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蘇丹的統治危機：埃爾多安會輸給疫情嗎？

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權力路始於1994年的伊斯坦布爾，當年他以市長之姿，寫下政治生涯序章。2003年，49歲的埃爾多安出任土耳其總理，接着一鼓作氣連任三屆，並於2014年成為土耳其首任民選總統。2016年，土耳其爆發流產政變，埃爾多安趁勢收拾尾大不掉的軍隊，接着又在2017年推動修憲公投，廢除總理之位，使土耳其正式轉型為總統制，也讓自己登上權力頂峰。

在埃爾多安執掌國政的17年內，土耳其經濟蓬勃發展，並逐漸擺脱軍隊干政的陰影，埃爾多安不僅被冠以「現代蘇丹」之名，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詞。然而2018年的里拉重貶引爆外債與金融危機，即便埃爾多安向民眾信心喊話——「雖說外國投資者有美元，但土耳其人有真主」——卻依舊在2019年的地方大選失去伊斯坦布爾、安卡拉、伊茲密爾三大城，打擊不小。

如今的土耳其是新冠肺炎第七大疫區，截至4月26日為止，全國已有107,773人確診、2,706人死亡，政府因經濟考慮而未敢封城，只能透過免費配發口罩、建立方艙醫院、加強病毒檢測能力來控制疫情。但即使如此，病毒仍會重挫土耳其經濟，進而在埃爾多安的統治基礎上，留下難以治癒的鞭痕。

一切始於里拉重貶

回顧新冠疫情前的土耳其，正是經歷里拉重貶的劫後餘生。這場浩劫的導火線雖是美國製裁，卻也有「埃爾多安經濟學」的作用在其中。

在埃爾多安任內，其主打低利率的經濟政策，同時輔以招攬外資、挹注基礎建設等措施，使得市場高速運轉，同時帶動土耳其經濟飛速成長。由數據觀之，2003年埃爾多安剛上台時，土耳其的GDP尚停留在3,118億美元；2018年危機爆發時，則已飆升至9,098億美元，排名世界17。無獨有偶，2003年的土耳其人均GDP只有4,718美元，2010年時便已突破10,000美元大關。

然而，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土耳其的經濟數據看似耀眼，卻暗藏內生危機。首先，經濟過熱本就容易引發通膨、資產泡沫與經常帳赤字，2016年土耳其的經常帳赤字已有331億美元，2017年又上升至473億美元，2018年則已攀升到516億美元，為世界最大的經常帳赤字之一。

此外，埃爾多安經濟學主打的並非只有低利率，還有政治對經濟的高強度介入。在埃爾多安執政期間，其以「央行不能特立獨行、無視總統」為由，屢屢插手金融體系，強迫央行隨自己的喜好降息，以配合政策並收買民心，更標舉伊斯蘭主義話語，稱加息為「宗教禁忌」、「叛國行為」。以上種種除會嚴重干預金融體系外，也令市場長期處於不自然過熱狀態，這時倘若再出現顆偶然的火種，便容易引發市場不穩因素的連環爆。不巧的是，經濟制裁恰好就是這類角色。

2018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税升為兩倍，隨即導致里拉重貶20%，逼近崩盤。而市場的後續反應也恰如推倒多米諾骨牌般，一發不可收拾：外債危機、債務違約接踵而至，通膨與失業率宛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終將土耳其崛起與埃爾多安一同撞下神壇。

在疫情蔓延前，土耳其便已經歷近兩年的貨幣疲軟、高負債、外匯儲備減少與高失業率慘況，經濟與金融體系本就脆弱不已，卻又遭致疫情打擊。如今的土耳其是舊傷未愈、新傷又增，即便埃爾多安為保護經濟而避免封城，卻依舊難挽旅遊業產值蒸發、里拉狂跌的事實；而疫後的高失業率與產業空洞，想必也會是場難纏的經濟硬仗。

從土耳其之子到後新冠政治

而在新冠疫情前，埃爾多安的執政生涯並非從未遭遇挑戰，只是其往往能化險為夷。

為解決軍隊干政問題，埃爾多安首先拉攏伊斯蘭領袖居倫（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好藉其威望來分食軍隊在民間的影響力，再多次以＂民主改革＂之名，暗中將軍隊在文官系統內的勢力連根拔起，同時架空多名高級將領的實權。2016年，土耳其發生疑似自導自演的流產政變，雖說整起事件真相未明，但埃爾多安仍趁勢進行政治清洗，整肅範圍遍及學界、媒體界、司法界與軍界，導致有十幾萬名公務員、軍人與學者被迫去職，軍方輝煌可謂一去不復返。

而當初被用以制衡軍隊的居倫勢力，也早在埃爾多安站穩腳跟後秋扇見捐，不僅一夕淪為反政府組織，也備受土耳其公權力打壓，相關人等盡皆入獄。這些年來，埃爾多安收編軍隊，打壓居倫與文官體系，可謂掃平國內所有反對勢力，儘管政壇上仍有反對埃爾多安的政治人物，卻大多不成氣候。若非遇上里拉重貶，或許蘇丹寶座還能再穩固些時日。

2019年3月31日，土耳其舉行里拉危機後的首次地方大選，果不其然，埃爾多安嚐到了慘勝的苦澀。在全國81大省中，埃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雖仍維持多數統治，但只拿到39省的執政權，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許多；更被共和人民黨（CHP）連下三城，奪去伊斯坦布爾、安卡拉與伊茲密爾的執政權。平心而論，土耳其人並非真對CHP有所期待，而是不滿埃爾多安的經濟表現，故而將選票一股腦地灌給反對黨，這才給其崛起機會。

而在新冠疫情下，埃爾多安與CHP的對峙再次升温。以封城措施為例，出身CHP的伊斯坦布爾市長伊馬姆奧盧（Ekrem İmamoğlu）要求中央對伊斯坦布爾封城，但得到的回應是：「政府必須確保產能，且倘若民眾能自主居家，便無封城必要」，明顯是讓對手碰了軟釘子。

此外兩人甚至連募捐都能互別苗頭。伊馬姆奧盧於3月底發起「我們會一起成功」的募款活動，呼籲大眾救濟底層人民；然而埃爾多安也發起了性質類似的「全國團結運動」，並帶頭捐出7個月的工資，接着宣布「我們會一起成功」為非法募捐活動，進而凍結此賬戶。然而雙方的鬥爭，民眾都看在眼裏。

據麥肯諮詢集團（MAK Consulting Group）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約有63％的受訪者認為政府的抗疫政策「成功」，有24％的受訪者認為「不成功」，顯然埃爾多安的策略仍有一定市場；但再細問為何成功、為何失敗時，民眾的答案也很實際：多數受訪者認為，政府於疫戰中最成功之處，就是提供免費治療與配給口罩，但最失敗處則是阻止市政當局舉辦募捐活動。

這場疫情不僅重挫土耳其經濟，也加劇埃爾多安大權旁落的焦慮。病毒入侵國界後，權力洗牌的號角也同時響起，於埃爾多安而言，此次風浪或許大過里拉重貶，卻也暗藏「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的契機。蘇丹能否攻克2023年的總統大選？或許疫情就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