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布朗肖專題】「書寫根本不把書作為它的目標」

作者：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譯者：尉光吉。

布朗肖誕辰110周年，也適逢他13冊簡體譯作出版完結。這位渴望自我消隱的批評家和哲學家、自言「一生完全奉獻於文學以及屬於文學的沉默」的小說家，如是在中文世界矚目又悄然地亮了相。01哲學以此為契機，推出布朗肖專題，藉報導訪談、書摘、書評等系列文章，聚焦此一20世紀法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中無法迴避的巨大存在。今日推出《無盡的談話》（L’ENTRETIEN INFINI）（2016年9月版）的片段節錄，布朗肖談論有關書寫的召喚。本文獲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書目簡介

《無盡的談話》如此的厚度或許證實了標題的「無盡」之意。但「談話」是什麼？一種言說的需要，一種寫作的迫求。在和列維納斯、勒內·夏爾、米歇爾·傅柯、喬治·巴塔耶等人的無形的談話中，他者和斷片的言語激發了一場走向極限的逃逸運動，這既是對未知的外部空間的迎接，也是對形而上學陰影的脫離。因此，不再只是純粹的文學批評，布朗肖意圖在談話中容納哲學、倫理、藝術和神學在內的諸多思想之可能性。「談話」是書的半成品，尚未成為有作者簽名和封面包裹的書。在這些字字珠璣的談話裡，布朗肖與作家和哲學家之間的機鋒為我們理解法國當代思想提供了一把關鍵的鑰匙。

關於書寫，至關重要之事情為何？

當然，總有書在各個國家以各種語言出版，一些被視為批評或反思的作品，而別的被冠以小說的名號，另一些則自稱詩歌。這樣的規定很有可能會持續下去，就像書的概念被窮盡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仍然會有書一樣。然而，我們必須做出這樣一則評論：自馬拉美（把這個人還原為一個名字並把這個名字還原為一個標誌）以來，傾向於讓這樣的區分顯得枯燥無味的事情在於，某種東西的經驗，經由它們並且比它們更為重要地，顯現了出來，那就是我們帶著一種更新了的嚴肅，並用引號來繼續稱呼的「文學」。散文、小說、詩歌似乎在那裡被寫下，只是為了允許文學的勞作（如今被視作一種獨一的力量或一個至尊的位置）得以完成，並通過這樣的勞作提出一個問題：「在藝術或文學這樣的東西存在著的事實中，至關重要的事情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極其緊迫的，並且是歷史地緊迫的（在這裡，我指的是《文學空間》和《未來之書》的一些文本，還有一篇題為《文學與死亡的權利》的文章），但一種唯美主義的世俗傳統已經掩蓋並將繼續掩蓋它。

我不會說我們已經走出了這個時刻：這幾乎沒有什麼意義。不論我們做什麼，不論我們寫什麼——宏偉的超現實主義的經驗已經表明瞭這點——文學都佔有了它，並且我們仍處在書的文明中。但文學的作品和研究——讓我們保留「文學的」這個描述性的形容詞——加劇了文學所庇護的原則和真理的一種不安。這種和知識、話語、政治鬥爭所提供的某些可能性相關的勞作已促使語言的問題浮現出來，雖然這不是第一次（因為重復，永恆的再次溫習，是它的本源），而是以一種更加持續的方式，就像這些作品所肯定的那樣；那麼，通過語言的問題，另一個或許顛覆了它的問題也浮現了出來，而隨這個問題一起到來的是一個今天表面上被輕易接受了並且顯得平常的詞語，但僅僅幾十年前，在其中性的單純當中，它被刪得最多並且幾乎是不合理的：書寫，「這書寫的瘋狂遊戲」。

書寫，書寫的要求：不再總是（通過一種絕對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服務於所謂理想主義（也就是，道德化）的言語或思想，而是通過其緩慢釋放的固有之力量（缺席的即興的力量），似乎僅僅致力於其仍然不一致的自身，並逐漸地引出全然他異的可能：一種無名的、消遣的、延異的、離散的關聯方式。由此，一切都受到了質疑——首先是上帝的觀念，自我的觀念，主體的觀念，然後是真理和唯一者的觀念，最後是書和作品的觀念——因此，這種（以其謎樣的嚴格性來理解的）書寫根本不把書作為它的目標，而是標誌了書的終結：一種可以說外在於話語，外在於語言的書寫。

書寫的暴力

又一個需要闡明或製造困惑的詞。當我說「書的終結」，更確切地說，「書的缺席」時，我指的不是這麼多專家關心的通訊的視聽手段。如果一個人停止書的出版，而代之以聲音、圖像或機器的交流，那麼，這絕沒有改變所謂的「書」的現實；相反，語言，如同言語，會因此愈發地肯定它的主導性以及它對一種可能之真理的確信。換言之，書總指示一種服從於統一的秩序，一個觀念的體系，那個體系肯定了言語之於書寫的優越性，思想之於語言的優越性，並且承諾：交流有朝一日會是直接的和透明的。

那麼，書寫有可能要求我們拋棄所有這些原則，也就是終止並完結一切擔保我們文化的東西，這不是為了讓我們以一種田園牧歌的方式轉身，而是為了讓我們實現超越，也就是走向極限，以便試著打破圓環，圓環之環：觀念的總體——它奠定了歷史，它在歷史中發展，並且它的發展就是歷史。書寫，在這個意義上——在這樣一個方向上：沒有任何的摸索、松懈、轉動和迂迴（此處放置的一篇篇文本一起承擔了這些東西的蹤跡，並且，它們的興趣，我想，就在於此），就不可能僅僅維持自身，甚或以全體的名義維持自身——假定了時代的一種根本的改變：打斷，死亡本身——或者，誇張地說，「歷史的終結」。書寫以這種方式穿越了共產主義的來臨，共產主義被視為終極的肯定：仍然總是超越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書寫就這樣成了一個可怕的責任。書寫被不可見地召喚著去瓦解這樣一種話語：不論我們相信自己多麼不幸，只要我們還支配著它，我們就仍被舒適地安置在裡頭。從這個角度看，書寫是最大的暴力，因為它僭越了法則，一切的法則，甚至它自己的法則。

（註：本文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