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照顧者・5｜與林正財對話——誰來照顧照顧者？
「在文明社會，這是一個悲劇。」——照顧者殺親成為本港近年兇殺案種類主流之一，背後牽涉從「人口老化」到「社區治理」等重大議題，但特區政府未有着力跟進；作為安老政策重要推手的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接受《香港01》專訪時坦言，「有時要等到過了一個 tipping point（觸發點）」，才可能推動重大改變，從而減少悲劇再現，因為香港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態共同構成這種不幸現實——人與人關係支離破碎，互助互愛觀念備受挑戰，社會安全網出現漏洞，而只要社會仍然未能凝聚支援照顧者的共識，政府就沒有壓力和動力去優先處理。林正財反覆強調，政府無疑肩負最大責任，但整個社會也要重新思考：只要每個人都願意多走一步，讓照顧者感受到社會沒有摒棄他們，「我相信我們就有足夠力量去承托。」
「救救照顧者」系列報道（之五）
政府冷待照顧者慘案：「有時要等到引爆點」
父母殺女、兒子殺父、母親殺兒、父親殺女、老夫殺老妻——在剛過去的2022年，發生五宗與照顧者相關的倫常慘案，也即平均每隔兩個半月就有一個家庭因為照顧者不堪重壓而支離破碎。這一幕幕由老、弱、病、殘「相依相殺」的照顧者哀歌，已為香港響起嚴重警號，亟待特區政府調整施政思維，重新分配資源應對從「人口老化」到「社區治理」等重大議題。可是，當局至今未有積極回應，那一個個悲劇，都成了冷冰冰數字。
「照顧者的問題，可以說是一種『隱形病』。平常未必看得到，額頭上也不會鑿着『我是照顧者』，但他們確實面對很多困難。」關注安老事務接近20年的林正財慨嘆，正是由於照顧者比較隱藏，本身已經不易發現，而且沒有壓力團體遞信示威，所以政府制訂政策的時候，往往不會優先處理他們的訴求；即使近年屢有悲劇發生，而上屆政府終於委託理工大學進行並發表《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主要報告》，但由於需求不一、難以定義，所以有關政策仍然面對「如何落地」的大難題。
在林正財看來，最難的「落地」問題，莫過於整個社會仍未凝聚一種「需要共同支援照顧者」的共識，「如果連社會都覺得不重要，政府是不會管的。」
然而，這說法也難免令人生疑——「政府」存在的意義之一，本就應該善用權力和資源，積極解決社會問題、盡量減少悲劇發生，而如果當局死守那種「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的心態，豈不是要「逼」到愈來愈多照顧者走上絕路？
「很不幸地可以這麼說，香港無論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生態，悲慘地說，現實是這樣的。」林正財以遲了足足35年、近日終於發布的《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為例解釋，「基層醫療」議題歷經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的討論，實施理據相當充份，但由於工作屬於「預防」性質，在政治上無法獲得「選票」，所以拖延多年未有執行；直到近年公營醫療系統屢屢爆煲，例如專科輪候數以年計、急症病床供不應求，市民終於意識到「原來是會出事的」、「原來不如想像中美好」，「基層醫療」才可以走出第一步。
「在文明社會，這是一個悲劇。」回望近月照顧者慘劇，林正財也很無奈，「有時要等到過了一個 tipping point（觸發點）」，才可能推動重大改變，從而減少悲劇再現。
可是，香港等得起嗎？誰又能夠確保照顧者的「炸彈」不會釀成另一場「管治風暴」？
被動支援零散又複雜：「這些問題我都聽過」
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顯示，當時全港已有超過15萬名長者獨居，另有近30萬名長者只與配偶同住，也即每三名長者就有一個需要自己照顧自己或以老護老。由20個社福機構單位組成的「照顧照顧者平台」則在去年推算，全港至少有近100萬名同住照顧者，負責照顧13萬名需要協助的長者、24.8萬名長期病患、24.4萬名殘疾人士、5.3萬名特殊教育需要兒童、9萬名智障人士、31萬名0至6歲兒童。
「獨居長者、雙老長者、以老護老，在10多年前並不那麼嚴重。」林正財提到，近年社會運動造成撕裂，加上新冠疫情帶來阻隔，人與人關係變得分崩離析，「以前一聲問候，對照顧者來說可能已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現在沒有了，不幸事件也多了。他擔心，在「移民潮」下，很多子女獨自遠走他鄉，照顧者問題將會更趨嚴峻。
