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以鬥爭求團結——北京「亮劍」香港泛民

與以前中央治港系統放低身段，曾嘗試以妥協姿態爭取泛民回心轉意不同，最近隨着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簡稱「兩辦」）同時以法律語言公開「亮劍」批評泛民，新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身兼副主任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正在依循積極「一國兩制」思路，打開治港工作新局面，改變對待泛民的策略。《多維新聞》發表社論文章《以鬥爭求團結—北京亮劍香港泛民》。以下為文章全文：

過去一些天，夏寶龍、駱惠寧主持的「兩辦」高調批評郭榮鏗等泛民議員「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為一己政治私利」，濫用程序，惡意「拉布」，「蓄意造成內務委員會停擺」，「導致大量涉及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立法活動無法進行」，「是對香港整體利益的肆意破壞」，「其破壞行徑是與『暴力攬炒』『經濟攬炒』相呼應的『政治攬炒』」。不僅如此，首度亮相的中聯辦發言人還譴責「香港一些政治人物頻頻到外國『告洋狀』」，「赤裸裸出賣香港和國家利益、毫無國家觀念和民族尊嚴的行徑」，已突破「『一國兩制』底線，是禍國亂港行為」。5月2日，中聯辦發言人在回應5月1日少數激進示威者的非法示威時，更是措辭嚴厲地批評「反對派已經淪為毫無底線的『攬炒派』」，「要把香港推向無底的深淵」。相較於以前，「兩辦」發炮之力、用詞之嚴，都為近年所罕見。

無獨有偶，與「兩辦」批判泛民同時進行的是，4月18日香港警方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銘、李卓人、梁國雄、何俊仁、吳靄儀等15名犯罪嫌疑人。這15人皆是香港泛民主要人物，在修例風波期間為示威抗議推波助瀾，今次因涉嫌非法集結罪被拘捕。這雖是香港警方正常執法行動，但在「兩辦」「以法亮劍」的時刻發生，獲得港澳辦「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違法者必須依法受到追究」的「堅決支持」表態，不難從中看出「兩辦」對於這15人及其背後泛民群體的態度。

上述事件反映出在經歷過去年修例風波之後，「兩辦」正在主動出擊，改變以往回避介入香港矛盾衝突和「以妥協求團結」的消極治港方式，開始主動就職權範圍內的事情公開表明立場態度，轉而以鬥爭手段向泛民施壓「亮劍」。它意味着本來有機會成為北京治港團結、聯絡對象的泛民，因為多年來的對抗心態與政治投機主義，尤其是因為在反修例風波中扮演的消極角色，已經變為被嚴厲對待乃至被鬥爭的對象。

曾幾何時，對於在香港政治光譜中佔有重要比例的泛民，北京曾以妥協的姿態，放低身段希望能和對方溝通。在香港回歸前的政治談判階段，泛民一直是「民主回歸」的主要倡議者之一，和北京保持着良好溝通，司徒華、李柱銘等泛民主要人物還進入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但因為「六四」的爆發，本就存在意識形態分歧的雙方開始矛盾凸顯，在過去二三十年爭吵不斷，圍繞23條立法、政改、特首選舉、陸港融合、修例等問題接連發生激烈衝突，有時甚至水火不容。在這個過程中，原有北京治港體系的一些官員和部門固然缺乏對香港市民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溝通意識，存在刻意疏遠、壓制泛民之嫌，但泛民同樣深陷意識形態迷障難以自拔，經常忽略香港和國家大局，為逞一時之快，情緒化地為了反對而反對。

然而縱使如此，北京還是希望以柔性姿態，緩和與泛民的矛盾。2016年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時，特意拋出和解的橄欖枝，會晤了部分泛民議員，將泛民形容為「有不同意見的社會群體和代表人物」，表示要「耐心地傾聽，了解對方的立場，讓他們把話說出來」。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接受採訪時亦稱，「從《基本法》角度來看，泛民屬於建制人士」。隨後，北京又為部分泛民發放了回鄉證，勸退了一心希望競選連任特首但遭到泛民極大反對的梁振英。但遺憾的是，北京以妥協求團結的策略並未成功，泛民依舊被意識形態和政治私利綁架，以高冷姿態將香港自外於國家發展的戰略之外，對中央伸來的橄欖枝不理不睬，不斷觸及中央政府疼處。尤其是去年修例風波以來，泛民更是被激進路線裹挾，誤以為民氣可用，深陷政治投機主義的泥潭，一邊和美英唱和，試圖聯合外部勢力對抗北京，一邊糾合民意，抱團激進本土和街頭「勇武派」進行「政治攬炒」，日益激進化、民粹化，嚴重損害與北京之間的互信，既衝擊到香港「一國兩制」，也傷害了更廣泛的國家利益。

