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百年變局下的政治雷區 港台問題的特殊與緊迫性
近期中央在香港問題上動作頻頻，引起了政情觀察人士的注意。《多維新聞》發表了題為《百年變局下的政治雷區 港台問題的特殊與緊迫性》的評論文章，文章指，當下正值百年變局，形勢複雜多變，而港台問題又有其特殊性和緊迫性，處置不當，可能影響巨大，對中國發展可謂「雷區」，中共領導層採取了一系列動作「排雷」。
以下為文章全文。
從年初的兩大治港機構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雙雙易帥並進行架構調整，到4、5月份「兩辦」落實積極「一國兩制」先後就香港立法會內委會泛民「拉布」事件和「五一」後「重啟街頭戰」暴力「攬炒」發聲，都顯見中央已然在密集調整治港戰略和策略。
事實上，中央當下這種主動的轉變並不突兀。須知，今天香港問題乃至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在當前的國家戰略中處於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而倘若這一問題未能得到及時的圓滿的解決，那麼中共非但難以兑現其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政治承諾，而且在當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恐怕還會埋下始料不及的「政治地雷」，在應對未來中國和世界局勢劇烈變動時陷入被動。尤其是前者，港台問題的存在是觸碰中共執政合法性和政治權威地位的敏感話題，這因為國家統一不僅是中共及其領導人習近平兩個「一百年目標」主動承諾的題中之義，還是中國近現代國民意識的當然認同價值之一——誰無法完成誰就無法向歷史交代。
「拖無可拖」的港台難題
中央在香港問題決意出手，不再坐視不管，實有其必然性。首先，香港回歸以後泛政治化傾向明顯，「七一遊行」「六四燭光晚會」等等幾乎全年都有街頭政治的影子。但是，今時不同往日，今天香港街頭運動已經讓很多人感到不安。從「佔中」運動到反修例運動，再到今年「五一重啟街頭戰」，街頭政治形式的暴力化傾向及其影響的擴大化，已經在挑戰中央的底線。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信號。僅以2019年反修例運動來說，暴力示威者癱瘓交通、佔領立法會、攻擊香港中聯辦，其若干行為在中央看來已然具有恐怖主義特徵，彼時外界已經嗅到中央可能動用香港駐軍甚至乃至武警「平亂」的氣息。到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一度迫使香港街頭運動陷入低潮，但「五一」後暴力再現。
對此，假如說以往中央尚可以打着「河水不犯井水」的旗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當下的情勢發展已經絕不允許了。所以，5月份港澳辦和中聯辦的公開表態已經發出了極其明確的警吿，「『黑暴』『攬炒』是香港社會的政治病毒，是『一國兩制』的大敵。『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寧。中央絕不會坐視這股破壞性力量肆意癲狂。」
其次，從香港本身的處境來看，正如上文所說，泛政治化已經將香港拖至黑暗的深淵。根據官方的報道，香港的街頭政治運動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香港經濟已陷入深度衰退」，不僅亞洲金融中心和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遭遇重創，普通的香港民眾亦必要為之付出慘重代價，更無從談起日積月累的社會兩極分化、青年時代迷惘等社會深層次問題的解決。所以說，今天，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香港看來，香港社會的不穩定不僅僅是陸港矛盾或者官民對立的問題，而是數百萬香港居民和香港未來前途何去何從的大問題、根本問題，無休止的泛政治化運動，包括最激進的「勇武派」街頭暴力，也包括最温和的泛民主派以「和理非」運動搞攬炒，都讓人們意識到現狀已經到了不能再繼續去的田地。持續超過半年時間的反修例運動暴露了香港問題的緊迫性，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香港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這迫使所有人必須站隊和表態。
