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倡民主化　誰可背起歐盟改革重任？

當歐元區在1999年成立時，不少人希望歐洲諸國能藉着貨幣一體化，整合政治，避免世界大戰再次降臨。可是，觀乎十多年來的政局，歐盟的發展並未如預期順利，特別是歐債危機、難民潮及英國脫歐三大衝擊後，成員國已埋首處理日漸壯大的疑歐聲音，分身不暇，更遑論着手處理討論多年的歐盟改革。
最近，著有《21世紀資本論》的法國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連同其他學者，針對歐盟認受性不足和貧富差距嚴重，一同起草了《歐洲民主化的宣言》（Manifesto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urope），提倡以「歐洲議會」（European Assembly）和「歐洲預算計劃」，解決歐盟多年來的內部爭議。雖然倡議正是針對潛藏已久的制度問題，亦有提出具體執行細則，但再好的計劃，也需要具政治資本和魄力的領袖來付諸實行。

先安內　後攘外　統一預算針對國內貧富差距　

自歐債危機爆發後，歐盟各經濟體「北強南弱」的差距和矛盾，盡現於希臘的債務談判中。當時，不少較富裕國家的選民，反對「接濟」債台高築的「窮親戚」。不過，「歐洲預算計劃」並非旨在拉近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而是着眼於國內的分配不均。

先撇除冠冕堂皇的改革目標，新方案希望把現有成員國上繳歐盟的費用，由GDP的1%提高至4%，並以四項主要稅收來補貼預算計劃，當中包括企業利得率、以累進制形式徵收的入息和房產稅，以及碳排放稅。而這筆款項將會投放至研究和培訓，投資未來，亦會用於移民接待和融合等方面。

要成員國大幅提升上繳金額，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未必可行，但誠如Piketty所指，此「預算計劃」能提供誘因和空間，讓各國下調個人入息稅率（主要是基層）及消費稅等累退稅。換言之，計劃所重視的，是歐盟作為超主權實體的二次分配職責，解決各成員國國內的貧富差距、青少年失業率高企、外來人口難以融入等社會問題，防止成員國把社會問題出口至其他國家。

那為何這倡議看重的是國內，而非跨國的貧富差距呢？誠如上文提及，近年歐盟面對連番衝擊，直接衍生出國內的排外情緒和疑歐聲音。歐盟作為全球化的代表組織，不少民眾在國家加入歐盟後，生活質素不升反跌，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亦使他們面對更強的社會競爭。一如法國近日的「黃背心運動」可見，示威者的訴求已非是燃料稅此類單一議題，而是更深層次的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若要歐盟長治久安，緩解「外族 v.s.本地人」和「基層 v.s.富人」的社會對立和矛盾，從貧富差距下筆，亦是合情合理之選。

擴大認受性　議會有權徵稅　但誰來付諸實行？　　　　

Piketty等人亦建議成立歐洲議會，在不改變現有的條約下，上述新稅收提案可在議會辯論和表決。鑑於新議會有權開徵稅收，故新倡議提出，議會中八成議席應來自各國的國家議會，另外兩成則來自現有的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這就是Piketty所稱的「民主化」預算。

此安排理論上可解決現時歐洲議會認受性不足的局面。現時，歐洲議會在整個架構中，是唯一經選舉產生的議政之地。雖說議會的權力已較初期大幅擴張，可就醫療衛生、環境、就業、家庭等政策把關，但卻無權自行草擬法案，而制訂法律的程序更要經過「共同決定」，即是由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和議會雙方同意，法律才得以通過，令本為直選所產生的議會影響力大減，遠遜於由間接選舉組成的歐洲理事會和歐盟理事會。

因此，新提案的改革核心，就是有意讓所有歐洲公民，參與社會政策和財政協定，提升歐盟認受性。如此改革，不但使全國選舉轉化成「歐洲選舉」，亦可防止政客將歐盟施政失妥歸咎於歐盟，而是要直接向選民解釋他們在歐洲議會中的一舉一動，承擔共同治理的責任。

誠然，上述的倡議雖有提出具體的政策和操作方式，針對歐盟的結構弱點，但觀乎現時成員國的領袖中，誰具備政治資本、遠見和魄力推動改革，仍是一大疑問。法國總統馬克龍就任初期，不少人寄望他能與默克爾攜手革新歐盟，奈何馬克龍被國內的經濟改革弄得焦頭爛額，而默克爾又因地方選舉失利，已宣布在2021年不尋求連任，而被稱為「小默克爾」的凱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接任基督教民主黨（CDU）黨魁後，亦須專注吸納和鞏固選民基礎，以應付來屆選舉。當然，Piketty等人的倡議或許在短期內難以落實，但他們確實道出了歐盟近年動盪不斷的結構原因，亦有提出可行政策，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