事實上，問題無處不在。70歲的琴姐，是典型的「以老護老」個案，要獨力照顧86歲、患有認知障礙、不時失控謾罵的丈夫，一刻也不得鬆懈；她接受《香港01》採訪的三個小時當中，不斷提及「自己可能就是下一個悲劇的主角」。50多歲的阿聲，則是「移民潮」下的照顧者，由於哥哥長年不在香港，加上姐姐突然移居外國，只能由他獨自照顧88歲的母親，令他難以平衡個人工作和照顧負擔，生活節奏也被打亂，顯得束手無策。
凡此種種的案例，政府不是不知道應該怎樣支援，但偏偏就是未能提供足夠支援（見表）。當局目前主要透過生活津貼、暫託服務、「中心為本」社區支援、「家居為本」社區照顧、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等措施，為照顧者提供有限度的支援。然而，有關政策早已為人詬病：一則零零散散、欠缺統籌，未能清晰界定支援對象；二則脫離現實、名額有限，與照顧者真正需求存在落差——例如，暫託服務只為長者提供230個指定日間暫託名額和330個指定住宿暫託宿位，對數以十萬計的長者照顧者而言，實在杯水車薪。
琴姐也說，一些居家支援服務僧多粥少，即使提出申請，最後也無安排。對她來說，五花八門的措施其實「講多無用，你要幫我解決實際問題」，例如加大生活津貼金額，並且放寬申請門檻，容許同時領取其他援助，起碼可以紓緩經濟壓力，為丈夫買營養奶粉、添置暖床氈，也好讓她有多個錢可以偷空喘息。阿聲同樣認為，政府支援片面、分散、繁複，例如曾有社工家訪幫他母親做運動，但當他問及有否支援照顧者的服務時，對方竟指自己只負責長者復健，着他自行上網查詢。「措施表面上可以幫助我們。」但實際上，他需要更多護理長者知識和個人心理輔導，協助跨過很多心理關口。
「你剛才說的問題，我全部都聽過。如果要照顧者了解整個（照顧者支援）系統是怎樣玩的，確實有一定難度。」對於政府支援政策與照顧者需要之間的差距，林正財認為問題並不在於資源不足，而是在於「服務種類相當多，也相當複雜，就算是行內人士也未必完全清楚，相信只有專業人員才能了解每一項服務」。他建議政府集中資源加強「個案管理」服務，尤其希望正在檢討的長者中心加快轉型，增加個案經理去為願意接受服務的照顧者提供「一站式」幫助，像「重案組」一樣貼身跟進一些複雜而高危的個案，再引導他們善用整個支援系統，包括政府資源或社會力量，很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不過，「個案管理」有效服務的前提，是照顧者能夠被看見。林正財提到，近月發生的照顧者慘劇，多數都沒有社工跟進，「如果說曾有社工接觸，但我們捉不到照顧者的脆弱位，那我們可以反思如何做得更好。但最困難的是，（出事的）照顧者並不是受助者！」他解釋，現有社會服務機制全都需要受助者主動求助，「你要舉手說你需要服務，但如果連有需要人士都不願意舉手的話，我們還能夠有什麼辦法去幫助他們呢？」
可是，政府為何會處於被動角色？難道不應該主動為照顧者建構「安全網」？
社會安全網千瘡百孔：「我們確實需要思考」
「這個安全網，不能只靠政府搭建。」林正財認為，政府固然有責任為有需要的照顧者提供支援，但安全網的最底層，應該由每位市民共同建構，「但這是我們最弱的一環，特別是最近幾年，我想我們確實需要思考，如何才能一起重建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個半小時的訪問下來，林正財至少十度重申「我們確實需要思考」——「我們」指向的是政府和社會，而「需要思考」的則是從「治理理念」到「社會文化」的應有之變。
第一個需要改變的問題是，香港缺乏長遠視野，未能防微杜漸，不懂動態治理。
「香港不太喜歡長遠規劃，不太喜歡將表面上看不到的嚴重問題，從地氈下挖出來清理乾淨，否則習主席也不會多番提醒我們，要解決深層次問題。」林正財說，「習慣即食」及「不求甚解」的短板，正是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導致我們冷待很多危機。
大家早年對「基層醫療」的後知後覺如是，當下對「照顧者問題」的不太重視亦如是，皆因我們沒有認真看待「人口老化」和「安老共生」是怎麼一會事。
林正財早於2018年以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接受《香港01》專訪時已經指出，「許多人還誤以為人口老化在香港只是『現在進行式』，覺得距離步入人口老化尚有一段緩衝期」，但實際上香港已經由「高齡化社會」踏入「超高齡社會」，當思維跟不上變化，資源自然落後，醫療求過於供、安老配套不足、照顧者壓力倍增等問題便會接踵而至。
林正財當年憂心忡忡，以「龜兔賽跑」作喻，呼籲香港急起直追；事隔四年，不能說政府毫無寸進，但成效如何就見仁見智，而林正財最感欣慰的是，普遍市民開始接納「居家安老」概念，明白應該尊重長者留在家中養老意願，不能只把他們送往安老院舍了事；由他提倡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零輪候時間」目標也有大躍進，輪候時間由2018年高峰的18個月，減少至2021年底的5個月。
第二個需要改變的問題是，香港不習慣思考結構性問題，也不適應從全局看待政策。
