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成・一｜美國政治正在極速撕裂　知華派專家被邊緣化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戶香港大學，李成便進入快馬加鞭的工作節奏，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頻繁地來往於中國內地、台灣、東南亞。12月15日，由其擔任創始主任的香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辦成立儀式。在該研究中心的簡介中這樣寫道，「治理問題從未像今天一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關注」，「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更重要的是，香港還將在塑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發揮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據李成介紹，中心建立伊始將重點關注五大領域：科學與技術變革、氣候變化與新能源、經濟與金融改革、政治精英與代際更替、中美關係與地緣政治博弈。

在落戶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國學習、工作的時間達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國讀碩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為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裔主任，在華盛頓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專門研究中國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前沿問題，撰寫和編輯多本著作，並譯介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以期增進西方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專訪，話題涵蓋中美關係、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這都是李成專門研究的領域，也是關係當下和未來的重大命題。訪談分五篇刊出，此為第一篇。

香港01：今年7月您離開美國加入香港大學，外界很好奇您為什麼離開待了17年的布魯金斯學會選擇香港？先給我們講一講這個過程。

李成：離開美國來到香港確實是我一生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選擇。從1985年到美國讀碩士、博士，在美國學習、工作的時間有38年。其中在布魯金斯學會17年，是不同凡響的經歷，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國的第一智庫，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智庫。2006年，布魯金斯學會成立了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我從一開始就加入了，2014年成為首位華裔主任，也是在任時間最長的主任。在布魯金斯學會我們有很多方面的研究，外交政策團隊也來自世界各地，中國研究中心有包括很資深的貝德、杜大偉、李侃如、卜睿哲、韋德寧、喬納森•波拉克、賀詩禮等學者，貝德、杜大偉兩人最近相繼過世，同時還有很多年輕的優秀學者，包括接替我擔任主任的何瑞恩。

所以對布魯金斯學會，很多方面我是非常有感情的，畢竟在那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選擇離開是因為近年來有很大的變化，我17年前進入布魯金斯學會時，華裔學者的身份是正面資產（或被認為是財富），而到了後期卻變成了負面資產（或累贅）。因為現在美國決策層有些人對華裔是不相信的，不希望跟中國接觸，更多考慮的是跟中國脱鈎，這裏當然也有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成分，華府也確實存在着麥卡錫主義，美國政治和社會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撕裂，這是讓我也很驚訝的。同時還有一個普遍現象，美國知華派專家也被排擠、被邊緣化，包括我們最熟悉的剛過世的基辛格博士，還有首度提出中國應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前副國務卿佐利克，還有非常受尊敬的曾被評為知華派榜首的蘭普頓教授，而現在美國政府已經很少向他們諮詢。

面對這樣的境況，對我個人來說，雖然我還處在學術的旺盛期，但實際上在華府已經做不了什麼事情，我想也許換個環境還能夠繼續工作幾年。當然這背後也有對中美關係的整體評估，那就是我認為短時間內中美兩國關係無法扭轉。雖說我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這位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偉大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曾經說過一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記得當時我還在普林斯頓讀博士，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講到驅動國與國對立關係的「三駕馬車」：雄心（Greed）、榮譽（Honor）、恐懼（Fear）。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懼。

我覺得當今世界恐懼可能是中美兩國之間造成對彼此戰略誤判，雙邊關係螺旋式惡性下滑的關鍵因素。 尤其是美國作為守成大國的恐懼不會輕易消除。這也是我來到太平洋彼岸的原因，想要更多地了解並致力於去除各自的恐懼。大多數中美專家預判中美關係改善可能需要10年或者更長時間，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在華府等不了10多年，我想在未來幾年能夠在香港的學界和智庫發揮一些積極作用。

