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成・五｜戰爭陰影籠罩加速泛安全化　香港應反其道行之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戶香港大學，李成便進入快馬加鞭的工作節奏，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頻繁地來往於中國內地、台灣、東南亞。12月15日，由其擔任創始主任的香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辦成立儀式。在該研究中心的簡介中這樣寫道，「治理問題從未像今天一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關注」，「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更重要的是，香港還將在塑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發揮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據李成介紹，中心建立伊始將重點關注五大領域：科學與技術變革、氣候變化與新能源、經濟與金融改革、政治精英與代際更替、中美關係與地緣政治博弈。

在落戶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國學習、工作的時間達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國讀碩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為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裔主任，在華盛頓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專門研究中國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前沿問題，撰寫和編輯多本着作，並譯介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以期增進西方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專訪，話題涵蓋中美關係、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這都是李成專門研究的領域，也是關係當下和未來的重大命題。訪談分五篇刊出，此為第五篇。

香港01：過去一段時間，中美元首會晤引發關注。您此前說過，未來美國爆發內戰的可能性高於台海衝突的幾率。在您看來，中美各自的內政如何影響中美關係？泛安全化是否正在成為一個現實且急迫的問題？

李成：任何國家的內政都會在外交上起很大作用，但是美國內政目前的撕裂，跟中國內政的驅動作用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2020年的選舉結果，居然到現在特朗普還沒有認輸，這就帶來新的問題，權力怎麼和平轉移？上次儘管特朗普不承認，但美國的司法界、軍隊和地方選舉的官員，尤其是共和黨的官員都保持了他們的良知，但是我們知道共和黨在選舉中比較有良知的官員大多數被替代了。與此同時，國會里共和黨議員支持彈劾特朗普的，大多失去了共和黨議員的位置，這也說明共和黨的主流變得非常右。

對於國會山事件，我在布魯金斯學會有同事做了一個研究，發現參加1月6日抗議活動的，大多數並不是人們所說的暴徒，而是好鄰居、好丈夫、好公民，很多人還是復員軍人或者現役軍人，他們去不是要暴亂，而是要拯救美國。下一次如果再有危機，他們還會去。這就是美國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是社會對不管是女性的墮胎，同性婚姻的權利，少數族裔的政策優惠、槍支管控、毒品等，都變得非常撕裂，幾乎沒有調和的餘地。這是令人擔心的。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觀點，許多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未來有很多擔心。雖然中國也會有自己的挑戰，但緊迫性相對來說還是小一些，更多的還是長期挑戰。

香港01：再談談泛安全化的問題。

李成：我們目前處在一個動盪不安的階段，世界各地都不穩定，歐洲和中東在戰爭的陰影下，我想沒有人會天真地以為這是國際秩序崩潰的少有的戰爭，也不會僅限於歐洲或者中東，如果繼續蔓延是極其可怕的。在這種情況下，難怪有些國家包括中國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實際上我們可以問一下哪個國家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美國？俄羅斯？德國？日本？這些國家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這也是當前地緣政治下各國的必然選擇，因為如果沒有安全，其他東西都可能瞬間歸零，何況現在面臨的不只是戰爭威脅，還有人工智能時代毀滅性戰爭的挑戰。

這並不是說我認為經濟不重要，對決策者來說，關鍵是在做判斷時如何把握不同階段的重心。作為學者，並不處在政治家的位置上所以不太好評判，但可以分析、評估，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孤立的，並不是中國才有的，實際上都是普遍的，只是涉及到我們影響就很大了，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收入減少，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着同樣的問題，有些國家情況更糟糕。當中國有能力維持穩定，有能力避免戰爭， 就應該考慮與一些處在困境中的國家反其道而行之，要開放、要大力發展經濟、要讓民眾對未來恢復信心。

所以在這個艱難過程中，要有很多新的認識，有一種心態的調整和換位思考。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都是有問題的。如果中國對自身缺乏足夠的認識或者換位思考，就很難理解外部世界面對中國強大而產生的焦慮和恐懼。

香港01：您怎麼看香港的國安泛化問題？是不是也是這個艱難階段不可避免的？

李成：香港在認識到安全重要性的同時，更應該與外部世界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說，香港應該更自信、更開放、更包容，而不是掉入泛安全的陷阱。香港在經歷2019年的修例風波之後，已經穩定了下來，我看不到香港在短期內還會再來一場運動的可能性。在這樣的穩定局面下，強調抓間諜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是外國人不來了。香港是旅遊業的中心。香港現在有能力，也有機會這樣做。如果中國還要推遲一段時間才能更開放，那麼不妨從香港開始，為什麼不這樣？在這個時候，應該顯示出香港的不同來，為了中國自身的利益，也必須要開放，必須要發展，否則又是一個僵局。而且因為國安泛化，也限制了很多積極的因素，因為有敵意的畢竟是少數，這不是一個泱泱大國所需要強調的。

