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由此起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7月23日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至少有三重分析角度。

首先，亦是至明顯的：這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後首場夏寶龍與香港官員的會面。毫不意外地，夏寶龍表示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統部署，希望香港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領會三中全會精神。

其次，在不久之前的7月11日，夏寶龍會見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標誌着他完成了在北京會見這屆政府的每一位司局長。對於政府的各項工作，香港的各個範疇，夏寶龍應該已經把脈。而在新一輪會面之中，三中全會剛閉幕之後，他首見的就是財政司司長。

最後，這兩年來夏寶龍幾次的重要講話之中，雖然提及「改進政府作風」（2022年7月）、「切實改善民生」（2023年12月）、「識變、應變、求變」（2024年4月），但都未曾直接使用「改革」一詞。這次夏寶龍會見陳茂波，卻在「識變、應變、求變」後加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要求香港政府「銳意改革，主動作爲」，用意非淺。

我們的政治精英、管治階層無不表示要認真學習和落實三中全會精神，但港澳辦主任對香港提出的改革要求，尚未知道多少人認真看待，遑論貫徹落實。這恰恰印證了香港為什麼要改革，並且啟示了我們改革的起點——治港者的改革意識。

香港的改革——由誰起？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說得清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之所以得以完成，憑藉的是偉大的歷史主動、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

歷史主動：指着的是改革者自己，必須主動作為，而非被動等待；

政治勇氣：指着的是會得罪的千百人，要敢於觸動既得利益；

責任擔當：指着的是改革為了的十四億人，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

改革來自改革者，沒有改革者就沒有改革。這是為什麼三中全會要求，「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

對於香港，這亦是為什麼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四點希望的第一點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指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說的。要從大局和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香港政府首先要成為改革者，具備歷史主動、政治勇氣、責任擔當，做到得罪千百人，不負七百萬。

特區政府，是「香港改革由誰起」的答案。但「香港改革由哪起」，就得找到改革的切入點。

香港的改革——由哪起？

中共從歷史經驗中總結，經濟作為社會以至政治發展的基礎，對改革和現代化具牽引作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已逾十年，但三中全會還是直截了當地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在《決定》第二至第十四部的分論之中，第一個關注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接着論述的是經濟高質量發展。前者關心的是市場角色、資源配置、產權制度等，後者指的是信息技術、生產效率、數字經濟等。

對於香港，獲夏寶龍會見的財政司司長既是市場的監管者、經濟體制的制定者，亦是生產效率的促進者、數字化的推動者。港澳辦主任對於香港政府「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銳意改革，主動作爲」的要求，率先對着陳茂波提出，意思再明確不過——經濟改革是香港改革的起點、着力點。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所說的「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乃置於第二點希望「不斷增強發展動能」之中。他當時已經明示，香港的更好發展是由「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來實現，以「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作為路徑。經濟改革作為切入點，因此也是政府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的必然條件。

由習近平首提「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到夏寶龍寄語香港政府「銳意改革」，中間過了兩年，亦即是這一屆政府上任至今的兩年。兩年過去，我們看見官員努力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並且取得一些人的肯定，但同時看見中央把話說得更白，要求更明確。接下來的第三份《施政報告》會否為香港制定全面而且深入的改革，有系統、整體而且協同地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塑造更加高水平的市場經濟，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將反映特區政府學習和落實了多少三中全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