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港版國安法」箭在弦上　香港的下一個「十年」

在Google中輸入「香港十年」關鍵詞，多數搜索結果與一部名為《十年》的電影相關聯。2015年12月，聚焦香港人權、民主、言論自由以及香港獨立、自決等敏感政治話題的電影《十年》上映，最終累積票房突破600萬港元，並獲得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雖然電影將目光鎖定於「未來」，但卻無處不在與「當下」的對照與投射。該電影譭譽參半，譽者稱其為香港社會的「預言書」，毀者則將其斥為不值一提的「思想病毒」。

檢索結果之外，「香港十年」還有另外一個被人忽略的版本——2007年，時值香港回歸十週年，中央電視台推出大型紀錄片《香港十年》，全景式地呈現了香港回歸十年時間裏的變與不變。在這部官方紀錄片中，動感、活力、時尚是屬於這座現代化城市的關鍵詞，鏡頭前從政界到普通港人都無一例外從迴歸中感受到了驕傲與自豪，人們對「港人治港」信心滿滿，「一國兩制」這一制度設計也被證明不僅是前瞻的同樣也是偉大的。

一個是港人呈現出的「十年」，這個「十年」裏，充滿了抗爭、暴力、絕望、迷惘；一個是官方推出的「十年」，這個「十年」裏，則是滿載着活力、喜悦、成功、驕傲。究竟哪一個「十年」更貼近真實的香港？香港的下一個「十年」，又會是何種面貌與圖景？

站在不同的時間節點和歷史座標，的確會看到全然不一樣的香港。2007年，香港回歸十週年之際，香港正沿着既定的繁榮與發展的軌道高速前進，人們似乎有理由對「一國兩制」充滿信心，緊隨其後的2008年，陸港關係更是因為汶川地震、奧運會達到空前的高點；2015年，剛剛經歷過佔中運動，在社會矛盾與撕裂難以彌合的關頭，看不到希望的港人產生絕望感也在情理之中。而站在2020年這個節點，尤其是當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將所有人都推入世界大變局的歷史座標中，重新審視與反思香港的這兩個「十年」，進而思考如何帶領香港走入下一個更積極的「十年」，尤為迫切和重要。

以今天的座標回看香港回歸至今的23年，對各方來說，香港都成了一個複雜的存在，因為很難單向度地以成功或失敗來定義。唯一僅存的「共識」是，香港正在被深層次結構矛盾所困，而且已經一步步走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若論誰該為此負責，港府、建制派、泛民以及北京涉港機構等各方都難辭其咎。而在所有「責任人」中，北京無疑又是處於中心的那一個。

香港當年回歸，鄧小平將原本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用在香港身上，是基於很實用主義的考量。按照鄧公當年的想法，香港主權這一核心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留待以後慢慢解決。可現實情況是，香港回歸這一事件本身，讓很多潛在的問題無限期的擱置下去，甚至某種程度上延誤了香港問題的爆發，比如國民教育的問題，再比如去殖民地化的問題。再加上港英政府在離開之前埋下不少「雷」，進一步加劇了這些遺留問題。因為「問題」一直被遮蔽和延誤，所以回歸之初的幾年時間裏，北京一直抱持着「不干預」和「河水不犯井水」的對港政策。

此階段唯一一次的「干預」，是在1998年金融風暴之際，彼時香港金融體制受到國際炒家的攻擊，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要求香港的中資機構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護盤行動，成為香港戰勝金融風暴的後盾。此一「干預」，當時被認為是對未來政治市場最新且最有效的投資，但不料想後來連帶着SARS期間的物資援助之舉，成了內地民眾判定港人忘恩負義的有力證據。

一直到2003年，因23條立法問題導致50萬人上街，讓北京第一次認識到原來「不干預」之外還需要「有所為」。可因為對於23條立法的反對聲浪很快退潮，再加上隨後幾年北京陸續釋放的「善意」，比如通過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放寬自由行加速香港經濟好轉，以及2007年承諾的普選時間表，讓香港問題再次擱置下來，北京涉港機構也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有所為」就可以掛一漏萬，大功吿成，接下來只需要坐等2017年的普選。

遺留的問題和矛盾並沒有因為經濟上的好轉和政治上的承諾而自動消解，反倒在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港鐵進食、小孩隨意大小便等矛盾中走向撕裂。香港甚至一度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驅蝗運動」，對內地的反感和敵視程度可見一斑。再後來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讓北京第一次切實地意識到，再不調整對港政策，再不加強全面管治權，香港問題或將積累成為大問題。北京的底線，也從鄧小平時代「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全面轉變為「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這樣的底線之變，在沒有任何矛盾時不被很多人感覺到，可是當2014年北京首次就香港「一國兩制」落實發表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制權」，以及全國人大推出政改方案連落三閘，並由此引發持續近百天的佔中運動後，矛盾和問題開始集中噴湧。至此，港人心底的那根刺，已經越扎越深，對北京的不信任甚至恐懼感，在經濟優越性不再的參半下，日益成為一個「火藥桶」，只要有零星的火苗，就能一觸即發，釋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

但佔中運動以及隨後的旺角騷亂，並沒有真的叫醒一些裝睡的人，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和矛盾隨着運動的平息再次被表面的穩定和繁榮所掩蓋。甚至於，當街頭運動不再，「一地兩檢」在些微的爭議聲中順利通過，再加上廣深港高鐵、粵港澳大灣區等形成的經濟上的融合態勢，讓很多人錯誤和樂觀的估計，香港已經走出泛政治化的泥沼，開始向經濟民生全面進擊。港府在沒有充分徵詢各方意見的前提下，貿然啟動對於《逃犯條例》的修訂，最終引燃了曠日持久的反修例運動，不正是「錯誤和樂觀估計」的結果嗎？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反修例亦是如此。至少時下來看，正是修例風波引發的民意海嘯，讓各方都無法再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北京方面也從以往的「不作為」、「有所為」轉而開始更加「積極有為」，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涉港部分對於香港究竟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的頂層設計，駱惠寧、夏寶龍先後高配中聯辦、港澳辦形成的「夏駱新局」，中聯辦發言人制度的重啟以及兩辦針對香港問題的積極發聲表態，都不難看出北京已經徹底轉變治港思路。

不消說，這樣的轉變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回看過去23年的經驗與教訓，北京理應意識到，今天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不是回歸之後才產生的，而是早在回歸前就已經埋下，而且長期被表面的發展與繁榮所掩蓋，愈發積重難返。換言之，主權回歸從一開始就不意味着香港問題的解決，反而是一系列問題的開始。正如台灣左翼學者陳映真所言，無論是台灣還是香港，「統一」、「回歸」並不只是一個主權問題，也事關改變冷戰形成的殖民結構的問題。主權的回歸最為關鍵，但「人心」的回歸則是一項需要持久努力的工程。

回到開頭的話題，香港的下一個「十年」會被如何記錄，是延續港人眼中的「十年」脈絡，被暴力、抗爭、絕望所籠罩，還是能漸次融入中央電視台「十年」中的積極向上與同舟共濟，這取決於當下各方如何直面香港的問題與矛盾，取決於香港的二次回歸，也即人心回歸能否真正實現。而要做到這一點，非得來一場刮骨療毒的全面改革不可，而改革的前提是，必須將香港問題放在更長的時間脈絡中去思考，必須認識到什麼才是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必須在對港全面改革的同時勇於「自我革命」。

香港的下一個「十年」，已經為期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