香港01：還有最後一個問題，也跟中美相關。在布魯金斯學會期間，您曾為推動中美民間交流做過很多探索，比如邀請姚明在中美建交35周年之際來詮釋兩國關係等。過去一段時間，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結合您的實踐經驗以及觀察，推動中美關係的民間力量該如何發力？目前面臨哪些結構性難題？

李成：邀請姚明來布魯金斯學會是我2014年擔任中國中心主任後的第一個活動，當時NBA總裁的大衛·斯特恩也來了，反響非常好。我覺得這一類的交流很重要，因為中美兩國都是偉大的國家，都是偉大的人民，這一點我們千萬不要有任何懷疑，只是目前中美關係處於低落期。

尤其是美國的中產階級，他們不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發展給他們帶來了實質性的利益，而中國的中產階級又很難理解美國目前的狀況對美國民眾所造成的心理衝擊。雖然美國的中產階級也不一定像美國政客說的那樣，認為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搶了他們的飯碗，但他們至少沒有覺得自己從中獲得了利益，他們認為是華爾街而不是民眾獲利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拜登削減關稅的政策始終沒有推廣出去，因為美國的中產階級、勞工階級覺得這對他們不利。

舉例來說，中國國務院2015年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這給很多國家造成很大心理壓力。現在中國的新能源汽車非常咄咄逼人，當然這是中國成功的表現，我也不相信西方所說的中國的產業政策給他們多少幫助，但問題是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其他國家承受不了這樣的壓力。這裏面也涉及到中產的問題，怎麼把蛋糕做大，這很重要。所以，不能想象這些國家都會歡呼中國的廉價汽車來了。情況是非常複雜的。

你剛才說的是對的，實際上習近平主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中美關係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在布魯金斯學會期間我和我的同事也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看到了民間交往的重要性。前段時間比爾·蓋茨、基辛格來中國，也不是代表美國官方來的。我過去十年一直在關注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看法和觀點。我的研究和其他美國學者和民調機構的研究都有一個令人欣慰的相同結果：美國29歲以下的年輕人比其他年齡段的人有多20%左右的好感。

在中外交流中，強調不同易，尋找相同難，「求同」往往可能被忽略。但人類文化是共通的，在國際交往中，真正珍貴的是強調相同點，在彼此的不同中尋求相互溝通，減少對抗。將注意點擴大到共同身份和雙方的相似之處，將有助於更人性化而不是妖魔化看待彼此，可以培養同理心，彼此尊重，並擴大共同利益。我來香港大學，也希望能尋找到利益的交匯點，我剛出版的新書的書名就是《中美關係 變局中的利益交匯點》，包括各個領域，比如科技、金融、新能源、公共衛生、地緣政治等，其實都有利益的交匯點在。

香港在近代史上就是促進東西方文化對話的橋頭堡，在國際關係亂雲飛渡，中美關係螺旋式急劇下滑的今天，強調尋求利益交匯點就顯得非常重要，這是我們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未來幾年最為關鍵的一個突破點，也是我們的使命。如果我們推崇多元文化，相信世界多級，我們就應該更包容而不是偏執，更開明開放而不是保守關閉，更有全球視野而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剛才我講香港必須開放，中國必須開放，要吸引大量的外國人來，當然有困難，但還是要更主張國際合作而不是對立競爭。

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說，「文明在開放中發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我覺得講得很好，可是很遺憾，現在世界就缺乏這樣的開放和包容，所以中國必須有信心來兑現這一許諾。雖然現在國際社會對中國有很多不理解、不了解，甚至有誤解、有偏見，但如果中國持之以恆做下去，還是會改變很多東西。現在我們處於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更需要把視野打開，用希望、善意、良知來取代猜疑、恐懼、敵視，這是人與人之間相通的人之常情。

來到香港，我也是希望自己能繼續起到一個橋樑的作用，不是一味地批評某一方，這不是我的初衷，而是更多通過很多資源和渠道來逐漸改變中美關係目前的僵局，尋找一種對話的機制，有一種互相了解的可能性。很多人問我對香港有沒有信心，我來到了香港，如果沒有信心，我為什麼來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