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前「被班主任打了一下叫道歉」　韓國校園霸凌折射的畸形社會

金始元（化名）記得自己決定從教室窗戶跳下的那天天氣很好，窗外陽光明媚。臨走的時刻他沒想太多，面朝教室裏正在吃午餐的同學，仔細環顧了兩三次。英語課本上已經留下了他事前寫好的遺書：「不想死，但周圍的人全都這樣」。
2015年9月18日過後，在班內遭受欺凌9個月而輕生的金始元做了兩次背部支架手術，又在精神病院住了一個月。時至今日，他不認為當年的霸凌事件得到妥善解決，創傷不只留於他的背上，也在心裏。

一．致命的「孩子間玩笑」

在金始元看來，一切都是從「朋友之間的惡作劇」開始的。雖然這些總是夾雜着髒話的玩笑讓他不舒服，但再煩再生氣，他還是當成朋友之間的一種交流，忍了下來。隨着4、5個朋友的「惡作劇」每天持續：金始元言行中的疏漏總會被當眾誇大和取笑，從返學遲到一兩分鐘到學習表現，以至家庭問題也成了別人的課餘談資，他的父母也成了言語攻擊的對象。

金始元從未遭受來自「朋友們」的身體傷害，但在30人的班上，沒有人出聲制止這種言語暴力，偶爾還有其他學生加入，一起開他的玩笑。

消極的想法在日復日的語言暴力中愈演愈烈。

那天上午第四節是英語課，金始元與幾個欺負他的同學打了一架。在這之前，他雖然感到困惑，卻始終把他們視為朋友。但當他用同樣方式開「朋友」的玩笑時，換來的卻是憤怒。金始元那天原本沒有自殺的打算，但瞬間的震驚和背叛感讓他陷入絕望：「我也是人。繼續像這樣在學校上學也沒什麼意義，最終還是會一直被欺凌下去，會被孤立，喪失了活下去的意志。」

他在課本上寫下了遺書：「如果我不死的話你們也不知道我的心情吧，所以我走了。」趁着午餐時間他坐到教室的窗上，仰頭向後墜。

金始元只是韓國過去多年間發生的眾多校園暴力案件中，不算太起眼的一個。

2012年，韓國大邱市一名13歲中學生因嚴重的校園暴力，從位於7樓的家中跳樓身亡；2013年，韓國慶山一名15歲中學生在長達兩年的欺凌後輕生；2017年，韓國接連發生五宗校園暴力事件，其中最嚴重的「釜山女中學生集體施暴案」中，14歲的女初中生在KTV包廂內遭多名施害者集體施暴，幾個月後，5名施害者為報復她報警，將其圍在巷子中以酒瓶、磚頭、鐵管等毆打......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年有關各國校園欺凌的調查，2018年調查顯示只9.4%的受訪韓國學生自認曾受校園欺凌，遠低於75國的平均值23%，但自殺率卻經常是數一數二的發達國家。雖然有關校園欺凌所導致的自殺案例難有完整的統計數據，但過去十年，韓國不少有關欺凌與自殺的研究，探討兩者關係。

二．韓國課室的等級文化：不欺凌下級就會成為他們

在電視劇《黑暗榮耀》中，女主角文同珢出身貧困，而幾名霸凌者則大多家庭經濟富裕，即便面對欺凌行為引發的處罰，父母利用財力、在警察當中的人脈幫其逃避邢責，刻劃出韓國社會的階級文化，連未成年人士圈子裏都深受影響。

「在韓國，一切都是按等級劃分的」韓國藍樹基金會（Blue Tree Foundation）網絡霸凌呼救中心負責人李智祥對《香港01》稱，在學校裏，頂層的學生（主要指成績較佳）能夠得到更多照顧，進入更好的班級。

有韓國網民形容，在韓國學校裏，所有學生都是自動被分等級的，上層圈子的孩子看不起下層圈子，最底層的孩子會被當成奴僕般對待。「你無法逃脫這個系統，如果你不欺負比你等級低的孩子，你很快就會成為被欺凌的一員。讓自己不受損害的唯一方法是不斷欺負你下面的孩子。」而且這種欺凌文化在離開校園仍然持續，在強制兵役的軍營，以至一些企業，欺凌文化都非常普遍。