其三，1949年中共建政，基本完成了近代中國革命所追求的國家統一目標，但直到今天兩岸依舊分治，且大有從官方到民間愈走愈遠之勢；港澳雖然相繼以「一國兩制」形式實現版圖上的回歸，但香港今天的政治混亂、社會矛盾重重且國際地位衰落，強烈地動搖着「一國兩制」政治試驗和國家統一的根基，中央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無限期延伸到未來，尤其是在「兩個一百年」的框架下。在中央看來，若香港的「一國兩制」這一政治實踐失敗，又或者「走樣、變形」，將是對中共執政權威的重大沖擊，中共也會失去對台一國兩制和「統戰」魅力攻勢的最有力樣本。
事實上，「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地並非全無可指摘之處，但作為一套妥協性的技術設計，它有其歷史功勛。自1997年回歸後，中央與香港曾經的確有過一段蜜月期，陸港「河水不犯井水」原則下的「一國兩制」讓香港獲得了較為充分的「自治」。只是，隱患早在1997年之前便已經埋下，香港社會矛盾尤其是本土的貧富差距問題在回歸後有增無減，而歷屆特區政府基本上被官商共治體系所「綁架」，作為有限。而與此同時，隨着內地與香港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日益頻繁，百年來擁有完全不同歷史際遇的兩地民間隔閡甚至衝突也越發顯現出來，加之近年的陸港經濟發展因所處階段不同而產生的強烈對比加劇了彼此的心理不平衡，助長了彼此的猜忌。由此，一旦現實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或者受到諸如修例風波等突發事件的刺激，香港社會不滿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迷失感所誘發的社會危機便幾乎成為一種必然。對此，消極地主張「兩制」，不落實「一國」，肯定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
最後，中共急於求解港台問題的答案，還在於在殘酷而複雜的鬥爭看到隱患的外部性。從政治現實來看，香港和台灣問題雖然屬於中國內政，但是其位處中國與外部聯繫的中繼站，其特殊的國際化因素又是難以迴避的，可以說牽一髮而動全身，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的外部環境影響。
兩岸分治，美國的身影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儘管1970年代起在美蘇爭霸的背景下，北京與華盛頓在「一個中國」前提下打破僵局實現關係緩和和長達近10年的蜜月期，但雙方關係從未融洽到讓華盛頓徹底放棄台灣的地步。相反，美國一直保留着台灣這枚棋子，每當中美關係發生波動，「台灣牌」便成為其施壓中國的有利武器，比如3月特朗普簽署美國國內法《台北法案》刺激北京。可以說，在這一問題上，美國清醒地意識到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間的敏感性——也即是說，什麼是令北京最敏感的部位。
而香港作為世界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同時也是全球各種政治勢力激烈爭奪的角鬥場，當然也包括圍繞中國國家安全的各種博弈。事實上，在2019年修例風波及之前的香港歷次街頭政治運動中，中央都特別指出並警吿這一系列所謂的街頭暴力革命背後有相當的境外勢力背景。在2019年11月份，當時正在巴西訪問的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曾言辭激烈地就彼時修例風波中的暴力事件發表「嚴正聲明」，提到三個「堅定不移」其中之一便是「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正如台灣問題不僅僅是與台灣當局和民眾的關係問題，而實涉及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實力對比和博弈結果那樣，香港問題的背後其實也同樣牽涉到中國與以美國、英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關係問題。尤其是英國，在香港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採取了一種積極介入的態度，對北京對香港的管治能力和管治合法性進行所謂的「監督」，結果導致了北京與倫敦的持續關係緊張甚至罵戰。可以預料的是，只要香港問題一天沒有停止政治紛爭，包括英國在內，西方世界對香港問題的干預便一天不可能結束，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北京會重新考慮與這些國家的相處方式，調整對外政策。
世界進入大變局 港台已成復興「雷區」
近年，中央經常將「百年變局」掛在嘴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三番五次強調所謂的總體安全觀念，既要應對「黑天鵝」也要備戰「灰犀牛」，事實上也即是說在當今世界，安全的外延是從來沒有如今天那樣界限模糊過，無分國內國外，更不分現實的還是潛在的，都有可能瞬間成為影響全局的隱患。這意味着他們已經意識到局勢主要是中國所處的外部世界局勢動盪、充滿不確定性。