當然，選擇來到香港，主要還不是外部推力（push factor），而是內在引力（pull factor），我們知道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在過去幾十年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有些學者討論「東升西降」，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從數據來看，確實發生了東升西降。比如美國今天與1960年代相比，GDP實際上下降了50%，而中國則從一個比較弱的發展中國家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將東升西降放在整個亞洲跟傳統意義上的北美或歐洲相比，就更明顯了。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到2030年，世界最大的五個中產階級國家有四個在亞洲，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唯一不在亞洲的就是美國。這也說明，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版圖，尤其是經濟版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當我決定回亞洲工作最初給我工作職位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我被任命該研究所所長。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大學也給我了一個職位，新加坡的工作很不錯，研究氛圍也很好，團隊也已成熟，但相對而言香港大學對我的吸引力更大。一方面，新加坡的研究人員都是現成的，但到香港大學來，需要從零開始搭建研究平台；另一方面，在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發生激烈動盪之際，能和許多新移民或者回到香港的專業人士一樣，落地作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受聘於群星璀璨的香港大學和人才濟濟的廣東大灣區，並致力於在國際化的大都市香港創建全球一流的公共政策和國際關係智庫，是時代給予我的難得的機會，也是歷史和時代給予香港的機會。

這個機會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觀察，但由於時間關係，我想突出兩點：一是目前香港社會趨於穩定。就像任何企業都熱衷於在一個社會安定和政治穩定的地方投資，個人也同樣希望在一個安全和政治穩定的城市生活和工作。香港過去幾年經歷了非常不穩定的時期。穩定來之不易、代價沉重。 值得注意的是，看當今世界，哪些地方是穩定的？在歐洲，俄烏戰爭沒完沒了。在中東，巴以衝突再陷深淵。美國內部，政黨惡鬥社會撕裂。

二是在世界範圍引進人才逐漸成為香港未來新的增長點和突破點，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正是在國際社會面臨關鍵節點之際應運而生。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香港既是國際化大都市、全球金融中心，也是文化交流的紐帶、傳統交匯的熔爐、歷史演進的特例，將繼續成為溝通中國大灣區與世界的橋樑。更重要的是，香港還將在塑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發揮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

香港01：在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您的離開被認為是一個縮影，並加劇了中美之間的「人才脱鈎」。對此您怎麼看？中美是否真的到了「人才脱鈎」地步？這樣的「人才脱鈎」對中美關係長遠來說意味着什麼？

李成：我們個人的跨國流動沒這麼重要，影響也沒這麼快，尤其是學文科和社會科學的。但如果反映時代的變化和趨勢，那就非常重要了。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是世界人才彙集地，這也是美國為什麼這麼強大的原因之一。在美國過往的歷史上，來自中國、印度、俄羅斯、伊朗、以色列的博士生最多。也就是說，美國曾經在相當大程度上獲益於這些人的貢獻，但現在由於種種原因，美國對來自以上有幾個國家的留學生至少在某些學科領域是關閉的，或者用你的話來說，叫人才脱鈎。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在去年和前年就有1400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估計今年、明年會有更多。因為美國行政部門今年年初才決定了對半導體、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這三個領域對中國企業進行出口管制，許多華裔或亞裔科學家在這些領域工作，他們中許多人將面臨失業。不僅如此，美國國會還在不斷要求美國大學停止與中國大學的合作項目，選邊站位，否則就不批准這些大學本來可獲取的聯邦資金或國防部、能源部研究項目。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局面，不利於整個世界的學術交流和科技發展，也是在損害全人類分享研究成果。實際上，在新冠疫情的時候，中美醫療界、科學界的合作非常頻繁，包括在人工智能領域，兩國科學家的合作比例要遠遠高於其他一些國家，但很遺憾這些合作都將由於政治原因會受到非常深刻的衝擊。

尤其是到了特朗普後期，聯邦調查局出台的「中國項目」對華裔科學家有強烈的種族定性，這些舉措已經造成幾千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其中大多數到了內地、香港、新加坡工作。我的好朋友，著名免疫疾病專家何大一曾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做到了「中國中組部千人計劃和萬人計劃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將大量的已經成為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的華裔學者拒之門外，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當然可能要過段時間美國才會意識到對美國教育研究機構、科技領域所帶來的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