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辦發聲】中央落實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是否已到必要時

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將在9月份登場，4月份中聯辦和國務院港澳辦兩大機構集中對郭榮鏗等泛民主派議員拖延立法會工作，導致內委會主席難產做出措辭強硬的表態，並就「兩辦」法律角色和身份地位，即具體有無權力評判香港立法會、是否存在「干預」香港事務等，與泛民激烈駁火，令外界大感中央態度非同以往。

事實上，近年香港問題令中央大感頭痛，尤其是包括2019年長達數月的修例風波在內，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傾向和「離心」傾向，迫使中央調整治港思路以修復脆弱的中港關係。這其中，中央雖然一再強調落實全面管治權，但從中聯辦到香港政府、再到民間都存在疑慮，到修例風波危機緩和，兩大管治機構港澳辦和中聯辦雙雙換將，在中央看來，似乎一切到了改變的時候。

其一，從時機上，中聯辦在1月初緊急換將，調任了一名已經賦閒全國人大，此前與香港事務全無聯繫的地方諸侯山西前省委書記駱惠寧時，便可嗅出不一樣的氣息。此後，港澳辦改組，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主任，張曉明改任副主任，港澳辦形成新的「一正三副」結構，顯見港澳辦和中聯辦之間的關係調整。

直到這次，「兩辦」集體發聲，尤其是中聯辦首設新聞發言人制度對外表態，首次指摘泛民拖延立法會運作，再次對泛民等有關「兩辦」干預香港地區事務的批評馬上做出回擊，反駁說，「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這不僅是履職盡責的需要，也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權力」。

這些不同尋常的動作如果連綴起來，的確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中央迫切要着手解決問題了。若誠如外界所說，「兩辦」以往對待香港事務抱持「井水不犯河水」姿態，那麼今天則是要打破從「兩辦」到港府，再到香港不同政治陣營和民眾的這種固有想法。

比如，中央對港的主權究竟要體現在哪裡？「兩辦」是不是《基本法》22條第二款所列中央政府各所屬部門無權評價香港事務？一直以來，大多數恐怕都有疑問，這就容易導致一系列認識誤區，甚至誘發嚴重的政治爭拗。尤其是在中央看來，泛民陣營對中聯辦「井水不犯河水」的承諾一旦存在誤區，那必然後果嚴重。輕則指摘「西環治港」、中聯辦背離基本法，重則要脅中央，動搖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而港府處境更是尷尬，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無法從中央和香港地方權力上進行概念和法理上的釐清，便只能在泛民的攻擊和綁架下一退再退，公信力自然衰微。

但正如上述所言，香港社會政治經濟危機日重，這種僵局必須被打破。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在眼下的這場有關「兩辦」在香港權力地位的爭議中，不獨「兩辦」和港府迫切需要理直氣壯地告訴人們為甚麼它們有權發表意見，而且泛民的不少聲音也強烈要求港府對「兩辦」地位做出澄清和界定。當然，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兩辦」地位的澄清會不可避免地體現為中央對香港授權與被授權關係、監督與被監督關係的釐定，那麼舊有的遊戲規則自然會「失效」。主動權其實一直在中央手上，就看中央會不會利用恰當的時機，各方是否準備好了要適應新的相處方式。

其二，遊戲規則改變與否，以及如何改變，最終還是會落到《基本法》的解讀上、落實到法治上，因為「地利」使然。對於中央來說，中央一直在推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基本要求就是「依法治國」，而面對香港這「一國兩制」的重要試驗場，採取法治的手段而非政治的手段、長遠的計劃而非臨時的權變，是全面落實管治權、立信於香港社會和世人的必由之路。而對香港來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精神是其賴以自豪的核心價值之一，經歷百年被殖民歷史，法治土壤根深蒂固。反觀當下，經過多年泛政治化的折騰，香港社會並沒有找到解決自身問題的答案，反而民生凋敝、社會撕裂、中港關係緊張，這必然促使香港全民反思，泛政治化操弄社會議題是否是出路。

所以，人們看到，無論是否泛民還是普通人，「兩辦」角色或者說中央與香港關係的所有爭議，不僅是要逞口舌之快，而是還要回到具體的條款。比如我們現在要爭論，「兩辦」是否第22條第一款所列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個各部門，這決定了「兩辦」對香港事務是否具有監督權這一核心分歧。

其三，假設遊戲規則果真無可避免地要改變，首先是中央的自我調適，但衝擊最大的當然是香港社會。可以肯定的是，無論中央採取何種方式推行全面管治權落實，激進或者漸進，法治的還是政治，對中央成見已深的香港社會尤其是泛民不會不有所反彈，抵觸情緒不會一點都沒有——那不正常。如今次泛民表明「兩辦」無權監督立法會運作，那樣恐怕會是最低烈度了。所以，對於遊戲規則所觸發的民意反彈，中央要有預見，既講清楚道理，又要考慮香港社會的接受度和承受能力。尤其是後者，香港社會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各種政治力量的分野又如此錯綜複雜，中央要一朝之間改規則，在香港打開新局面，恐怕也絕非易事，需要魄力也需要耐心和技巧。當然，按照中共的慣常邏輯，會以發展樂觀的態度看待，不適應階段早晚都會過去，那時候再來評價中央對中港關係的調適是否合宜最有說服力。

這看來有其理由。但是對於「新規則」落地所依賴的民意基礎，即便是歷來重視統戰，也知道民意所重的中共，一直依賴都無法完全準確理解香港本土的民間情緒和利益所在。好在從來不存在解不開的死結，而只有願不願意解、如何解的問題，香港的問題癥結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