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產怎就成了代表中國的一種「典型」？｜專家有話說

李成教授是我的同行，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數年前，那時他還在美國華盛頓D.C的K街上的全球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工作，彼時他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變遷的著作《中產上海》。那是一部在英語世界裏研究和介紹中國現代化的頗有特色的學術著作。2024年這部著作經過加工在中國翻譯出版。

正如作者所言：該書英文版「重在強調中產上海如何反映美國以往對華接觸政策的互惠作用和兩國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而中文版「不僅突出了全球東西方、南北方中產力量在21世紀以來消長變化的歷史反差，而且論證了中國中產的崛起是對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國現代化的有效詮釋」。總之，這是一部在全球視野中和歷史維度裏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學術力作。

費孝通先生曾說過，當今時代中國一切社會學問題都是與中國的工業化有關的。同理，當今時代中國一切政治學問題也都與中國的工業化有關。中國的工業化帶來了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們思維方式的全面而深刻變化。具體進程是，工業化帶來了城市化，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社會流動，社會流動改變傳統社會結構，催生新的社會關係，建構了新的社會群體以及新的群體關係，人們稱之為新的社會結構。我們也可以把這一系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遷、社會發展統稱為：現代化。而現代化正是我們所處時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

面對這一時代課題，李成教授聚焦於他十分熟悉的，他的故鄉上海。而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選取了跨文化視角，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當代世界現代化進程一個重要國家——中國，中國現代化最具典型的上海，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新興群體——中產階層進行了全景式的深入細緻的觀察與研究。李成教授的一項研究、這部著作是現代化研究中的不可多得、不可取代的傳世經典。

說來也巧，作為李成教授的同行和好友，我也曾就同一課題做過一些研究。自2011年開始，我曾接受了一項從政治學角度研究中國社會結構的課題，從那時以來也一直在關注和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社會結構問題，當下還有一項後續的研究課題接近完成。因此，可以說，我對李成教授研究成果的看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基於我們多年來同一主題的研究體驗，算是同行之間的學術切磋與交流。

李成教授力作的全稱是：《中產上海——中國式現代化與新階層的崛起》，作為同行，我想談談對這部學術力作看法，談談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與價值。

首先，《中產上海》選題的典型性。

現代化研究是一篇宏大敘事，但如果僅僅做泛泛之論肯定不得要領。《中產上海》選擇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研究中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地點和群體，由點及面，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上海」、「中產」是三重意義上的典型：中國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後發國家中後來居上的最重要代表；上海號稱「魔都」，是中國的經濟首都、文化中心；中產是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變動中出現的最重要、最複雜的新社會群體。從中國、上海、中產三個視點切入，則是把現代化宏大敘事中的一條「主線」提煉了出來，使讀者可以提綱挈領、簡明扼要地觀察和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要義。

其次，《中產上海》全景式的跨界研究模式。

以往現代化研究多從某一學科的角度做單向度的探討。但現代化作為綜合性的社會進程顯然需要全景式的、多學科的觀察與探究。以往囿於多學科研究的難度，國內鮮有這一層面的研究成果。《中產上海》應該說是，第一部全景式、多學科探討中產階層的學術著作，它從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的多視角和界面，描述和剖析了在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出現和成長起來的上海中產群體，同時也成為認識和理解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視域。

在《中產上海》的全景式研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本書的教育、文化、藝術的視角。在學術界以往關於現代化研究中，文化與藝術的視角幾乎是缺位的。《中產上海》全書共五部分，在這五部分中所佔篇幅很大的第四部分「全球化上海的教育與藝術：視角、觀念和呼聲」，是本書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它大大深化了對上海中產階層本身及其「崛起」的意義的認識。作為現代化基礎的工業化最重大而深刻的社會意義在對社會結構的改變，而社會結構改變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內容在於新階層的出現以及新階層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塑造和改變。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即中國成功推進工業化、現代化以來，社會結構發生重大改變，出現了三大新階層：民營企業家（老闆）、中產階層（白領）和農民工。中產階層無疑是這三大群體中體量最大、也最為複雜和影響最為廣大的。中產階層對社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經濟、社會層面。中產階層與企業家階層、農民工階層相比對社會的影響最引人矚目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

近些年，我與上海外國語大學有學術合作，經常來上海。在上海生活的日子我體驗到上海的一個偉大之處，這就是上海的「街唱」。上海許多地方有民間歌手駐足街頭為來往的市民演唱，這是「魔都」一景。我曾經多次到靜安寺前小廣場聽一位在上海頗有名氣的街頭歌手「羅小羅」的演唱。羅小羅畢業於「川音」，他的一位學長現在是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但羅小羅專注於街唱，為上海的普羅大眾演唱。每次去看羅小羅演唱聽眾早都圍的裏三層外三層。我注意到羅小羅的聽眾的平均「顏值」，在光鮮靚麗的「魔都」大概要在60分以下。他們絕對來自上海社會的中下層。當羅小羅唱起《城裏的月光》的時候，許多人情不自禁跟着輕聲哼唱，一些人的眼裏噙着淚光。上中下，無論是哪個社會階層，他們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一個社會精神氣質的主流一定是這個社會的中產所擁有的和表達的。

第三，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方法。

比較研究是社會科學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同時也是比較難於做到的。國家與社會，是社會科學主要的研究對象。但我們知道，如果你僅僅研究一個國家、僅僅研究一個社會，那麼你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研究國家與社會。中國人愛說，「一葉障目」、「坐井觀天」，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李成教授年輕時負笈海外，在美國留學、工作、生活38年。他曾供職於美國知名智庫普魯金斯學會，是第一位華裔約翰·桑頓中心主任，在國際上享有學術聲譽。李成的這種經歷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的一種結果、一個成果。廣泛的海外學術經歷使李成具備了跨文化的視野，具備了比較研究的能力。這也是本書的重要價值所在。我相信，《中產上海》會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一個跨文化及比較研究的範本。

多年來，我們受命從政治學角度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說，社會學研究社會結構問題屬於「社會生理學」，那麼政治學對於社會結構的研究就應該屬於「社會病理學」，即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引發的社會流動和社會結構變動的政治不穩定和社會風險問題。通過研究，我們認識到，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新的社會結構變化的最重要的內容是由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的新社會群體，以及新社會群體與原有社會群體的差異與矛盾。

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就已經存在的三大社會群體：幹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改革開放以來，這三大群體儘管自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總體上與中國的「體制」聯繫緊密，享有「體制紅利」。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國又出現了三大新社會群體：老闆、中產（白領）和農民工。他們是相對獨立於「體制」，沒有享有或較少享有「體制紅利」的三大群體。「三老」與「三新」群體之間的差異與矛盾是當代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特別是三大新社會群體他們的訴求往往成為社會穩定因素以及社會變革的推動因素。這是世界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一種帶有普遍性的規律性現象。在眾多早期工業化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上海發展進程中一再出現。

在三大新興社會群體中，中產階層是體量龐大，社會地位最為不穩定，也是一個十分敏感和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獨特群體。《中產上海》這部專門研究中產群體的著作對於認識處於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關鍵時期的中國社會當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中產上海》值得讀者們細細閲讀，慢慢體會，深入思考。

本文轉自文化縱橫，作者房寧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四川大學講席教授，原題為《關於中國現代化的「跨界」研究——評李成教授<中產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