起不了什麼作用。

3月11日，土耳其出現第一例確診，政府終於在隔日宣布關閉學校與體育場，並出台遙距教學的政策；然而大多數公眾場合卻不在此列，於是人們便繼續過着近距離接觸的生活。而後隨着確診數持續飆升，政府終於下令關閉大部份公眾場所，但清真寺仍可在周五聚禮以外的時間開放，法令也僅要求人民「自願隔離」，甚至直到確診數高達5,698宗的3月27日，才發佈遲來的禁令，宣布取消所有國際航班，卻明顯已是緩不濟急。

雖然土耳其掌權的是名義上世俗化的總統，而伊朗切實掌權的是最高精神領袖，但由兩國疫情初期的輕率可見，政制差異的本並不一定能決定抗疫成效的末，本末的關係還是要靠人力影響去決定。

伊朗：信仰與病毒的衝撞

而在淪陷的圖景背後，正有兩位各有思量的國家領導人來回踱步。

2月21日恰好是伊朗四年一度的國會大選，政府為獲取足夠支撐政權合法性的投票率，便向民眾保證伊朗境內絕無疫情，甚至說出「患者不必前往醫院，在家休息喝水補充維生素就行」、「所謂新冠疫情，不過就是西方要讓伊朗恐慌的人造陰謀」等話語，更嘲諷武漢封城是一戰前的老方法。後來實是紙包不住火，這才公布了兩宗確診案例。

然而坦承出現疫情後，政府又面臨新難題：究竟該如何處置庫姆等聖城？這個問題之所以棘手，在於政府擔憂得罪底層群眾。在伊朗的政治光譜中，底層人民因難求分配正義，故往往都是宗教場域裏的保守派，其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外，就是作禮拜與朝聖。每到周五聚禮時，底層人民常至小區清真寺聽伊瑪目（教士）宣講，內容不僅包含宗教教義，也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充斥着「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口號。在底層人民的生活中，清真寺不僅是信仰依託，更是構築世界觀的重要場域。

共和國建政之初，底層人民曾大力擁護神權政府；但隨伊朗近年經濟急速崩壞，他們也開始站到政權對立面：2017年是因雞蛋漲價而暴動，2019年則為油價調漲而上街，後者更招致共和國建政以來最血腥鎮壓。然而政府也深知經濟沉痾短期難救，且恐怕還要繼續惡化，故只能寄希望於清真寺系統，讓其儘可能宣揚反美敘事，疏導底層人民的怨懟。但沒想到會在半路殺出疫情這個程咬金。

在得知政府封鎖馬什哈德的伊瑪目禮薩聖陵、庫姆的法蒂瑪聖陵後，底層人民果不其然火冒三丈，聚眾包圍清真寺，更不顧安全部隊圍阻，突破人牆、強闖入寺，直至政府派援才勉強撤出。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的擔憂成真了，但為防堵疫情，恐也只能如此。

土耳其：疲弱經濟再遇風雨

反觀土耳其，連年趨向伊斯蘭化的總統埃爾多安在疫情來襲的危局中，卻更為憂心該國本已疲弱的經濟環境。回顧疫情前的土耳其，正是經歷里拉重貶的劫後餘生，這場金融危機的遠因是長期的經濟過熱，以及政治力對央行利息政策的慣性介入。這時倘若再出現顆偶然的火種，便容易引發市場不穩因素的連環爆。不巧的是，經濟制裁恰好就扮演這類角色。

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税提升一倍，隨即導致里拉重貶20%，逼近崩盤。而市場的後續反應也恰如推倒多米諾骨牌般，一發不可收拾：外債危機、債務違約接踵而至，通脹與失業率宛如雪球般愈滾愈大，最終將土耳其崛起與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威望一同撞下神壇。

在疫情蔓延前，土耳其便已經歷近兩年的貨幣疲軟、高負債、外匯儲備減少與高失業率慘況，故埃爾多安在疫情初期不敢全面禁絕觀光，至今也未能強硬封城，只能下達適用於周末的48小時居家令，並在平日要求20歲以下青年、65歲長者不得外出，以求在維持經濟運作之餘，儘可能降低損害。

綜觀如今土伊兩國疫況，伊朗已和緩不少，且正帶病復工，政府也已宣布將視情況開放清真寺；土耳其則透過免費配給口罩、加強病毒檢驗能力等，將疫情控制在緩幅上升的境況。然而，艱難過後，這場疫情無論如何對土伊兩國也是一場慘痛的教訓。伊朗的政教合一使之在信仰與抗疫要務發生衝突時難以取捨；土耳其則犯了歐美多國對「遠在天邊」疫情掉以輕心的通病，以致近年挽救經濟的努力付諸東流。說到底，防疫抗疫是一個管治的問題，當管治能力不足、管治優次出了亂子，這兩個在伊斯蘭世界政制光譜兩沿的國家，也難免走上同一的抗疫命途。

上文刊登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土耳其與伊朗：殊途同歸的伊斯蘭抗疫路》。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香港01》周報於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