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成・三｜崛起的「中產」如何改變中國？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戶香港大學，李成便進入快馬加鞭的工作節奏，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頻繁地來往於中國內地、台灣、東南亞。12月15日，由其擔任創始主任的香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辦成立儀式。在該研究中心的簡介中這樣寫道，「治理問題從未像今天一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關注」，「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更重要的是，香港還將在塑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發揮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據李成介紹，中心建立伊始將重點關注五大領域：科學與技術變革、氣候變化與新能源、經濟與金融改革、政治精英與代際更替、中美關係與地緣政治博弈。

在落戶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國學習、工作的時間達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國讀碩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為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裔主任，在華盛頓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專門研究中國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前沿問題，撰寫和編輯多本着作，並譯介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以期增進西方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專訪，話題涵蓋中美關係、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這都是李成專門研究的領域，也是關係當下和未來的重大命題。訪談分五篇刊出，此為第三篇。

香港01：您很早開始就很關注中國的中產階級，1993-1995年還專門在上海做了實地研究。可否介紹一下您此方面的相關研究？30年後的今天，從疫情後期的「白紙運動」到今年上海萬聖節所呈現的活力與可能性，您怎麼看中國的中產階級？此一階級將如何影響中國的公共文化以及政治文化？

李成：我見證了上海中產階級的崛起。1993年到1995年，我在復旦大學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擔任教授和訪問學者，當時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上海才剛剛起步，我完成了兩年的田野研究，寫了一本書叫《上海：正在崛起中的中產階級》，但是稿子被西方七八所出版社否決了，原因是西方的評審認為中國不存在中產階級，認為中產階級和西方的公民社會、民主制度這些概念有關。中產階級必須跟民主連接在一起，跟公民社會聯繫在一起，中國只有很少的富人和大多數平民百姓，根本不存在中產階級。後來我把中產階級這個詞去掉，寫了一本書叫《重新認知中國：改革的動力與困境》，成了當時美國學界看中國的一本暢銷書。中國中產收入群體獲益於全球化，獲益於與西方的交流，不管是經貿還是其他方面，但同時也造福於全球經濟發展。

後來直到2008年，我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之後，才編著了第一本中產階級的英文書，2010年出版的，這也是當時英語世界第一本有關中國中產的學術專著，後來也翻譯成了中文，書名是《「中產」中國 超越經濟轉型的新興中國中產階級》。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中產的概念已經開始被接受，英語世界最初不是學術界接受的，而是華爾街，因為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經濟，也改變了世界經濟。今年3月我見到了李強總理，他專門講到了中產的發展，稱再過幾年可以擴大到五億人。2018年兩會期間，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新聞發布會上也說過，到2030年中國將擁有將近8億中等收入群體，將佔人口總數的60%，其在未來中國發展中亦將扮演重要作用。

雖然中西方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不同，但如今，愈來愈多的中國公民（目前估計有4億人）享受着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擁有私人財產、私人汽車、較好的醫療保健和積累的金融資產，而且有能力支付出國旅行和子女的海外教育。1979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時，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約為美國的3%，一個明確的社會經濟「中產階層」在中國幾乎是不存在的。到了2019年，也就是中國啟動經濟改革40年後，它的GDP增長了60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5倍，人均GDP從2001年的約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萬美元，預計2035年將達到3萬美元。

與之對照，美國中產階級卻日漸萎縮，從二戰後佔美國人口的70%降到上世紀70年代初的61%，2000年再降至55%，如今約為50%。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提供的統計，1980年至2014年期間，各收入階層的中國公民都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匪淺，而美國只有頂層那20%的人收入顯著增加，其他所有收入階層則幾乎沒有改善。近年的一些事件，例子包括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小丑》和《無依之地》等美國影片的受歡迎、公眾對超級富豪精英的怨氣日深（如5萬美國人在網上籤署請願書，要傑夫·貝佐斯完成太空之旅後不應該返回地球），都說明美國中產和勞工階層的憤怒和沮喪與日俱增。

這是劃時代的一個變化，不僅是經濟的變化，也跟社會穩定相關。中國哲學家孟子講「有恆產者有恆心」，表明特定社會中財產所有權與社會政治的穩定具有相關性。我認同將中美兩國的中產階級視為社會的穩定器這一觀點。美國內政以前曾經有過相當長時間的穩定，就是因為有強大的中產階級。而現在之所以出現問題，如前所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產階級萎縮。

中國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一二十年的迅速發展及其在當前經濟放緩後的狀況，相對來講都是新的議題。包括之前的新冠疫情，中產階級的政治屬性也顯示出來了。我們需要對中國的中產階級進行深入分析，對其在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作用不斷進行動態分析。中產階級的政治取向是靈活的，不是經久不變的，西方老是批評中國中產階級是政府的追隨者，我覺得這有點簡單化了。任何社會中產階級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個地方的中產階級都認為，我賦稅了，我就應該享有權利。

