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來】手機追蹤疫情 抗疫與私隱不能共存？
兩大科技巨頭蘋果（Apple）和Google在上月罕有聯手，宣布將共同開發追蹤新冠肺炎接觸者的手機應用程式，以助及早發現和阻止病毒傳播，盡快解封社交禁令和恢復經濟。雖然他們的做法得到不少國家支持，但更罕有的是，也有國家認為兩間公司太過保護私隱而犧牲收集重要的抗疫數據。到底病毒傳播可以如何靠手機追蹤？在抗疫面前，私隱是否應該寸土不讓？
承接上文︰【科技．未來】手機App追蹤接觸者 科技公司比政府更強調私隱？
信心成下載關鍵
集中式與分散式系統之間存在差異，有專家擔心兩者無法兼容。倫敦大學學院（UCL）數碼權利及監管副教授Michael Veale指出：「集中式系統要求用戶上載見過的人，而分散式系統不需要，它們不能很好地協同工作。」當追蹤程式被視為放寬封鎖的重要手段，他批評英國的集中化數據庫無助達成這目標，因為它「破壞信任，無法跨邊界運作，因此無助於開放國際旅行」。
不論集中式還是分散式，要有效就必須有足夠人下載使用。英國牛津大學大數據研究所估算，手機追蹤程式要有效，需要80%手機用戶使用，即總人口的56%。分散式追蹤應用程式Covid-Watch也有類似分析結果—需要大約50%至70%人口使用。
蘋果和Google模式之所以得到較多國家支持，一大原因是他們意識到，私隱憂慮很可能會令市民對追蹤程式卻步。已有一些國家顯示了這種趨勢，對隱私的擔憂可能導致了追蹤程式的低使用率或高棄用率。新加坡在4月中旬表示，在當地推出追蹤程式TraceTogether一個月後，約有五分之一國民下載，遠遠未達75%的目標，非用戶就明言私隱是他們不使用的主要原因。挪威公共衞生研究所則表示，截至4月28日，已有150萬人下載了該國的追蹤程式，但活躍用戶只有不足90萬人，佔測試區域內16歲以上人士僅20.5%。澳洲政府的COVIDSafe應用程式也只有8%國民下載。
《華盛頓郵報》聯同馬里蘭大學民主與公民參與中心，在上月中至月底隨機抽樣訪問了1,008名美國成年人對追蹤程式的使用意願。整體而言，擁有智能手機並願意使用感染追蹤程式，只有41%受訪者。對感染追蹤應用程式質疑的一大原因，是對Google、蘋果等科技公司的普遍不信任，大多數人對他們是否會保護健康數據私隱表示懷疑。57%智能手機用戶表示，對公共衞生機構有「極度」或「大量」信任；56%相信大學；只有47%相信健康保險公司；43%信任科技公司如Google和蘋果。
43歲的Brent Weight在美國愛達荷州經營一家小型卡車公司，是共和黨支持者。他對科技公司仍然沒有信心：「他們在保護私隱和數據方面沒有良好往績。如果我不信任他們，就不會再給他們更多資料。好像每隔幾日就聽到大公司有數據洩漏，遺失信用卡資料之類。當他們只說程式會是安全和匿名，我不會輕易相信。」
56歲小學教師、民主黨支持者Tom Melaniff居住長島，他認識「大量人士」感染了新冠肺炎，但他不願意使用由大型科技公司開發的應用程式，因為「它們擁有太多信息」。若換成由主流大學設計的話，Malaniff的牴觸較少，尤其是知名大學：「大學的項目可能是另一回事。但科技公司不行。」
另一共和黨支持者、57歲的賓夕凡尼亞州退休家庭護士Jimmie Fosbrink，對追蹤程式表示歡迎：「我們早已被追蹤了，那麼為什麼不為人民的利益，使用它來幫助對抗疫症呢？打開Google地圖，它已經可以知道你去過哪裏了。」不過，她認為前提是要自願參與。
抗疫的必要之惡？
手機程式的追蹤方式分歧，以至各地市民是否願意使用，再次揭示了疫情底下私隱與抗疫的角力。主張保護數據私隱的，對集中式系統的好處持謹慎態度。非牟利組織Mozilla全球私隱、信任及安全副總裁Alan Davidson相信分散式系統有更好的私隱屬性：「集中式系統最終確實使政府能夠知道你的社交圖譜。真正的問題是，大家在尋求的好處，真的值得冒上那些額外的私隱風險嗎？」
上月底有逾170名學者聯署向Gould發公開信，警告追蹤程式可令英國成為「監視國家」：「我們敦促，數碼解決方案在健康上的好處，要接受所有來自相關學術領域的專家深入分析，充分證明它值得冒上所涉及的風險。」
換個角度，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資深技術專家Daniel Kahn Gillmor提醒，當追蹤程式無效或不再需要時，就沒有放棄私隱的理由：「如果這些系統最終無法有效地壓平曲線，那麼我們也希望當局會承諾將其關閉。」因此，有近600名學者自上月中起聯署認可Google和蘋果的做法，稱任何中央數據庫都有「任務蠕變」（mission creep）的風險，並且「可能會嚴重破壞整個社會對這種應用程式的信任和接納」。他們主張：「重要的是，在要走出當前危機的情況下，我們仍不能創造一種工具會對人口進行大規模數據收集，無論現在還是以後。」
相反，正是考慮到當前危機，貝理雅全球變化研究所技術與公共政策執行總監Chris Yiu認為，一些正常情況下在民主社會中不能接受的措施也會得到合理理由：「這與傳統有關我們應否就面對生活方式的安全威脅時犧牲自由和私隱的辯論頗為不同。重新平衡公民與國家之間的契約以利用新科技，並不算是認輸。」
Fraser更批評強調私隱的人無視現實：「當聽到有人說這些追蹤程式永遠不會有人用時，就好像我們不是存在於現在這個世界上。」對於德國公民權利學會（GFF）主席及柏林司法部事務主任Ulf Buermeyer來說，私隱權利更不是至高無上的：「我是私隱權的擁護者，但不認為私隱是絕對價值，私隱必須依據情況與其他人權互相平衡。生命和健康也是重要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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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1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8日）《私隱讓位於人權 抗疫新招：手機追蹤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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