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駱新局】不是「兩水」是「央地」 央港關係倫理之變
全球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讓各地經濟停擺導致一季度多國經濟負增長，但是這場巨大災難並沒有讓中國減緩自己的政治議程，尤其是在涉港治理領域。《多維新聞》發表文章《不是「兩水」是「央地」 央港關係倫理之變》。
以下為文章全文：
國務院港澳辦4月21日連發三篇新聞稿，強調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對港事務「完全有權力、有責任」行使監督權。相關文章還點名批評部分香港立法會成員，故意拖延程序，延耗6個月、15次會議仍未能選出主席，虛假愛國甚至虛假愛港。警吿其「如果違反誓言，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這是港澳辦4月13日對港事務發聲後，第二度點名批評反對派議員。此種舉動引人注目且多少令人覺得意外，因為被稱為「兩辦」的港澳辦和中聯辦，此前從未公開評論香港立法會內部運作。回顧近期動向，不難發現，代表北京態度的「兩辦」擺脱了昔日的相對低調和含蓄，正在以比以往更加坦率、積極的姿態，去高調表明中央治港態度和立場。
變化正在發生。中央政府和香港「河水不犯井水」思維已一去不返，央─地這種關係的本質正在被強調。這種變化背後的操盤者，就是先後上任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這兩位昔日中共地方政壇大員的執政風格，折射的顯然是習近平中央的治港新邏輯。
中央治港思維已變
4月13日，「兩辦」發言人同時網上發文，積極肯定香港高院上訴庭裁定《禁止蒙面規例》「繼續有效」和整體合憲性，批評立法會的郭榮鏗等泛民議員「濫用權力，借程序問題惡意拖延」，「蓄意造成內務委員會停擺」，「導致大量涉及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立法活動無法進行」。由於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舉以前時常被一些人視為香港內部事務，北京較少公開過問，「兩辦」這一罕見表態遭到香港泛民議員的批評，被指責「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基本法》第22條」。
爭議之所以出現，根本原因在於輿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並造成今天的陸港矛盾。在此，有一個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當初香港回歸過渡時期就確定的「河水不犯井水」治港思維。這種思維的出現和確定儘管有其歷史背景原因，在當時確實有助於安撫香港人心，但無法否認的是，「河水不犯井水」本質上是一種外交思維，它背離了香港雖然是特區、但是港府終究是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地方政府這一根本立場。
這種消極的區隔思維讓中央政府在對港治理結構和理念上，沒能及時進行去殖化的政治實踐，使得香港在回歸後幾乎全套遺留下了殖民地時代的社會治理範式結構和群眾意識形態思想，讓很多本該積極作為的社會政策一再淺嘗輒止，甚至連香港應負起的23條立法這一憲制性責任也一再拖延，多年來落實工作毫無寸進，以至於加劇了一系列治理問題。
有鑑於此，中央近些年開始致力於糾正過去的消極「一國兩制」，強調「一國」底線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精準打擊港獨，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權」，重申香港高度自治權力「來源於中央的授權」，出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將香港納入中國的國家發展大局。
2019年10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央將「一國兩制」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13個顯著優勢之一，在未來治港需要「堅持和完善什麼」，「鞏固和發展什麼」上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主張，開始加速從消極「一國兩制」向積極「一國兩制」轉變。
港府終究只是地方政府
治理思維的轉變必然帶來人事的調整，尤其是在經歷修例風波的深刻教訓後，中央更是有必要重整治港體系和人事，改進治港工作。正是基於這樣考量，2020年1月4日和2月13日，中央先後宣布中共山西省委前書記駱惠寧、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曾經擔任浙江省委書記）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港澳辦主任。在新架構下，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這無疑理清了三個部門之間的主從關係，徹底改變了過去三駕馬車並行的狀況，有助於形成一體化領導。
駱惠寧和夏寶龍都曾是昔日的地方大員，屬於中國現行政治體系中典型的政治官僚。這樣的人事調整打破了過去多年治港人事的慣例。過去多年，在「河水不犯井水」的外交思維下，不論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還是香港中聯辦主任，均為中共統戰系統、外交系統或港澳系統出身的技術官僚，他們忽略了、或者說沒有足夠傳達，香港雖然是中國特別行政區，但是無論怎樣特別，港府也終究只是中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這一本質。
其實從2014年香港發起佔中運動前後，北京就已經認識中央對港治理政治邏輯的問題存在問題。所以2014年6月《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重申中央對港的「全面管制權，並指出在「一國兩制」中，「兩制」從屬於「一國」，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可惜的是，當時的「兩辦」對此沒有足夠積極主動，有所作為。
近兩三個月以來，以往畸形的「河水不犯井水」政治邏輯不復存在。港澳辦和中聯辦打破過去對港事務「不想講、不敢講、不會講」消極無為姿態，為推進中央近年來確立的積極「一國兩制」思路，以法律語言「亮劍」動作，顯示中央治港的「夏駱新局」正在打開。
首先，是釐定 「兩辦」尤其是中聯辦的權力來源以及在香港的政治定位。針對近期中聯辦定位爭議，港澳辦4月21日迅速回應，明確中聯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
第二，是闡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力關係。「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港澳辦新聞發言人4月21日的講話，延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認知邏輯，有助於辯證認識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的關係。
第三，是空前態度鮮明，對頻頻衝擊政治倫理，抵制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權、甚至依靠外國力量干擾中央對港權力實施，在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變得日益激進和民粹，深陷政治投機主義泥潭的泛民 「亮劍」，主動出擊泛民，從過去的以妥協求團結轉變為以鬥爭求團結。。
中央對港的政治邏輯已變——互不干涉之說無法繼續，香港雖然「特別」，但是終究只是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如何更好的處理這種央地關係？夏寶龍和駱惠寧背後的中央政府自有藍圖，而香港一些政客和整個香港社會，也應該務實看到並適應這種政治現實，化被動為主動，理性認識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