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中央治港新起點

在前段時間進行了重要人事和組織調整的中央治港兩大部門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簡稱「兩辦」），最近針對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舉問題，罕見高調出招，不避爭議和敏感問題，以法律語言直擊要害，澄清了過去多年一直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問題，為已靜止一段日子的香港政圈投下一枚震撼彈。
《多維新聞》發表文章《夏駱新局—北京治港新起點》指出，這說明在完成中央治港體系和人事調整之後，新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身兼港澳辦副主任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已經開始在工作層面，依循積極「一國兩制」思路，打開治港工作新局面。《多維新聞》將這個新局稱之為「夏駱新局」。

以下為文章全文：

今年1月、2月，曾任青海、山西兩省省委書記的駱惠寧和曾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夏寶龍，相繼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其中，駱惠寧和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這一調整既打破了過去多年治港人事的慣例，首次讓在中國政治體系下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屬於典型政治幹部的封疆大吏入主治港系統，又從組織層面理清了港澳辦和中聯辦的關係，有助於「兩辦」協同配合，整體提升了治港系統的工作效能。如今，在經過兩三個月的熟悉、摸索和醖釀後，夏寶龍、駱惠寧正式出手。

第一招是中聯辦時隔20餘年重新設立新聞發言人，敢於「亮劍」。過去十來天「兩辦」發言人緊密配合，頻繁發聲，一個非常不同以往的地方是，中聯辦發言人首度亮相。中聯辦前身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在1987年至1998年間設有新聞發言人，在香港回歸過渡期發出中方聲音，但後來隨着香港主權移交，在「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極、區隔治港思路影響下，便取消了發言人職位，導致長期以來中聯辦不太能及時向香港社會傳遞訊息，予人「不想講、不敢講、不會講」的刻板印象。如今，隨着夏寶龍、駱惠寧上任，中聯辦首度設立發言人，頻繁出招，敢於用法律語言「亮劍」，反映他們正在以北京確立的積極「一國兩制」糾偏以前的疏失。

第二招是闡釋清楚「兩辦」在中央治港體系中的定位，尤其是中聯辦在香港的定位。過去多年，作為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在地化」象徵的香港中聯辦，因為在《基本法》中未有明確提及，加之「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極「一國兩制」影響，其身份時常顯得遮遮掩掩、模糊不清，讓港府和泛民都誤以為這才是治港的常態，從而影響治港工作的成效，釀成許多問題。今次「兩辦」發言人批評郭榮鏗等泛民議員癱瘓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運作，被泛民指責「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基本法》第22條」，以及港府4月18日晚在回應這一問題時竟然鬧出兩易其稿，前後給出三個版本的笑話，就有力說明不論泛民還是港府，均存在認識不清中聯辦地位的問題。而且港府的出錯不止今次，關於中聯辦的地位及其與《基本法》第22條的關係，港府以前在不同時間給出多個被泛民找到漏洞的矛盾說法。

有鑑於此，夏寶龍、駱惠寧主持下的「兩辦」發言人專門澄清「兩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這一極為重要的表述清晰釐定了「兩辦」，尤其是「中聯辦」的權力來源以及在香港的政治定位，將「兩辦」地位正式清晰化，有助於「兩辦」日後更積極地依法開展工作。

第三招是釐清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力關係。長期以來，香港社會不少人對於《基本法》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一種誤解，僵化理解《基本法》賦予的「自行管理的事務」，甚至不斷放大「自行管理的事務」的外延。今次泛民反對「兩辦」表態立法會內會選舉問題的一個理由是將內會選舉問題完全歸為「自行管理的事務」，試圖通過「惡意拉布」癱瘓內會，造成「立法會不能正常履行基本法賦予的憲制責任」，阻撓《國歌條例草案》立法程序。今次「兩辦」明確解釋中聯辦具有監督權，「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這其實是延續中央近些年來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認知邏輯，有助於更加辯證認識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的關係。

第四招是主動出擊，對待泛民的策略正在發生改變。對於在香港政治光譜中佔有重要比例位置的泛民，中央曾以妥協的姿態，放低位置希望能和對方溝通。2016年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時，將泛民形容為「有不同意見的社會群體和代表人物」，表示要「耐心地傾聽，了解對方的立場，讓他們把話說出來」。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接受採訪時亦稱，從《基本法》角度來看，泛民屬於建制人士。但是由於近年來泛民日益激進化、民粹化，時常忽略香港和國家大局，情緒化地為了反對而反對，甚至糾合民意、聯合外部勢力對抗北京，尤其是去年修例風波以來，更是被激進路線裹挾，日益趨向「政治攬炒」，衝擊到香港「一國兩制」管治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夏寶龍、駱惠寧主持的「兩辦」改變了對於泛民的定位，不再通過妥協的方式來「求」合作，而是主動出擊，通過鬥爭的方式來和對方「溝通」。不論是高調抨擊郭榮鏗等泛民議員惡意拉布，採取「政治攬炒」，還是譴責「香港一些政治人物頻頻到外國『告洋狀』」缺乏政治倫理，突破「一國兩制」底線，抑或發聲「堅決支持」香港警隊以涉嫌非法集結罪拘捕多位知名泛民人士，都說明夏駱正在依據中央的治港新思路，借鑑毛澤東當年「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的統一戰線經驗來對待泛民，以便使香港各主要政治力量在治港工作上形成合力。

上述四招，發炮之力、用詞之嚴、姿態之高，都是近年來罕見。儘管這會在香港社會引起反彈，港人還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同時「兩辦」在轉變過程中也應該吸取之前治港教訓，摸索通過更加現代的方式與香港社會溝通，但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在修例風波後臨危受命的夏寶龍、駱惠寧，正為治港工作打開新局。這個新局，我們姑且稱之為「夏駱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