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別讓關注成二次傷害　性侵預防處理機制須檢討

在 「政治正確」的時代，「性侵」無疑是社會關注的一大熱點。近日的性侵事件引起社會嘩然。持守社會正義固然是好事，但每當「強姦」、「性暴力」、「虐待」等關鍵詞掩蓋社交媒體時，人們往往聚焦在受害者身上；一則出現污名化的呈現和解讀，一則對勇敢站出來的性侵受害者過度施壓，來自關心的目光反倒成為受害人的枷鎖。種種非議下，當我們談論性侵的時候，公眾和媒體的關注點應該放在哪裏？如何平衡探索事件真相和防止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如何更有效地在每一件案例中探討，和促進完善性侵事件的預防、處理和司法機制，是每一個人都應思考的問題，勿讓關心和好奇的眼光成為加害利器。

乘着國際社會興起的「#Metoo」之風，在網絡公開性侵經歷實屬勇氣可嘉，兒童或青少年時期遭受性侵，大多未能通過正常渠道處理，在往後的人生中或多或少都會留下一道疤痕。固然，平機會在2008年修訂《性別歧視條例》以後曾經發出《防止校園性騷擾參考資料：制定校園性騷擾政策》（下稱《參考資料》），然而，這份參考文件沒有法律效力，成立調查機制與否，最終決定權仍在學校。縱然學校處理不善，在法律上可能要負上「轉承責任」，但由於《參考資料》並不具法律效力，如何決定學校有否採取補救行動，以及阻止繼續發生違法行為，要負上哪一種法律責任，仍然存在灰色地帶。

若在校園或家庭發生虐兒事件，校方、家長或社工知悉後，可以選擇向警方「虐兒調查組」報案，進而成立包括警方和社署職員在內的「保護兒童特別調查組」；若不選擇報案，亦可直接由社署介入。但報案與否都會面對的問題是，由於兒童普遍缺乏性教育，無法判斷自己受到侵害，受侵害後難以收集證據；又或家長和校方礙於某些原因，不願意進入行政或司法程序。另一方面，目前香港沒有強制通報虐兒的法規，亦造成許多虐兒案件未能公之於眾。這就造成許多案件走入隱秘的灰色地帶，只能由受害人承擔苦果。

據社署統計，過去五年平均每年有逾300宗性侵兒童案件，佔虐兒案總數的三成，五年來的虐兒案件總數更是高達4479宗。但這個數字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在去年兒童之家虐兒事件曝光後，有傳媒向社署索取在兒童之家虐兒或性侵事件的統計數據，社署卻表示未有統計。教育的缺位、防範和通報機制的不完善，共同促成兒童遭虐待和侵害的事件被掩蓋。若在學校或社福機構中，能夠建立一套既保護兒童和家庭私隱，又能追溯施害者情況，並受司法部門監管的通報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障兒童權益，至少做到防患於未然，而非等到出現嚴重後果才走上刑事檢控的程序。

借鑒台灣在性別平等議題上的立法經驗，2004年台灣實行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定了一套由通報、調查小組、調查、行政救濟以及懲罰程序構成的處理機制，具有「準司法」權力。該法明確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於24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若學校未能依從相關規定，或在調查中違反保密義務、為對加害人進行必要追蹤輔導等，都將被處以懲罰。而在美國防止虐待兒童的法例中，亦包括強制舉報，以預防兒童被虐待或忽視。

在性別議題上，台灣社會一向走在亞洲前列，校園之外還有《性別工作平等法》和《性騷擾防治法》，與《性別平等教育法》共同編織成司法制度上的安全網。相較之下，全港仍未有具統籌性的法例，在保護兒童方面，法例零零落落分散在《刑事罪行條例》、《教育條例》、《僱傭條例》等。

回到校園中，為了避免舉報機制造成過度防範，學校應有專業人員介入判斷性侵事件的程度。現時全港實行「一校一社工」的政策，但理論上一名或兩名社工完全不足以應對上千名學生。在實際情況中，社工又難保證長時間在學校深入了解和處理學生問題，許多活動又流於形式。同時，在判斷虐兒是否成立的過程中，有些輕微傷勢或難以辨別的心理創傷，就需要足夠專業的人士才可判斷。將醫療團隊納入預防和處理機制，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並不罕見。2012年，台灣高雄成立「兒童少年驗傷醫療整合中心」，旨在當社工遇到難以判斷的個案時，通過醫療鑒定幫助判斷。美國亦相當重視兒童少年的醫療機制，2012年專門成立兒童少年保護醫療的次專科，可見對醫界對虐待兒童議題的重視程度。

近年來，國際社會對性別平等、兒童保護等議題愈發重視，保護弱勢群體的社會正義呼聲漸長。對於性侵受害者或倖存者的形象塑造，是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脈絡。但目前在相關議題上，社會的關注度仍停留在個別案件本身，每當有極端事件發生，社會各界才能藉由公眾情感的推動做多一些的討論，難以根除沉痾痼疾。無論是荷里活性侵醜聞，還是兒童之家性侵案，都可以看到性侵在社會陰影中是隱晦且堅固的存在，關乎社會制度和人性。香港在虐兒和性侵問題上的防範、處理與司法機制落後已久，當局和各界是時候共同推動改變了，勿讓關注停留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中，更別讓關注成為二次傷害的共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