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要來的始終要來

常說「歷史沒有如果」。對於沒有發生的事情，我們無法作出很科學的推斷。對於過去的軌跡提出新的假設、新的疑問，真正的意義在於拓闊我們的想像，突破固有的思維框架，意識到在所謂的平行宇宙我們會有不一樣的發展。

在這裏要問的是，如果不是現在，而是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香港的政治精英就全力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其後的政治衝突還會不會發生？面對現在的環球經濟挑戰，我們會否更有底氣、更有優勢脫穎而出？

二十屆三中全會姍姍來遲，國內外屏息以待。會議確定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但與香港的關係沒多少人能說得清楚。筆名靖海侯的內地傳媒人在三中全會召開前數天發表〈香港的改革期待〉，明確指出改革是香港由治及興的方法，唯有系統制定改革舉措，香港才能守住優勢地位。這是除了我們以外，少數強調香港必須改革的聲音。

另一位是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有別於許多人在三中全會閉幕後泛論香港要把握機遇和作出貢獻，他以「以三中全會精神推進香港的改革和發展」為題撰文，直指特區政府必須大膽和創新地推動政策和制度改革，克服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和勢力的阻撓，讓所有香港人都能夠受惠於，促進社會公平和公義。

直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接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寄語香港要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希望特區政府銳意改革和主動作爲後，各界終於都以香港必須改革作為共識。他們仿佛忘記了在這一屆政府上任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指示香港要「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好像還忘記了習近平是在上任之初就——而不是現在才——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為什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之後，還要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是因為隨着實踐發展，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日益顯現。正如〈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於是有了十八大以來的高質量發展主題、供給側結構改革、擴大內需戰略，以至是黨和國家機構職能的重構。

十八屆三中全會雖然自言在新的歷史起點、進入新階段，但在八年後的〈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和現在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更是確認十八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也因此跟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是劃時代的。而因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已經完成，現在因應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及人民群眾新期待，中共才再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期在五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任務。

顯而易見，國家發展不能一成不變，但也非見步行步。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不但需要與時並進，也要謀劃未來五年、十年以至更長期的全面深化任務。「一國兩制」作為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法寶，隨着實踐發展，難道沒有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日益顯現嗎？當國家在2013年決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時，是什麼障蔽了香港，毫不意識到我們的經濟結構傾斜、社會流動階級固化？以致現在國家已經取得了矚目成就，在全面深化改革更進一步時，我們才開始叫嚷香港也要改革。

或說，香港的政治性格就是保守，畢竟「一國兩制」從一開始就強調平穩過渡。用劉兆佳的話說，就是香港的管治階層習慣了漸進主義或者 「得過且過」，不相信長遠謀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第一屆董建華政府任內不少大刀闊斧的政策都遇上阻力，甚至不再提及等於不再存在。但我們之所以相信以不變應萬變，之所以認為小修小補足以行穩致遠，更根本的原因豈不是迷信過往一時的成功，以為香港的優勢夠大、底氣充足嗎？國家的改革開放體現了實事求是、虛心求變的意識，香港對改革的忽視折射了自以為是、安於現狀的心態。

也因為這個錯誤的心態，所以我們總以為改革的相對只是漸進主義，結果被一場社會騷亂摑了耳光。要不是晚清的改革來得遲、來得小，辛亥革命的歷史會否已經改寫？英國的光榮革命自詡沒有流血，不到一個世紀後卻發生了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在歷史上是否無可避免？既說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同樣地，改革是香港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2024年對於香港的發展進程是否劃時代的，歷史不久後將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