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首先要改革
滬深港股市這輪升勢的最近起點，可以說是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9月24日（聯同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李雲澤和中證監主席吳清）召開聯合記者會。恒生指數由當時的19000點急升至一度超過23000點水平，且至今仍然站穩在20000點以上。
這個星期股市顯著回調，外界歸咎國家發改委在「十一黃金周」後的10月8日記者會不如預期，這反映的是市場預期錯誤。相比起發改委，人民銀行和即將在星期六召開記者會的財政部對市場的影響更加直接。
簡單而言，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產業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中國，產業政策對應的是有「小國務院」之稱的發改委，貨幣政策是人民銀行，財政政策是財政部。發改委除了擬訂綜合產業政策之外，亦肩負協調宏觀經濟政策，是故五年計劃由其擬定。「十四五」提到的「保持合理的財政支出力度和赤字率水平，完善減稅降費政策」，及「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創新結構性政策工具」，都屬宏觀政策方向。
相比發改委，作為職能部門的人民銀行和財政部更加專職、專責。人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也就是涉及全個國家的貨幣供應，並且負責維護金融穩定；財政部管理的是中央政府各項收支，提出稅務立法建議，指導監督中央國庫業務。兩個部門雖然各司其職，但不是沒有重疊之處，國庫的管理權在十年前的《預算法》修正案就掀起過爭議，最終維持人民銀行是「經理」而不只是「代理」國庫。
2018年7月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以「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大有可為」為題演講，毫不客氣地指出「財政赤字並不是越少越好，更不是收入增長越多越好」，以及「沒有赤字增加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耍流氓」，引起主辦單位財政部的不滿。徐忠8月又再發表文章〈新時代背景下現代金融體系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表示財政政策缺位導致貨幣政策被迫補位，「資金缺口仍較大，倒逼貨幣政策必須承擔部分結構調整的功能，影響了宏觀調控的整體效果」。
這場論爭當年被市場解讀為中央一方面要降槓桿，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人民銀行愈來愈難拿捏貨幣張弛之度，因此要先為政策護航。無論如何，人行和財政部互相指責的往績，反映了兩個部門即使無法完全契合，也不能夠毫無協調。事實上，雖說央行獨立運作，但包括美國聯儲局和財部政在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普遍走向一體化，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加強協同。日本不論是新首相石破茂抑或是財務相加藤勝信，上任隨即與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會晤，同樣反映對協調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重視。
這也是為什麼去年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通過組建中央金融委員會，由總理李強出任主任，副總理何立峰為辦公室主任。同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睽違六年之後召開，確定「始終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據其後《習近平關於金融工作論述摘編》所記，在「要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後還有一句「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
論到「央媽」和「財爸」的協調，央行買賣國債可謂是最明顯例子。這不只是因為財政部是國債的發行方，而且人民銀行買賣國債具備政策目標，不管是價格調控、提高債市流動性等，因此不能夠「單打獨鬥」，更不能過於激進，須與財政部就國債發行節奏、期限結構、託管制度等同步協調。
「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一句過去半年引起市場關注，討論中國是否步美國後塵量化寬鬆。惟正如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財政科學院院長劉尚希曾經提出具MMT印鈔色彩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後，人民銀行國際司課題組隨即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作為回應，直言MMT只會是窮盡所有政策後的無奈之舉，很可能帶來惡性通脹和經濟混亂。與美國QE明顯不同的是，人行多次減息但現在仍遠不是零利率。8月29日續作到期的4000億元特別國債並沒有擴張資產負債表，8月30日通過「買短賣長」淨買入1000億元旨在阻止長端利率的下行趨勢，避免類似矽谷銀行倒閉的事件。
劉尚希5月已曾撰文指出，目前經濟增長率倒掛，而且中央政府債務規模小於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背後隱藏的風險不能忽視。在這種背景下，財政部和人民銀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係必須更加協同，才能推動中國金融結構變得更加合理，更適合於當前新發展階段的需要。無怪乎人民銀行和財政部已建立聯合工作組，並於近日召開了工作小組首次正式會議，以「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的要求」。與會的人行副行長宣昌能和財政部副部長廖岷一致認為央行公債買賣是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加強流動性管理的重要手段，將為央行國債買賣操作提供適宜的市場環境。
若說機構改革、從組織層面加強人行和財政部的協調，是現在中央「救市」的先決條件，那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香港對於經濟危機往往「板斧」有限。要告別劏房，卻沒有土地興建房屋；新冠疫情要保就業，百億計公帑卻落入僱主手中；市道低迷，商戶難敵加租壓力，官員除了呼籲共度時艱就愛莫能助。盛事經濟難道只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責任？發展北都除了發展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配合了多少？金融管理局的利率調整雖然跟隨美元匯價，但我們此外有何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財政司司長除了每年告訴我們收支是否平衡、赤字有多少之外，如何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不只中國，美國也設有國家經濟委員會，由頂尖經濟學家或者資深經濟政策專家擔任主任，成員包括副總統及經濟部門負責人，以統籌經濟政策。香港的行政會議既然沒有這個職能，對應的高層次架構又應該是什麼？由中央政策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到特首政策組，雖以政策研究為名，卻沒有發改委協調宏觀經濟政策、擬訂綜合產業政策的職能。商經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等基本上都是執行型部門，缺乏政策研究協調和戰略制定的功能。
香港在英殖早年並沒有經濟發展之打算，二戰後雖然財政自立，惟又遇上郭伯偉和夏鼎基，放任政策主導香港經濟發展至少廿年。現在再談曾蔭權和曾俊華的小政府、大市場理念已經意義不大，既然本屆政府認同要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就不得不考慮從頂層設計着手，加強財政、貨幣和產業政策的統籌能力。香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蔡洪濱就曾經建議政府建立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整體政策及戰略規劃和協調，以及經濟政策研究委員會，掌管嚴謹的前瞻性研究諮詢和政策解決方案。不論是何種組織、什麼名目，重要的是政策規劃不能空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更是香港治理問題的癥結。
隨着美國聯儲局減息以及內地積極救市，本港樓市和股市氣氛有望好轉，旅客人數以至消費水平都可能回升。但香港若然滿足於此，錯失結構改革、長遠規劃的意志，救市政策隨時反成我們的催命符。當年《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帶來的自由行就曾經令香港缺乏危機意識，現在特區政府剛好與內地簽署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第二份修訂協議（《修訂協議二》），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不得投資電影製作的限制，取消大部分香港服務提供者須在香港經營三年的規定等。《修訂協議二》雖然能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但中長遠計我們的競爭力有多少，對國際市場吸引力有多大，還看政府現在的改革有多全面、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