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談判重點非逆差　暴力談判開先例　特朗普恐種禍根

上周（5月17至18日），習近平特使、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帶領代表團訪美，與美方商討近日爭拗不斷的貿易磨擦。會後雙方發表共同聲明，指就貿易問題進行了「建設性磋商」。雙方又同意逐步減少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雖然會後不少輿論都認為「貿易戰」可望告一段落，而特朗普亦成功兌現選舉承諾，短期可為年底舉行的中期選舉和尋求連任，撈到不少政治資本，但長遠來看，是次談判重點並非逆差數字，而是「特式談判」成新常態。此舉不但令世界局勢變得更難預測，同時更會削弱美國一手建立和主導的國際秩序，最終自討苦吃。

為求目標　連盟友也可作談判籌碼

中美因貿易議題發生磨擦已非新鮮事，但是次引起軒然大波，是因好大喜功的特朗普執意以單邊主義解決紛爭，無視己國一手建立的國際貿易仲裁機制 — 世界貿易組織（WTO），改用「邊緣政策」來提升美國的談判籌碼和優勢。由特朗普宣布調用1974年通過的「貿易法第301條」，向超過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商品徵收懲罪性關稅，到日前兩國發表共同聲明，歷時僅約兩個多月。表面上是極具效率的談判，惟實際已嚴重削弱美國的公信力和威權。

「301條款授權總統對任何外國不公平、不合理或具歧視性的貿易行為進行調查，如果發現任何違反國際貿易協定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可以採取一切適當的行動，包括對其採取報復或制裁行動。」

美國早在1993年GATT（WTO前身）烏拉圭回合，建議將組織易名為世界貿易組織，其中一個原意是希望新組織可將國際貿易制度化，並提供解決爭端和進行談判的場所。不過，美國的「301條款」本質已有凌駕任何跨國組織的權力，令美國總統不須經WTO同意和授權，即可採取行動。問題是，條款中「不公平、不合理或具歧視性的貿易」僅是空泛之詞，其釋義只要符合保護「國家利益」，已可按總統意志調用。換句話說，美國不單帶頭破壞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和削弱WTO的公信力，更嚴重影響別國在美的經商信心。

自今年1月，美國政府宣布對洗衣機和光伏產品分別徵收30%和50%關稅後，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已由一月的124.9躍升至三月的154.9，令全球投資者密切注視白宮的一舉一動。須知投資附有風險，不論是企業增聘人手、提升產能或是跨境經商，穩定的政策走向至關重要。特朗普能在短時間與中國達成共識，部分是因其博亦策略故意製造風險和恐懼（如制裁中興一事），並將風險提升到對手無法承受的地步。這樣雖可提升談判優勢，但反過來看，當一切事物放到特朗普手中都可成談判籌碼，試問這又怎建立投資者的信心呢？

再者，美國同時開打的多條貿易戰線，已嚴重削弱美方與盟友的關係。理論上，多個西方國家本可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就盜竊知識產權向中方施壓。但奈何特朗普又搬出鋼鐵和鋁關稅，劍指澳洲、日本和德國等盟友的出口貨物。雖然計劃暫緩推行，但亦已重創盟友關係。從特朗普過去兩年的談判伎倆可見，不斷提升談判籌碼的「邊緣政策」已成新常態。更甚的是，在「特式談判」成為範本後，因誤判而擦槍走火的風險同樣日增。

美國踏入經濟周期尾段　急削貿易逆差　變相加速經濟衰退來臨？

雖然中美雙方同意「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逆差」，並擴大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到中國（惟未有具體路線圖）。可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各國央行推行量化寬鬆，並將利率壓至歷史低位，以刺激投資和消費。目前，美國的復甦勢頭已領先其他發達國和新興市場，踏入經濟周期尾段，加上早前特朗普的減稅計劃，若中美雙方可在兩、三年內實現「聲明」的框架內容，其急進步伐或會為下一波經濟危機埋下伏筆。

早前有投資銀行估算，中國或會向美國購買600億至900億美元貨物，當中包括農產品、航空、化工及非電動機械等等，以收窄貿易逆差，但就美國相對健康的經濟狀況而言，此舉未必是良策。美國的失業率已下降至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低點3.9%，若美國有意按「聲明」，短期內大幅增加對華出口貨物的總量，這亦意味企業須在緊張的勞動市場中增聘人手，擴大出口產能，間接推高工資和通漲，迫使聯儲局加快加息步伐。

問題是，目前聯儲局的加息步伐，已令部分新興國家（如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資本外流加快，引發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不論是早前的減稅計劃和出口增產，某程度上都可視為在經濟周期尾段火上加油，加速另一波經濟危機的來臨，而其嚴重性亦不會遜於2008年一役。

中美就貿易問題達成共識，本為可喜之事，但令人憂心的不在於貿易逆差的數字，而是特朗普的處理手法及急功近利的解決方案。中美貿易磨擦一事，不只是兩國的經貿問題，也是美國政府走上單邊主義，削弱國際多邊機構的功用及公信力的重要事件。既然美國也不服從遊戲規則，他國自然亦有道理無視既有秩序。可以肯定的是，此等談判術並非偶一為之，而是特朗普從商以來的慣用手法。對美國而言，「聲明」內容或許對經濟可產生正面影響，但這會否為下一波經濟危機埋下計時炸彈？時間會說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