金始元就讀的學校位於韓國大田一個並不富裕的區域，校內少有家境極優渥的學生，但個人學習能力、朋友多寡、家境差異等仍在班上形成「看不見的等級」。

金始元形容自己是班上的「最低層」，欺凌他的學生中有家境較好的，也有較差的，但會把他「往死裏欺負的」同學多數經濟條件普通。至於被同學們視為「污點」的家庭問題，金始元沒有向記者解釋太多，只說父母不在身邊。「因家庭環境不好受到欺凌，在韓國的校園內是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在他的班上，等級是不言自明的存在，處於低等級的學生們不能大聲說話、常常被指使去跑腿，處於被支配和剝削的地位。他舉例稱，如果高等級的學生問他們「在幹嘛」，而他手上有遊戲機，就要馬上交出給對方。金始元認為，自己反過來對「朋友們」開的那次玩笑，恰恰是破壞到等級關係，觸怒對方。

三．班主任反叫受害人道歉

那天是金始元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老師求助，他試圖解釋自己每天如何被嘲笑、表達內心的委屈，但這位剛擔任班主任不久的老師卻反打了他一下，讓他快點道歉、與「朋友們」和解。金始元說：「同學們都會經歷這樣的事......老師把我推開了，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

李智祥指，現實中像金始元這樣無法主動對外求助的受害者很多，其機構的研究也顯示，許多受害者出於對施害者，以及舉報後可能遭到報復的恐懼而難以求援，「而且學生們知道，（即便說了）什麼也不會改變。」

美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韓裔學者、社工系副教授宋俊洪（音譯，Jun Hong Sung）對《香港01》表示，大量研究顯示被欺凌的未成年人會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由於欺凌常會持續發生，若沒有老師介入、阻止欺凌，受害者的心理問題會加重，但韓國的老師沒有處理霸凌問題的培訓，學校體系也以學生的學業表現為重，而往往忽略學生的精神健康。宋俊洪又認為，OECD的調查數據沒準確反映韓國的實況，現實中校園欺凌的頻率較高，也存在部分人被逼至自殺的情況。

來自首爾的律師盧尹浩（音譯，Noh Yoon Ho）對《紐約時報》表示，韓國對校內騷擾行為的處罰較輕，在美國，學校對校內騷擾行為動輒停課、開除來處置，但韓國的許多學校只會懲罰欺凌者做社會服務，只有在最嚴重的情況下才會予以開除。

根據韓國2004年通過的《預防校園暴力特別法》，校園暴力案件（包括語言和身體暴力）由全國各地的預防校園暴力委員會處理，該委員會隸屬韓國教育部，由校方、家長（不包含施害者或受害者家長）和專家組成。委員會可視暴力案件的嚴重性，禁止霸凌者與受害人接觸、處以書面道歉、校內義工、強制調離班級、轉學甚至開除。

不過，據韓國教育部數據，2022年遭開除處置的霸凌事件只佔0.2%，校內義務工作及更輕微的處置佔了絕大多數。

四．受害者請買保險，施害者請找律師

校園暴力問題長期懸而未決之下，為保護學生而設立的預防校園暴力委員會也未能發揮充分發揮作用。

今年2月，韓國前高級檢察官鄭淳信遭媒體曝光，其子多年前持續八個月對高中同學進行語言欺凌，給對方造成嚴重心理創傷且一度企圖自殺，校方終勒令鄭的兒子轉學。 惟鄭淳信就的轉學處置提起行政訴訟，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最終敗訴。

在香港，被認定為刑事案件的欺凌事件中，施害者可被警察帶走、處以「警誡」，若有再犯，情節嚴重者則可留案底甚至坐監。在韓國，處理校園暴力案件的委員會缺乏執法權力，欺凌者及其監護人經常利用這一弱點，對委員會的決定提出上訴，即便上訴不成功，只要能夠爭取法律爭端來拖延時間，就可能避免留下欺凌記錄，從而影響其大學入學，這一漏洞長期被視為校園暴力案件處理失當的原因。

