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拉斯《死亡之病》：若你問愛情為何致死，注定你不理解愛情

也許每個女人多少都應該讀一次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小說——那個總能以「愛」作為言說與書寫策略；龐大的歷史或創傷的記憶，皆能以一個「愛情故事」作為輸出，情意至深，卻總是冷靜而睿智地止筆。

杜拉斯的作品中，較廣為人知的應數《情人》與《廣島之戀》。在半自傳的《情人》中，她大膽地揭露自己於15歲時與一個中國富商之子在法殖越南相戀、發展出一段現代大概會理解為sex partner的關係；而在《廣島之戀》中，則是已婚的法國女演員在廣島與當地的日本男子一夜纏綿的故事，卻無意中揭露出她曾在二戰期間與納粹軍官相愛、其後因此受辱的創傷記憶。

雖然暴烈而冷冽，但杜拉斯從年輕到老去，追求者不斷。猶如她在《情人》中那段著名的開首段落：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裡，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意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年老的她依然美艷不可方物，那種美艷早已與容貌無關。在杜拉斯66歲那年，那個持續五年來不斷給她寫信的27歲青年揚‧安德烈亞（Yann Andrea Steinerd）正式成為她最後一個情人。杜拉斯對揚有著病態的佔有欲，渴望得到他所有的臣服；揚將一切都奉上，完全接受她熱切的愛意或盛怒之下的摒棄，唯獨身體——他是一個同性戀者，唯一忤逆杜拉斯的時候，就是他需要找男性伴之時。

杜拉斯晚年之作《死亡之病》，便是以自己與年輕戀人揚的關係為靈感開展的小說。

福柯在談杜拉斯時，認為她的小說像布朗肖：總是在做減除，直至某種東西，作為一種人的呈現，漸漸成形。這種人的呈現，躲藏在自己的動作、自己的目光後面，而後消失，只剩下一點亮光。它又映襯着另一個亮光，直至這最後一點回憶也被減去了。

福柯對杜拉斯與布朗肖關係的判斷是那樣睿智，但二人之間，並非簡單的像與不像（正如「邂逅」的過程與結果或許無用，但必有冥冥存在，才能接通不可言明的機緣）。縱然那可能只是自我中心的無用結合，我依然願意嘗試以布朗肖作為進入《死亡之病》的路徑。

死亡之病降臨的「另一種夜」

男女二人共處於仿似連綿無隙的夜，或是說，因為二人的相遇，夜變得連綿無隙——「你」是從未有過女人的同性戀男人，「她」是萍水相逢的女人；「您」付費讓女人每日到來，「你」想知道女人身體的觸感，想為性器覓那個、其他人所說的「由上帝度身訂造」的藏身之所，那個「世界之源」；「她」說自己不是妓女，卻願意討價還價地索要更昂貴的金錢，陪伴「您」實行這「愛的嘗試」。

布朗肖對「夜」同樣情有獨鍾。他把「夜」分為兩種。一種是呈現接納的姿態，讓人在其中安息，睡眠或死去，它為白天提供儲備，讓白天得以在幽深處以閃爍的光芒呈現自身，它是白天的辯證運動的一部分，並且是世界饋贈，是世界向眾生提出的保證：你們最終能歸回命定的同鄉，與世界混為一體。這是普同的夜。還有另一種夜，是「一切都消失了」的呈現。夜的本質，就是讓物事在無光中消隱，成為不可見之物。但是，另一種夜就是這不可見之物的呈現，並且使人無法停止觀看。它讓人總是置於外部。它是無真實性的夜，但它不撒謊；不是知覺中迷失的混亂，但人無法從中清醒。人無法與這樣的夜結合，它無所休息，卻似乎與死亡密不可分。另一種夜始終是他者，聽到它的 、接近它的人，亦成為了自身的他者——他將聽到自己步履的聲音在無光的穴道迴盪，那空無的回聲，就是等待他來臨的在場（present）。

《死亡之病》中的男女邁入的，正是這另一種夜，女就是其中不可見之物的呈現。「她」對男人而言，並非存在，只是形象——一個女人的形象，「她」作為自己並不存在，只有一個「女人」的輪廓。在一個女人的形像中，「她」消失了，變成了無光的穴道，允許男人進入（「一晚又一晚您進入她性器的幽暗裡，不知不覺地您走入這條不透光的路上」）；男女從未對話，「她」的聲音並非對話中的回應，那只是男人尋覓自我時發出的回音；男人期待以這些聲音作為引路的導向，嘗試回到那可能安息的地方，找到擺放自己身體與愛的位置。

總會有這樣的一個時刻：你閉眼期待意識滑入無光的睡眠，期待夜如羊水般將身體包覆，期待張眼迎來的第一道光——是原初的創世之光，關於世界的新生，或更直接地說，自我的新生；我們總會在某一時刻期待著重新開始，期待一種改頭換面，如蛇從細長而混濁的皮囊中蜿蜒而出，蛻去所有的經歷與傷痕，再次成為完好的、不同於現在的人。