「我經常說，我們不只是照顧老人家，我們是照顧家人，所以如果我們對於家庭概念或者家庭政策做得好一些，很多安老政策執行起來就會比較順暢。」林正財娓娓道來，照顧者背後的人口老化與很多議題息息相關，包括居家安老、房屋短缺、家庭結構、鄰里關係、社區治理、社會福利、樂齡科技等等，所以「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導向本應貫穿於人口、家庭、安老、創科、教育、土地、房屋等等方方面面的政策範疇當中。
政策明明需要不同部門共同承擔，「因為都是我們應該共同面對的深層次問題」；可惜，目前除了「勞工及福利局」以外，其他政府部門似乎仍然認為「安老政策」事不關己——這也是過去四年作為行會成員的工作當中，林正財最不滿意自己表現的地方：「因為我還未能推動所有的局和署，和我們一起迎接『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挑戰......但其實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或者一個局，可以說自己完全和『人口老化』沒有關係。」
例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應該協助發展「樂齡科技」，幫助長者解決在起居自主、健康檢測、家居安全、復康保健及社交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問題，從而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和自理能力；至於教育局則可以教育年輕人認識「老化」，「以免日後不知如何照顧家中長者，或者到你老了可能你也適應不了」；而負責城市規劃的發展局，「如果未能因應『人口老化』設計未來城市，屆時社區無法充份配合『居家安老』，就會引發其他不同類型問題」；還有早已焦頭爛額的房屋局，「我曾在政府內部會議提出，為何當我們興建了愈來愈多的公共屋邨單位，但整體的公屋住戶人口卻是愈來愈少？當我們的房屋政策其實是（鼓勵）將一個家庭分拆成幾個，我們是否變相製造了很多獨居的人？」
看不清全局，難免一葉障目；讀不懂結構性矛盾，恐怕徒勞無功。林正財提醒：「每一個政策都影響着照顧者的不同面向，政府需要經常反思，那些政策究竟是在幫助照顧者，還是導致照顧者更加焦慮？」很多政策皆因相互抵觸，結果衍生不少下游問題，例如產生大量不被支援的照顧者，而如今家庭少子化、老人孤獨化、社會冷漠化等日趨嚴重，「我們是否應該思考上游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又該如何保持政策的一致性？」
第三個需要改變的問題是，過於注重個人主義，互相關愛價值日漸失落。
林正財最念茲在茲的一個與照顧者問題環環相扣的議題，就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瓦解，因為近年社會動盪令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變得薄弱，互助互愛的傳統美德也備受挑戰，那張原本可以用來「兜底」的社會安全網才會漏洞百出。
社會資本是用以影響社會互動質素和頻率的一些制度、關係和標準，有助建構市民的社會參與、人際網絡、凹凸互補、互信互愛、互助互惠、體諒團結、共同價值等等，為社區注入人情味。特區政府目前主要透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發展社會資本，鼓勵不同組織展開跨階層和跨界別合作，在社區建構互助網絡。林正財則早於2005年出任基金委員會委員，及後又做了六年主席，至今仍對當年落區時所感受到鄰里之間的守望相助精神印象深刻，例如不少義工樓長四出關照家家戶戶需要、穿針引線連結不同街坊；但他同時又感慨今非昔比，不論是公共屋邨還是私人屋苑，「很多人都把門關起來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這麼說，我們可能受西方文化所影響，比較強調個人主義。」林正財觀察到，每當新落成一些小型社區，發展商總以「排他性」作招徠，「說我們這裏很尊貴、外人無法進入、住戶很有私隱云云；可是，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推銷『包容性』？」他自詡「理想主義者」，做事追求價值理念，所以自從2017年出任行會成員，也積極鼓勵政府官員「放下包袱，多講價值觀」，一來可以透過價值認同到價值內化的過程，為整個政府設定上行下效的施政目標和合理政策，二來可以藉此向市民清晰表達政府解決問題的決心，顯示願意改過自新、重整公共資源運用，帶領社會朝着共同方向邁進。
儘管如此，林正財也自嘲道，在香港講「價值觀論述」和「深層次矛盾」，猶如「自殺毒藥」，很難引起關注；不過，他仍會繼續推動政府和社會改變。在訪問的最後，林正財一再重申，政府無疑肩負最大責任，但整個社會也要重新思考：只要每個人都願意多走一步，讓照顧者感受到社會沒有摒棄他們，「我相信我們就有足夠力量去承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