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西九癥結不在財困 文化政策應脫行政束縛
日前，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聯合小組會議顯示，西九文化區未來三個年度將錄得近17億赤字，在10至15年無法達成收支平衡，西九財困問題再度引人關注。縱觀近年來西九文化區的營運情況，用途及預算規劃均飽受詬病，西九年復一年成為「使錢」無底洞。
文化項目蝕錢不難理解，亦應包容，但西九文化區的問題源自於政府漠視統籌規劃，城市發展缺少文化願景，一味講究公關宣傳和城市形象，這不僅會剝奪多元文化的發展空間，長遠下去亦無助於記載並傳承本土文化。文化發展蹉跎已久，究其根本，實因政府以行政管理的思維制定文化政策；只有讓政策脫離官僚積習，方能從根本培養文化軟實力。
西九規劃莫忘文化藝術本位 當心淪為旅遊地標
近年來，西九文化區的爭議聲不斷，M+博物館的建造進度本已不如預期，前政務司長、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早前還透露，將在M+博物館附近建造葡萄莊園，並稱「一行行的葡萄，人站在那裡，影相一定很美」，「我們獨一無二的地方，是有維港在（葡萄園）後方」。此等言論不禁令人啞然，西九文化區的定位究竟是以文化藝術，抑或已淪為輔助旅遊發展的地標建築？
香港自詡為國際城市，貫通中西文化，卻未見得政府善加應用，借鑑博物館發展景況，便可知一二。斥資49億元建造的M+博物館，是西九文化區的重點項目，自始便背負「從香港的角度出發，配合宏觀及具國際性的視野，專注於收藏與展示20及21世紀的視覺文化」的使命，欲成為世界上最具規模的視覺文化博物館。然而，回看殖民地時期以來的香港博物館發展脈絡，文化機一直構隸屬政府架構，社會未曾有過蓬勃的博物館文化。
發展博物館文化 從訂立博物館法做起
首間博物館於1869年創立，博物館承載的是精英文化和高雅藝術，與公眾生活相距甚遠，可謂「不接地氣」。六七暴動後，文娛活動成為殖民政府安撫市民的鎮定劑，1980年代至2000年，政府建造了很多康樂設施，卻始終無統籌性的文化規劃。隨着博物館收編於康文署，各項批評不絕於耳，包括博物館的運作官僚、須與其他政府部門爭奪資源、較少推廣本地文化藝術、策劃被動保守。
博物館發展本有革新的機會，2003年文化委員會曾建議將博物館公司化，即另立法定機構管理博物館，摒棄低效及繁瑣的行政流程，曾任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黃英琦認為，「博物館在營運上要有靈活性，以聘請更多專業的策展人和顧問」。就此，國際知名博物館早有先例，例如美國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現代藝術博物館，以至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均為私立博物館或由法定機構管理。
然而，反對者往往認為博物館若不由政府營運，將因得不到贊助而要抵押藏品；外國的私立博物館所以能持續營運，全因有文化藝術教育為基礎，博物館文化深植社會發展之中，不是香港學得來。然而，倘若政府一直將這種說辭作為拒絕博物館脱離政府的理由，不做新的嘗試，博物館只會成為行政架構的附屬品，文化藝術的普及教育亦只是紙上談兵。
政府一方面否定博物館公司化的建議，另一方面又不主動推動訂立博物館法，使保障博物館組織架構和財務機制得不到明確規範。早在2005年，香港博物館館長協會在撰寫《香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意見書》時，已促請訂立博物館法，當局卻不予重視，僅以《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搪塞，但該條例旨在說明博物館的一般管理事務（例如當局可禁止參觀者帶動物入場），完全不涉文化。借鑑於重視文化（真正重視文化本身，而非只求將之產業化）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法國、英國、日本和台灣，都已訂立或通過博物館法，既然政府有意將M+博物館塑造成國際頂級視覺博物館，何不從訂立基本法例做起，完善文化發展的進路？
文化發展淪公關宣傳 長遠不利本土文化傳承
西九自規劃以來紛爭不少，回顧2016年底故宮文化博物館風波，無不暴露出政府對於文化政策規劃流於形式。當時政府在無公眾諮詢的前提下，一鎚定音決定建造博物館，引起極大爭議。若先放下文化項目政治化的疑慮，政府理應先評估社會對一間新的博物館有多大需求、各間博物館的用途和定位是什麼、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否符合西九文化區原本規劃等問題，而非避重就輕，一再強調故宮文化博物館非政治任務。
另一方面，無論是林鄭任命前政務司長唐英年為西九管理局主席，還是政府直接委任嚴迅奇作為故宮文化博物館設計師，均顯示出業界和公眾的話語權少之又少。除西九外，由政府制定的法定機構、專責藝術策劃和發展的藝發局亦有此問題。在藝發局的人事架構中，民選委員僅有10人，政府委任人數卻高達17人，比例之懸殊，足以令人質疑藝發局的自主性。政府指定的法定機構尚且如此，可以想見，其他隸屬體制內的文化機構難以何擺脫官僚主義。
香港缺乏統籌性的文化政策，主流政策未能融入文化願景，已是老生常談。近年來，香港政治、民生矛盾頻發，夾雜其中的文化事件衝突亦不少見，Hidden Agenda 是為一例。總體而言，無論是社會期許還是政府宏觀規劃中，文化發展已被擺在次席，就算是風生水起的西九文化區，政府也只是將其視為一張宣傳用的名片，從未見到政府以本土文化發展為本位，再談文化多元共融。
台灣在2012年成立了文化部，近年來又訂立《文化基本法》、《國家語言基本法》，開展「全國文化會議」，協同發展文化、創意和經濟的中介組織「文創院」亦逐漸成形。台灣向來注重文化軟實力，並將本土文化深植民間。無根者不立，一個城市若沒有本土文化脈絡，難以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保全自我，理智的政府均應深諳其道。政府可先做文化軟體及硬體方面的普查，了解業內及社會需求，調整文化架構，使文化政策不再淪為其他政策局的附屬品，小至訂立博物館法，大至設立文化局，政府均應考慮，推動文化政策革新，訂定城市的文化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