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招牌到名片　《香江墨跡》抬首探尋城市街巷間的寶墨｜開卷樂

大字招牌與五彩斑斕的霓虹，交錯於櫛比鱗次的建築間，漫遊香港舊街頭，不難望見一列列商戶招牌林立，爭奪途人視線，書法字體的鉤點撇捺間，又有幾分圓融和氣的雅量。《香江墨跡》一書四冊，收錄區建公、謝熙、卓少衡和黎一鳴四位上世紀三十至八十年代香江書法大師的墨寶，從招牌到名片，循跡溯源，探尋一代藝道前輩開拓的文化河流。
文：香港電台開卷樂｜原題：《香江墨跡——構築香港的書法》：抬首回首，城市街巷間的寶墨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由鄭政恆、黃怡、鄒芷茵、唐睿主持，逢週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541

作者黃宣游談及「墨跡計劃」的緣起：疫情期間，事務暫緩，靜下來時，他憶及學習書法十餘年，起初是受城市中的秀麗書法吸引，於是著眼香港招牌、石刻、碑銘等背後的故事。

「墨跡」本來研究中國應用書法藝術在香港如何與城市互動，但受上世紀三十至八十年代商業書法的模式啟發，黃宣游轉而聚焦在「書法藝術如何普及普羅大眾」，並精選研究上述四位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

招牌界的佼佼者

早期，前清翰林或多或少抗拒為工商揮毫，於是不少工作被轉介至較年青的後輩，而最為人熟知者，乃書法招牌大師區建公（1887-1971）。

區建公的商業書法提供多達二十八種書體，其中以北魏楷書最受青睞，商戶尤好其字形舒展、誇張，即使距離較遠仍矚目突出。字體越大，保留筆勢和結構越困難，在未有放大縮小和複印技術的時代，擅寫大字的區建公於早期商業書法界一枝獨秀，其落筆運腕得勁，疏密有致，用於招牌商標，特別為人注目。

區所書的最大招牌字究竟位於何處呢？黃宣游憶述：「半年前（二三年末），我們偶然看到台南的木雕老字號『陳彫刻處』將第三代招牌分享至社交媒體，一見，我們便認出『萬邦』二字與區老師的筆跡相近，考證之下，確信是區建公親跡。每字逾六英尺，所費的時間和墨水都相當多。」

至四十年代，謝熙（1895-1983）從廣州遷居至香港，在商業書法界嶄露頭角。謝熙的出現豐富了市容的書體。以校名為例，往昔多以楷書題寫，精通漢隸書的謝熙以這款敦厚古樸的書體帶來新貌，其穩重硬朗的書風，尤受學校、茶樓、發展商等歡迎，如「路德會呂祥光中學」，便便是出自謝熙的手筆。彼時，各式書風百花齊放。

轉危為機 乘印刷術推廣書法

六十年代，活字印刷的出現，使商業書法家的生計岌岌可危。然而，卓少衡和黎一鳴兩位書法家，卻能乘勢而起。

卓少衡（1923-2005）早年從事印刷業，憑藉人脈，他與黎一鳴到印刷廠接觸到海德堡印刷機，發現活用海德堡風喉照鏡機的原理，能克服原稿難以計量出理想尺寸的窘境，以三倍縮印出書法卡片。而且，不同於其他語言（如日語），一套漢字字體需幾千字形才可應用活字印刷，擅書的二人於是乘著優勢，廣推手寫書法漢字卡片。在數碼時代來臨前，這種卡片風靡近二十年，此況在華文界中屬香港獨有。

足球與書法的奇妙「聯乘」

黎一鳴（1935-2017）是四位書法家中，唯一淨以商業書法維生的前輩。他時年十八已矢志入行任書法代寫，因此深諳靈活的營業之道。他設立了自家一套收費標準，標明各類項目的收費和交稿期。

工餘時，黎一鳴便化身小型足球隊的守門員，不只組織「一鳴書法足球隊」，他更曾擔任九龍小型足球總會副主席。關於「書法界的足球員」，坊間流傳一則趣聞：有說，黎一鳴與裱畫師凌寶兒相識，書法與足球的奇妙結合啟發了凌寶兒的兒子——周星馳，構思出由其創作及主演的《少林足球》。

城市景色日新月異，萬物變遷。黃宣游在書中自序慨言，保育未必追得上時代的步伐，但其團隊希望能盡所能，記錄一些書法家的作品和逸事，將歷史的留痕繼續拓印、傳承。書法家將他們鑽研的技藝引進應用藝術，沿着此脈，為香港視覺文化留下重要的一墨。

（本文原刊於報章專欄《開卷樂》，此為加長版。圖片及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