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一地兩檢】西九總站「割地」 到底有何根據
西九高鐵總站一地兩檢方案公布後，爭議點之一是為何會在香港境內，劃出一個內地司法管轄區，讓內地人員全面執法，有人更形容這個方案等同「割地」。然而，類似的安排其實說不上罕見，但港人對一地兩檢的憂心其來有自，當局必須用心聆聽、細心解釋，展現最大耐心與誠意釋除公眾疑慮。
司法區中有司法區 使館公約可借鏡
根據港府公布的一地兩檢方案，高鐵西九總站將會劃出部份樓層，讓內地人員全面執行內地法律。有人提出，《基本法》的附件清楚列明香港的地理界線，巨細無遺地列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界線坐標，因此認定《基本法》不容許在這個界線之內，存在另一個司法管轄區，但實際的情況是這樣嗎？
事實上，在香港土地上設立的外國領事館，就正正是在《基本法》所訂明的香港界線之上，劃出了一個又一個行使外國法律的區域，其依據是《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列明了各國的使館館舍不得受到侵犯，以通俗的語言說，就是當踏進別國領事館範圍，就等同踏進別國領土。
而在國際上，箇中顯例是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瑞典政府指控他觸犯性侵，向他發出逮捕令，但更嚴重的是美國政府指控他創辦的維基解密泄露大量機密文件，擬引渡阿桑奇到美國受審。然而，由於阿桑奇藏身於厄瓜多爾駐英國大使館，無論英國政府、瑞典政府，以至美國政府都受國際公約約束，除非阿桑奇自願離開，否則無論如何都不能闖進厄瓜多爾大使館將他拘捕。
駐港解放軍安排 有一定參考價值
至於另一個有參考價值的例子，是解放軍駐港部隊。按照《基本法》與《駐軍法》，軍事設施被劃設為軍事禁區，而駐港的軍人除了遵守香港法律，也受到內地的全國性法律約束。而《駐軍法》更列明，香港駐軍人員犯罪的案件由內地的軍事司法機關管轄，但案件如果涉及非駐軍人員，則有機會由香港法院及執法機關管轄。
而當中更有一個協商機制，如果認為由對方管轄更為適宜，經雙方協商一致後，案件可以移交對方管轄。對於未來公布的一地兩檢最終方案，這個中港之間的協商機制，是否也有值得借鏡之處？
當然，也有人會質疑，西九高鐵站只是一個交通設施，既非使領館、也不是甚麼軍事重地，是否要將內地口岸完全劃成內地的司法管轄區呢？有論者參考美、加的一地兩檢方案，指美加兩國的邊境人員，只會局部執法，亦即是「ICQ」：出入境、清關及檢疫（Immigration, Customs and Quarantine）模式，並舉例說，假如有美國通緝犯在加方的一地兩檢關卡出現，美方人員亦不能將他拘捕，最多只能拒絕他進入美國國境。
中港沒引渡協議 難實行美加模式
只是，這個例子忽略了一個極之重要的法律安排：引渡協議。上述美國通緝犯出現在加方一地兩檢關卡的例子，只是故事的上半部，而下半部的故事，將會是美方人員馬上通知加拿大當局，根據美加之間的引渡協議，尋求加方協助扣留這名美國通緝犯。因此，或許在加方美國口岸執勤的美國邊境人員，只能眼白白目送這名通緝犯離開美國口岸區，但在區外恭候的，將會是加方的執法人員，以至加拿大司法機關的引渡程序。
惟中港之間卻沒有引渡協議，由於兩地之間的法制不同，在可見的將來，相信都難以落實中港之間的引渡協議。如果按照一些論者所指，中港之間實施美加式的一地兩檢，而且高鐵列車亦按照其註冊地歸港方管轄，就會出現一個極大的法律漏洞：例如一個在內地犯下謀殺罪的通緝犯，只要逃上開往香港的列車，變相踏進了港方區域，不但內地公安不能將他拘捕，而由於中港之間沒有引渡協議，港方也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將他拘留，變成一個司法管轄上的極大缺口。
民疑其來有自 政府要用心解釋
雖然如此，部分港人仍對一地兩檢極感擔憂，甚至形容這是「割地」、「自閹」，一些人存在的負面觀感以至抗拒情緒，實有其客觀現實背景。
畢竟，一地兩檢所涉的法律問題極為複雜，特別是中港之間按照《基本法》20條，由中央授權香港租借西九內地口岸給內地的辦法，是一個相當「創新」的構思，社會各界仍要一些時間研究、消化，在中港矛盾仍然尖銳的當下，部分人自然會傾向先以較負面的眼光觀之；加上過往有一些內地對港事務機關的官員，過份理解《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由於這些官員自恃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令港人對涉及中港互動的事宜，包括一地兩檢，產生在更大的疑問，擔心會侵蝕兩制。
因此，社會在討論一地兩檢議題時，固然不應簡單化地形容這個安排等同「割地」，但港府對此實在有更大責任，在推銷一地兩檢的時候，既要以一些實際、生活化的例子，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向市民解釋當中的執行細節，為市民釋疑；但更要理解市民對此感到憂慮甚至排斥的原因，莫輕言批評社會「政治化」，甚至試圖在立法會硬闖，為香港徒添不必要的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