但是，女人的到來與重生與復活無關，與男人的期待大相徑庭。「她」是另一種夜的產出，是人們愛情常規之中的剩餘。「她」在任何時刻都能安然睡去，在夢中快樂地載有另一個男人。「您」只能看著「她」沉沉睡去。女人身體的氣味佔據了夜的味道，她愉悅的呻吟與低喘氣佔據夜的聲音，她的夢成為了包裹「您」的黑暗。而清醒的「她」猶如死亡的本質：不斷向「您」預告著死亡之病來臨的徵兆，在「您」為自己哭泣或尖叫時不為所動，倒數著終將結束的日子，逼使「您」不斷回溯曾經有過的經歷。她以不可逾越的眼神，如同死者放大的瞳孔，告訴「您」，那是可怕的事情。

或者可以說，男人本身並不構成死亡之病，病患是緣起於二人共處的夜晚，緣起於女人開始指認：「那是死亡之病」的時刻。雖然要見罪於不少平權人士，但杜拉斯認為，同性戀是大災難的開始，因為他們不事生育，更是要將女人殺死：《死亡之病》中的「您」讓「她」不要尖叫，讓「她」沉默，讓「她」閉上眼，「您」甚至忘記了「她」的名字，「因為您一點都不懂她，您就說她對您一無所知」——女人在此，成為了「死亡」臨在的肉身，變成不可解又不可動搖的屍首。

就是在這樣的結合當中，「她」教會男人欲求（欲求女人，欲求自己缺乏之物），教會男人失去（那種即使借助白日璀璨之光亦不能尋回的失去）。「死亡之病」是在女人離開後，真正降臨到「您」身上。

男人如何讀《死亡之病》

布朗肖在《不可言明的共通體》在以杜拉斯的《死亡之病》談「情人的共通體」。這個情人的共同體與羅蘭·巴特於《戀人絮語》中所說的「戀人隊伍」完全不同。對巴特而言，理想的戀人關係就像一組絕對合法、允許無差別互換的詞語；二人處於這組夢幻詞語的結合當中，得到無止境的擴展可能（因為「一」等於「全」，「你」等於「所有」），互相成就對方的完美形象。

杜拉斯說巴特是「無愛……甚麼也不是，甚麼也沒有的，可愛的人」——的確可愛，但是卻因為從未經歷青春愛情的危險，因此不可能讀懂一個女人，或讀懂一個女人的小說。那麼布朗肖呢？是一個能讀懂她的「男人」嗎？杜拉斯在〈男人〉中如是說：

「有些人，從彼得·韓特克到莫里斯·布朗肖，都認為《死亡的疾病》是　對立於面對女人的男人　的。這樣說也未嘗不可。我說，如果男人是在這一點上對《死亡的疾病》發生興趣，那是因為他們從中更多地揣測到與他們相關的甚麼東西。他們居然有所發現，這很了不起。同樣不同於一般的是，有些人在The Malady of Death（《死亡的疾病》）中並未看到有一個處在許多面對男人的男人中的男人，而且進一步，確實有一個以十分明確的方式僅僅面對女人的男人。」

是時候回到布朗肖對杜拉斯的解讀。布朗肖認為《死亡之病》中的情人世界是被外界遺落的領域，在其中，男人與女人的存在是各自孤一並注定不可能迎接愛之降臨，但正是依靠這種微妙的「災異」，二人達成了出「對『共通』之迫求」。由是者，布朗肖從這一共通體的構成與特徵，延伸至政治共通體：這種以「異」立存、置身功利得失以外的、並且注定煙沒消散的共在狀態，正是其可畏之處：「它不讓自身被人把握，它既消解社會現狀，又倔強固執地用一種不受法律限制的至尊性來重新發明現狀，因為它在否認現狀的同時，也把自身維持為現狀的基礎」。

杜拉斯大概是滿意布朗肖前半段的解讀的，只是後面關於政治共通體的延伸，對杜拉斯而言，那就是男人的事情了（「他們從中更多地揣測到與他們相關的甚麼東西」）。《死亡之病》的主旨，在於杜拉斯與比她年少三十八年、並且是同性戀者的情人揚‧安德烈亞的關係：那樣瘋狂的愛，但是無能帶來任何改變，對對方無所期待，沒有孩子，沒有將來。這段狂熱畸戀的產物最後被布朗肖挪用，成為他回應法國哲學家尚-呂克·南希的《解構共同體》時援用的例子。Kuisma Korhonen在Textual Friendship: The Essay As Impossible Encounter From Plato And Montaigne To Levinas And Derrida中指出，上述的文本流串，讓《死亡之病》成了這樣的一個寓言：文本之間的相遇，以至文人之間的相知、愛人之間的邂逅，終究都是自我中心且不切實際的結合，恆常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參考資料：

福柯：〈 關於瑪格麗特·杜拉斯〉，帕特里斯·馬尼利耶等著，謝強譯：《福柯看電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杜拉斯：〈男人 〉，杜拉斯著，王道乾譯：《物質生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

杜拉斯著，歐嘉麗譯：《死亡之病》，香港：M+，西九文化局，2015年。

布朗肖：〈 靈感〉，布朗肖著，顧家琛譯：《文學空間》，上海：商務印書館，2003年。

Korhonen, Kuisma. Textual friendship: The essay as impossible encounter, from Plato and Montaigne to Levinas and Derrida. Prometheus Books, 2006.

黎子元：〈布朗肖與不可言明者：從情人共通體到政治共通體 〉，01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