2019年10月中共四中全會召開，就「一國兩制」未來要「堅持和完善什麼」、「鞏固和發展什麼」進行了系統規範，為習近平新時代積極「一國兩制」注入了新內涵。進入2020年，北京首先調整中央治港機構頂層設計和主要人事佈局， 不久前又進一步明確了「中聯辦」在香港的特殊定位與監督權力，而夏寶龍、駱惠寧兩位中央治港部門主官通過最近的一連串發聲，則正式改變了以往對於泛民的定位，以此為標誌，中央以後不再以妥協來求得與泛民的團結，而是開始採取鬥爭方式來和泛民「溝通」。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北京要注意香港市民特別是「和理非」群體的的心理承受，但為了改變近年來日益令人憂慮的情勢，治港團隊尤其是夏駱沒有選擇，必須剎停目前走勢。某種程度上講，這其實是借鑑了毛澤東當年的統一戰線智慧，從過去的以妥協求團結轉變為以鬥爭求團結。1940年中國正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當時毛澤東提出了「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對國民黨實行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策略，這個策略在當時有效壓制和孤立了統一戰線內部的頑固勢力，爭取了統一戰線內部猶疑、騎牆的中間勢力，發展了統一戰線內部的進步勢力。

近年來習近平在政治實踐中也展現出如毛澤東一般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在談到鬥爭問題時更是多次主張「講求鬥爭藝術」，「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理選擇鬥爭方式、把握鬥爭火候，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鬥爭中爭取團結，在鬥爭中謀求合作，在鬥爭中爭取共贏」。今次「兩辦」主動出擊泛民，就是對「以鬥爭求團結」精神的具體運用。

必須強調的是，這裏的「鬥爭」不是為了把對方盡數推到敵對陣營，更不是為了讓對方從政治甚至肉體上消失，鬥爭只是手段，「團結」才是最終目的。至於如何鬥爭，也要根據「團結」的需要區別進行。就像當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陣營內部分為頑固實力、中間勢力和進步勢力並區別對待一樣，今天北京治港在對泛民「以鬥爭求團結」的過程中，同樣要注意區分三種情況：港獨或勇武；「和理非」群體；在港獨、勇武與和理非之間玩弄的騎牆派。其中，對於已經演變為敵我矛盾性質的非法港獨或勇武，應該要以精準打擊為主，避免「傷及無辜」；對於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和理非」群體，應同時採取教育和施壓方法，以團結為目的去和他們進行溝通，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注意他們的心理承受；對處在灰色地帶的騎牆派，則應該以較大力度通過鬥爭迫使他們不再投機，至少要堅決阻撓他們滑向港獨或勇武，儘可能讓他們回歸理性，不斷向「和理非」立場靠近。

目前泛民的根本問題是政治投機主義，在港獨、勇武與和理非之間騎牆，逐步滑入敵我的角色中，誤以為可以在兩種力量中隨意遊走，能兩全其美，甚至是魚與熊掌兼得，但這是打錯了算盤。如果泛民要站在港獨與勇武一邊，或者要聯合外部勢力來對抗北京，就無異於直接硬碰硬，那就不要再希望可以和北京溝通。只是泛民要掂量自己的力量，攬炒是不可能的，只會是他們自己的「炒」，沒有人會陪着一起「炒」。

泛民曾經說過，自己和北京的關係是雞蛋和高牆，那其實就是弱者和強者的關係。既然如此，作為弱者一方，為什麼還用如此激烈的方式來硬碰硬？當然，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與北京的關係是要通過革命才能完成的，為什麼又沒有看見他們站到抗爭的前線，而只是站在旁邊推波助瀾，想佔盡港獨與勇武派激進政治行為的便宜？如果真是這樣，他們的行為不只是錯誤，而且令人不齒。

總而言之，以今次「兩辦」用法律語言向泛民「亮劍」為節點，夏駱正在依據北京治港新思路，打開治港工作新局面，通過主動出擊改變對待泛民的溝通策略，以扭轉多年來治港工作的被動局面，使香港各主要政治力量在治港工作上形成合力。對泛民來說，從此無疑將面臨巨大壓力。未來何去何從，是繼續政治投機，日益激進化、民粹化，甚至妨礙「一國兩制」良性運作，最終「傷敵八百，自損一千」，損害香港整體利益，還是及早反躬自省，積極與北京溝通，真正以香港未來和市民利益為依歸，回到「一國兩制」的新設軌道，正考驗着泛民的政治智慧。

事實上，泛民中大多數人只是幼稚和無知，對現實政治和時代大勢缺乏認知，所以才扮演消極角色。希望他們能回歸理性，更好地調整自己的定位和立場，精準認識香港在國家發展大計中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的作用，務實看待北京的角色及其擁有的力量，否則如果繼續活在對立情緒和痴人說夢的政治幻想之中，只會淪為香港「一國兩制」良性發展的消極力量，既耽誤自己，又耽誤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