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北京轉換「鬥爭」策略 破解與香港泛民僵局
與以前中央治港系統放低身段，曾嘗試以妥協姿態爭取泛民回心轉意不同，最近隨着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簡稱「兩辦」）同時以法律語言公開「亮劍」批評泛民，新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身兼副主任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正在依循積極「一國兩制」思路，打開治港工作新局面，改變對待泛民的策略。《多維新聞》發表文章《北京轉換「鬥爭」策略 破解與香港泛民僵局》。以下為文章全文：
在香港反修例風波愈演愈烈、「一國兩制」在香港遭遇嚴峻挑戰之時，中國體制內就有很多人在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施行另一制的香港，究竟需要一場怎樣的鬥爭？當時在總結以往鬥爭失誤的基礎上，我們給出了在分清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的基礎上區別處理與香港泛民關係的建議思路。
針對泛民群體中立場相對温和的大多數，我們秉持的態度是將其看做是「一國」之內的人民內部矛盾對待。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就該在堅持底線原則的基礎上，一邊用說服、化解的方式來解決，一邊以團結為目的進行鬥爭，但是既往治港的鬥爭哲學，卻把手段當成了目的，為了鬥爭而鬥爭，把居於市民過半數的泛民推到了對立面。
今次，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爆發，這一外部變局無疑加速了北京對香港一部分政治力量尤其是泛民的鬥爭。這一方面夯實了我們之前的判斷，另一方面北京的做法也超出了香港泛民的預期。從夏駱新局到近日高調抨擊郭榮鏗等泛民議員濫用程序等系列動作不難看出，北京正在進行的鬥爭是堅決的，且充滿了辯證思維。用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言，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失，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不同。
因應於內外兩個大局的變化，針對泛民群體的這場全面鬥爭也有新過程和新矛盾在發生，故此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不同。一個總體的鬥爭思路，便是分而治之。
第一類是港獨勇武派，是要堅決消滅的敵我矛盾。尋根溯源，「勇武」一說最早來自於香港嶺南大學前助理教授、有着「港獨教父」之稱的陳雲。2011年，陳雲撰寫出版《香港城邦輪》一書，提出這一概念，宣揚「動武是除和平之外不可剝奪的最後手段」，吸引了不少本土勢力和「港獨」分子，被稱為「本土派」。經過一系列傳播，再加上在佔中運動、旺角騷亂以及反修例中的具體實踐，「勇武」理念逐漸成為「港獨」激進群體的信條。
針對此群體，在反修例處於最焦灼之際，北京就已經亮明瞭態度。按照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楊光當時的說法，「他們以『攬抄』為口號，心甘情願充當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的馬前卒，目的就是要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4月13日就香港特區立法會亂象答記者問時，通過喊話泛民議員，再次明確了態度——「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少數反對派議員『只破壞不建設』的本質，其破壞行徑是與『暴力攬抄』『經濟攬抄』相呼應的『政治攬抄』。這種惡意拉布行為，是對立法會議員職責的褻瀆，不僅有負廣大選民的重託，也是對香港整體利益的肆意破壞。」
4月18日，香港警方以雷霆之勢高調拘捕15名民主派人員，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以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涉及去年組織及參與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通過此實際舉動，亦不難看出「兩辦」對於這15人及其背後泛民群體的態度。
第二類是在港獨勇武派與和理非之間搖擺玩弄的，屬於騎牆派，這些人長久來說是不能用的，但當前可以打擊與說服並用。具體來說，之所以長期不能用，是因為這些人並不可靠，忽而和理非忽而港獨勇武，具體靠向哪邊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而短期之所以應該打擊與說服並用，一方面比起這些人，處理港獨和勇武顯然更迫切和要緊，而當處理了港獨和勇武之後，一些剛開始搖擺不定的人可能會往回走，如果往回走，那就團結，如果執迷不悟走向港獨勇武，那就打擊。
正如多維新聞在《社論：以鬥爭求團結——北京亮劍香港泛民》中所評論的，目前泛民的根本問題是政治投機主義，在港獨、勇武與和理非之間騎牆，逐步滑入敵我的角色中，誤以為可以在兩種力量中隨意遊走，能兩全其美，甚至是魚與熊掌兼得，但這是打錯了算盤。如果泛民要站在港獨與勇武一邊，或者要聯合外部勢力來對抗北京，就無異於直接硬碰硬，那就不要再希望可以和北京溝通。只是泛民要掂量自己的力量，攬炒是不可能的，只會是他們自己的「炒」，沒有人會陪着一起「炒」。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中共在草創階段險惡的鬥爭環境中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階級鬥爭理論，並用於指導自己的「革命實踐」。可以說，鬥爭貫穿於中共這一即將滿百年大黨的全過程，或大或小。香港回歸本身，也是一場與英國政府的「鬥爭」。北京理應明白，對香港問題的深刻反思與再認知，既需要拋開以往的傳統鬥爭思維，又需要在認清香港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的前提之下加強另一種層面的鬥爭。而在諸多「鬥爭」的面向中，與泛民群體的鬥爭尤為迫切和重要，可謂牽一髮動全身。香港能否再出發，此役之意義不可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