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共享家居=長者安老新出路?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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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01社區報道過日本的神戶咖啡店託管老人家,帶出把家居變成社區共享空間的概念。在共享家居內,長者並非社區負擔,護老服務更可以是「生活品味」的替代詞。
人口老化不是新鮮事,根據立法會秘書處2015年香港的人口概況的資料,若按現時香港人口的增長比率計算,2041年開始長者數目將佔香港整體比例32%,即每10名港人便有3名長者;同時,65歲及以上的長者撫養率(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的人口比例)將會由2016年的231人增加至2041年的712人──換言之,在2041年開始,香港將要調撥現時三倍的資源應付人口老化附隨的問題。

長者中心僧多粥少,難為長者提供具生活質素的服務

現時,香港的長者家居支援服務主力由非政府組織(NGO)負責,長者的社區照顧又以「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以及「長者活動中心」為主。社會福利署網站顯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的服務主要屬硬性的社區措施,例如看護、託管、接送,是安老院舍負責;長者若需要文娛康樂、社交資訊,便要到上述的中心,或者較為被動地等待長者支援服務隊定期的電話和探訪服務。

然而,現時非政府組織並不足以支援所有地區長者。參考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香港現有服務長者的中心只有250所;當中,受政府資助的中心更僅限1所。

長者活動中心(非政府資助)

39

長者活動中心(受政府資助)

1

長者地區中心

41
長者鄰舍中心 169
總數 250

 

按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的數據演算,現時每所長者中心需要應對的長者人數約為4,885人,一所中心要為四千多名老人提供有質素的服務,在空間和人手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是社區中心,咖啡店,還是家?

除了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外,社區自身又有沒有其他方法照顧區內長者的需要?

在日本,黑田女士的咖啡店本來就是一個家,是一個居住的地方,這令咖啡店能夠塑造出有異於一般社區中心的歸屬感,來訪者可以想像咖啡店為家,然後停留、聚結,而不是一個來來便走,可去可不去的過渡場所。「咖喱飯日」是咖啡店的另一得意之作。咖啡店賣咖哩飯,每月兩日,每份500日圓(約港幣35元),吸引了不少捧場客。飯局是聯誼家人的好地方,華人社會尤其為重,做冬、新年——即使是老套如「拍拖未啊?」「宜家做緊咩?」的問候,都把最疏遠的親戚拉近一點距離,因此共享家居除了是一個果腹之地,亦能夠提供一個社交連結的實體空間予長者噓寒問暖。長者不再只是被動的受助者,而是主動的享樂者,尋找樂趣,連繫社區。

黑田女士的共享家居,讓長者重拾生活與享樂的主導權。黑田咖啡店每月舉辦「電影鑑賞」、「癌沙龍」,一方面直接為作者提供文娛食糧,另一方面間接地鼓勵長者建立一己的社區網絡,交換日常生活資訊。來訪者只需買一杯100日圓(約港幣7元)的咖啡,便可以在咖啡店待一整天,大大降低了長者的消費成本,就像香港的長者公共交通票價優惠一樣,鼓勵長者外出,參與社區,擴大社交網絡。

電影與咖啡,只是離地中產的生活Lifestyle?

在香港,共享家居並非新鮮事,由政府及社聯推行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在本月十九日正式啟動。計劃透過募集香港的閒置房屋,為基層市民解決過渡性的住屋需要;然而,計劃的服務對象並非針對長者,受惠者是輪候公屋最少三年、住在不適切住房或低收入的人士,反映目前推行共享房屋的主要目的只停留在解決市民迫切性的住屋需要;政府推銷的聚焦點也只集中在安全、衛生等等的基本議題上,目的不在於提升市民的住屋選擇權。可見現行社會的房屋政策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考模式,以「供不應求」的前設而實行。

然而,長者活動中心並不是安全網式福利。黑田女士的咖啡店之所以受歡迎,是在於咖啡店能夠推陳出新,提供與時並進的服務,例如看電影、嚐咖啡;在曾俊華口中的中產生活品味,在日本只是日常的生活習慣,好比香港人三點三下午茶那般平凡。隨著香港整體社會的生活水平提升,人均壽命延長,退休人士在生活質素追求上已今時不同往日,相反,傳統的長者活動中心又未必能追上時代步伐,像黑田咖啡店般重視生活質素的共享家居概念可能是解決老齡人口文娛需要的出口。

共享經濟,從非法到合法的可能性

年初,日本政府正式通過「住宅宿泊事業法」(民泊新法),令民宿合法化,措施惠及一眾喜愛到日本旅遊的港人。搬到香港,共享經濟在實行上卻遇到重重困難:Uber、Airbnb被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評為創新但違法,若要在香港使用共享服務,使用者便必需自行承擔風險。

從犯法到合法,日本的民泊法在定立的過程上也惹來不少爭議,當中最大的反對聲音是來自受民宿滋擾的日本市民。故此日本政府在修改現行政策時也加入適度的監管制度,例如民宿每年放租不准超過180晚,令日本民宿在吸引遊客增加經濟收益和保障當地居民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共享經濟從擾民變成利民措施,香港也可以參考日本如何討論立法監管,令共享經濟達至各持份者間的雙贏局面。日本老人問題比香港更嚴重,逼使官方和民間去嘗試不同可能性,刻下香港社會更應思考如何找到出路,以創意思維去重新定義老齡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