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後經濟復甦需要仔細規劃

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最近受訪時認為，「沙士」後由旅遊業帶動經濟復甦的光景不易重現，提議透過大灣區來吸納本港勞動力。梁兆基視大灣區為香港的機遇，可為這個遇上發展瓶頸的城市帶來增長動力。但一個重要問題是不能迴避的——應該怎樣做，才可真正把大灣區發展和香港市民的福祉扣連起來？

一提起大灣區，許多人會想起CEPA和自由行。後兩者均是在2003年「沙士」後推出，原意是刺激疲弱的經濟，動機無可非議。可惜，具體執行卻產生不少問題。例如CEPA雖然有助港貨以零關稅優惠打入內地市場，同時讓內地服務業向港商開放，實質上卻是商界獨享，普羅市民的「獲得感」不強烈；而自由行則因港府配套不善，以致北區、大埔等地過度擁擠，結果加劇陸港矛盾。梁兆基說香港在反修例示威後已非營商樂土，在某程度上，政治動盪何嘗不是矛盾長期累積而釀成的惡果？

梁兆基提及的方法，是否就是香港的出路？我們認為他的想法是短視的。無可否認的是，陸港經濟深度交流是大趨勢——愈來愈多中小企在內地尋找商機、愈來愈多港人北上工作。但這種互動需要妥善籌謀，倘若管理不善，那麼通過開發大灣區來吸納本港勞動力，可能變相把香港的社會問題轉嫁給內地，徒增內地人對香港人的惡感。更嚴重的是，港府可能因內地吸納了香港部份勞動力，為香港解決了部份就業問題，致使它看不到改革香港經濟結構的必要性。

借助大灣區發展　推動自身改革

港府真正應該做的，是把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和香港的改革結合起來。大灣區有強大的發展潛力——除了市場足夠大，也有人口、創新科技、製造業等方面的優勢。在此情況下，港府應當要有全盤規劃，借助大灣區的發展潛力，推動香港產業多元化。

這並不是天馬行空，事實上，去年初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香港提供了不少指引，包括建立「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等，這些都可以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當然，政府可以做的還有，包括主動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加強協調，爭取更多有利香港的發展項目。只要港府在疫情之後，重新規劃並落實相關工作，讓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看到新機遇、在就業上擁有更多選擇，舒緩社會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