上海在這方面的發展走在全國前面，比如建立物業委員會進行民主治理。中產階級與政府和社會的關係也在不斷髮展變化，但不是西方所預期的那樣學習西方民主，中國有自己的發展邏輯和實踐模式。中產階級在與政府的互動、治理問題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或將是中國今後發展的一個重點方面。因為不管是對環境保護，還是對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對訊息公開化等，中產階級都是很大的積極力量。但他們又同時想要穩定，所以中國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影響着中國進一步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香港01：關於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穩定器的問題，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一個判斷：經濟發生轉型的國家，政治上特別容易出現不穩定。這一判斷也被稱為「亨廷頓悖論」。在這之前，西方現代化理論學派認為，經濟上的現代化必然帶來政治上的現代化。經濟越發達，生活水平越高，政治就會趨於穩定和成熟，民主制度也會生根發芽。亨廷頓的觀點完全相反，他認為經濟發展帶來的不是政治上的成熟，而是政治不穩定，是國家失能，甚至是國家機器的失敗。結合亨廷頓的這一判斷，該怎麼理解中產發展壯大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

李成：我不同意亨廷頓，中產與政府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yes or no。西方政治學當中有一個集權社會的概念，認為在集權社會因為經濟也被控制下來，所以沒有任何群體能夠改變政治利益結構，所以最終導致的是進一步的集權。但現實情況是，當經濟權利得到充分保證以後，也會引發人們對其他一些權利的呼喚。但這些權利的呼喚，是否一定會導向政治的不穩定，取決於你在什麼階段問，以及和什麼因素摻雜在一起。關於中產的政治取向，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受各種因素影響，其時國際關係的背景也有關聯，一些事情的前因後果都會帶來一定影響。

香港01：根據您早年的研究以及持續的觀察，您對今天中國中產的特點和狀況怎麼評價？目前來看，中國中產群體應該是最焦慮的一群人，在經濟上他們很容易一夕之間跌落至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又表現出很大的搖擺和遊離，於是很多人選擇「潤」。

李成：這個問題也很難孤立來談，中產群體有幾個基本屬性，其一是希望穩定，其二是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其三是既有國家認同感也有國際化視野。所以這些因素決定着目前中國中產的特性。當然這也是不斷變動的，取決於在什麼時候、什麼背景下來問，不能簡單化去評估。比如中美關係處在什麼階段，對中產的衝擊也是不一樣的，中國的中產希望全球化繼續發展，他們不希望中美完全脱鈎，由於訊息的不對稱，各方的變化太快了，所以中產在面對極速的變化時也會有種種不同的觀點，並不是鐵板一塊。

現在來講，中產階級本身很多元，由於經濟的下滑，也有一種失落感，國際秩序的混亂，戰爭在各地的此起彼伏，也讓中產對未來很擔憂，這是很正常的。而且和其他國家的中產相比，中國中產大多數是有儲蓄的，他們擁有房產的比例，也比其他國家要高，西方的中產大多是沒有儲蓄的，這是很大的不同，西方的中產一旦失業以後，生活馬上就要改變。

在審視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優先要務時，有一個領域具有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中產階級的發展。「中產階級外交」是拜登總統任內的核心，拜登的高級助手，包括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和國務院政策規劃主管薩勒曼·艾哈邁德，他們經常都在宣傳這一總體目標。

事實上，拜登的前任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讓美國再次偉大」和「美國優先」的政策，也強調對中產階級減稅。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所指出的，當美國的不平等「變得過分，政客們（無論左右）都會變得更加民粹主義」，尤其在採取政策取悦中產階級方面。

對中國而言，自世紀之交以來，優先減貧和擴大中產階級就始終是一項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習近平主席實現「中國夢」的藍圖，以及「共同富裕」的發展戰略，着重點都是擴大中產階級。中美兩國同時都在推動中產階級的發展，這能否成為合作或良性競爭的共同基礎，而不是零和對抗的根源呢？對中國來講，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香港01：確實如您所說，中國很重視中產階級，但對執政者來說，目前面臨一個急迫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和日益發展壯大的中產群體對話，您前面也提到中產階級與政府互動的問題，因為中產是最希望有穩定感的，他們看重規則和法治，這也是為何疫情之後很多與法治相關的議題可以成為社會熱點的原因所在。關於執政者如何與中產對話，您怎麼看？

李成：中國領導人實際上也很關注中國民眾的想法，各種形式的對話也在展開。目前民企缺乏信心的狀況，房市股市都不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改變起來並不容易。很多政策可能可以做一些調整，比如要不要來一個大的刺激計劃，刺激計劃也是有代價的，該怎麼平衡和把握？攜程的老總前段時間跟我說，中國國內旅行已經恢復到了2019年以前，這是很好的一個跡象，因為中國今後的消費不是靠富人，而是靠中產群體消費來拉動的。這些都是中國走出困境的必要條件。

作為中產階級來講，可能更多的要把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放在世界範圍的歷史角度來看，而不是僅僅放在這兩三年來評判。目前中國經濟不好，但世界上哪些國家經濟好呢？美國好嗎？美國是靠不斷的印鈔票，不斷的高利率來維持的，這能長期維持嗎？對整個世界的負面衝擊將會有多大？其他國家將如何反應。這些都是值得考量的，中國的變化必須放在整個世界變化當中去看，中產群體尤其需要更多了解世界的變化，形成新的認知和共識。

現在中東和歐洲還在戰爭中，在這樣的大變局之際，領導人把安全放在了經濟之上，這樣做對不對大家可以保留意見，但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安全問題對很多人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安全，經濟發展如何保障，都成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