《韓國時報》（The Korea Times）引述首爾教室工會主席朴根斌（Park Keun-byeong，音譯）指，訴訟進行過程當中，施害者與受害者仍會共處同一個教室上課。該報今年3月報道稱，網絡上甚至有律師打出提供支援欺凌者及其監護人的法律服務廣告，幫助欺凌者逃避或爭取最低限度的懲罰。

諷刺的是，韓國三星保險等保險公司更面向擔心受害的學生和家長提供「學暴保險」的產品，若受到校園暴力，受保人可獲得暴力引致的醫療費用、心理咨詢費用等的補償。李智祥認為，随着校園暴力問題再度浮出水面，預見家長們會對子女安全問題產生憂慮的保險公司在近一兩年推出這類產品，保費雖然不高，也能給學生和家長家長帶來一定的安全感，但他也感到其可悲之處：「學校和政府本應該成為他們（學生）的保護者，這是他們的基本權利，不應該要花錢來獲得保障。」

五．韓國掀「metoo」討伐霸凌者？

鄭淳信兒子的校暴醜聞被揭穿後，輿論在國內發酵，鄭淳信最終主動放棄了由總統尹錫悅提名出任國家調查辦公室主任一職，並向公眾致歉。不過，其子的仕途暫未見有影響，目前就讀於更入讀了韓國名校首爾國立大學。

韓國成均館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具廷禹（Koo Jeong-woo）說，眼見着「肇事者踏上通往成功的捷徑，而受害者卻不得不忍受過去的痛苦」，韓國公眾因此對校園霸凌問題反應激烈。

韓國社會近兩年掀起一場「metoo」式的反校園欺凌運動，許多受害者時隔多年在網絡平台或向媒體揭露娛樂圈乃至體育界名流的欺凌行為。2021年，兩名韓國排球運動員，當時24歲的雙胞胎姐妹李在英和李大英，在承認初中時曾辱罵隊友後，遭其所屬的代表隊開除，由此又引發了一系列運動員因霸凌被除名的事件。同年，韓國知名女子偶像團體（G）I-DLE成員徐穗珍、LE SSERAFIM成員金佳藍、男演員金志洙等也都因校園欺凌而退團或與經濟公司解約。

就在《黑暗榮耀》今年初熱播之際，自曝遭欺凌長達12年、被稱為「現實版文同珢」的韓國髮型師表藝琳也站到聚光燈下，指自己在校時，鞋裏常被埋釘；被拖行至廁所、頭撞馬桶；被對方爆粗辱罵「衣服臭」等。表藝琳早前向國會請願，促請立法保障受害者（包括取消校園暴力的訴訟時效，令施害者在數十年後仍可被追究責任），獲逾數萬名網友支持。

她表示，長年受欺凌使她社交困難，長年飽受焦慮、恐慌、失眠、抑鬱症所苦。這次公開指控也促使她當年的施害者遭公司解僱，但表藝琳本人卻受到二次傷害，遭網民起底及留言攻擊，一度割腕送院。

洶湧的民意下，韓國國會今年4月正式通過立法，要求將所有校園欺凌者的記錄在其畢業後保留四年，意味着他們在申請大學、求職時均有可能受「案底」影響。李智祥表示，韓國社會普遍對該法案較為支持，儘管有教育團體提出此舉會給尚未成年的霸凌者帶來過度的污名，但這類反對的聲音十分微弱。然而，在美國關注着韓國校園暴力現象的學者宋俊洪則對這種政策提出質疑，他認為公眾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懲罰性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削減欺凌行為：「它掩蓋了欺凌行為（的實質），而最初引發欺凌現象的原因卻往往被忽略了」。對於這種社會反響能否為大量受害者們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宋俊洪則指難有定論，需進一步觀察事態發展。

金始元輕生後，校方當年對他的欺凌者作出停課處分，金始元後來也收到來自「朋友」的短訊問候和道歉。但在金始元看來，致歉毫不真誠，心中的怨恨因此一直積壓着。

8年間，金始元憑着自己的努力考進大學，順利畢業。除了用腰太多、走路時間太長腰背會痛以外，他的身體已無大礙。偶爾，他仍會夢見自己受到欺凌的場景：「如果有機會（與欺凌者）再見面，能打一頓的話還是想打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