事實上，其一左右世界格局變遷的「遊戲規則」發生了變化。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首要任務是與實體化的「敵人」進行明確的鬥爭，拼殺的是綜合國力。但是包括中國，未來都可能面對一種現實，敵人可能並不是僅僅來自於一個政治實體，也不太可能從一個特定方向發起攻擊對國家安全造成擾亂，於是傳統的遊戲規則便不再適用，政治對立的實體、傳統的國家利益博弈邏輯已很難囊括所有的國際關係，譬如一場新冠肺炎疫情就促使人類可以暫時放下分歧和攻訐共同應對危機的機會。
其二，諸多因素促成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活躍，而且普遍樂觀的論調認為只要中共不犯顛覆性的錯誤，那麼自可以預見的未來將實現對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超越。但是，事實會證明，中國崛起並不會一帆風順，而更有可能是循着一種螺旋上升的路徑。如果說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是讓中國清晰地認知到「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慣性規律的力量的話，那麼新冠肺炎疫情則加速了中國上升路徑上各種社會問題暴露的速度——中國的崛起之路並不一定是和美國發生正面衝突，還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領域，比如國家動員能力的比拼、藉助新冠疫情防控所獲得的世界聲望等。
新冠疫情的突然降臨以一種人類公共衛生安全危機的形式顛覆了人們此前的認知，也促使世界各大政治力量潛在的分歧與對立得以暴露，也激發新的地緣政治聯合的可能。新冠肺炎期間，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甚囂塵上、香港重啟暴力「攬炒」，雖僅僅是偶然發生的個案，但也恰恰提示北京，這些平時被掩蓋起來，或者說看起來不會左右中國政治進程的問題會否某一天因為不可預料的風險而激化，令中共被迫放棄既定的國家戰略步驟或者延緩其戰略目標的實現。
在後疫情時代的世界，無論是遊戲規則的變化，還是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都必將對中國的未來國家命運帶來顯然比今天要更多更嚴峻的挑戰。對中共來說，要迎接這些挑戰，中共必須為自己保留相當的戰略迴旋餘地，提前進行自我調整和佈局，儘可能排除如港台那樣的政治地雷，以免在應對諸如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突發狀況時免於「兩線」甚至「多線」作戰。
當然，擺在中共面前的確絕對不僅僅是港台難題而已，但是很明顯，自2012年秋習近平上台以來甚至更早之前，中共最高層已經意識到潛在的執政風險，並按照既定的步驟和節奏加速「排雷」步驟。
2012年秋十八大後結束當時，中共即掀起反腐風暴，至今數年內改革或建立了各級巡視和監察體系，並整頓了各級用人體制，吏制大有改觀；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包括經濟體制在內的「二次改革」，雖尚未全部完成，但涉及範圍極廣，有望對中國經濟放緩尋找到出路；2015年秋啟動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防和軍事變革，各軍兵種力量及其平戰指揮體制一改延續六十多年的蘇式體制，為應對未來戰爭「擴軍備戰」……如今，北京與華盛頓與的貿易持久戰尚未散場，又突然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襲擊，損失慘重，戰略步驟也遭到了干擾，社會經濟秩序一度陷入停滯，但從目前看來，中共至少展現了充分的韌性，抵禦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目前已將重心轉移到社會秩序重啟和收尾「脱貧攻堅」計劃上來……可以說，當中共在循序漸進地排除這一連串「雷區」後，很難繼續再對香港和台灣這兩大持續數十年懸而未決的「定時炸彈」繼續抱持拖一天是一天靜等瓜熟蒂落的消極態度。
正如我們所看到，從2019年元旦次日劃定「和統」台灣路線圖，到今天治港「夏駱新局」的形成，北京越來越迫切地要向世人展示自己在掌握主動權。當然，鑑於港台問題的複雜性和全局性，這並不是單純的對外示強便可解決的，它需要有戰略性的眼光和思維，切中問題的關鍵，並對症下藥，下猛藥。如今，北京很顯然已經踏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