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藍屋：未竟全功的社會實驗
本月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宣布，本年度最高榮譽的卓越項目獎由灣仔區藍屋建築群奪得，是香港首次有保育工程獲頒發此一殊榮。
獲獎消息傳出以後，政府以至不少關注保育議題的人士均表示，獎項肯定了「留屋留人」的處理方法，「藍屋模式」值得其他城市借鏡參考。然而，倘若把藍屋項目放在更廣闊的灣仔保育計劃看，遺憾不少，要做的還有更多、更多。
說起這個自2000年設立，聯合國旨在表揚及鼓勵亞太區內由私人及公私營機構合作的古蹟保護計劃的文化遺產保護獎，絕非皆大歡喜的「分豬肉」盛事，相反它含金量十足，參賽項目粒粒皆星。以今年43個申請項目為例，最後獲頒傑出項目工程的便有上海現存最早的教堂、近年被上海市打造成文化旅遊熱點的上海聖三一基督教堂；另一得獎者來頭亦不小，正是被澳洲列入國家遺產名錄、自1898年起便已保留一整街老房子的珀斯市布魯克曼—莫爾街區（Brookman-Moir Streets Precinct）。
比起上海聖三一堂與珀斯舊街區，無論建築物本身歷史價值及相關政府認證，抑或復修工程的時期和規模，藍屋建築群好像都落後於兩個傑出獎得主，同時也沒什麼地方能夠看出它在保育建築技術上有任何先進之處。加上按照歷屆得獎名單來看，得獎者往往是一整個地區大幅地保留下來，或是區域內重要的宗教建築；若按照獎項評審的三大準則來看，藍屋能夠壓倒一眾對手、獲得終極殊榮的卓越獎項，似乎令人難以置信。
今年4月，劍橋大學出版社刊印了《徵收土地：一個比較視角（Eminent Doma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書，它是前年韓國開發研究院主辦「轉移可持續發展的範式：徵收土地與財產權」國際會議的論文集匯編。來自美國、德國、荷蘭、瑞士、台灣、南韓等地區的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在廣泛範圍的法律體系中，徵收土地機制常被用作服務強大的私人利益集團，而且往往是以對經濟弊多於利的方式來運作……多國學者、決策者和平民至少應該認識到他們正面對一個共同問題，並尋求更好的方法去解決它」，而會上更有發言者提倡將建築物歷史價值納入釐定補償金額和防止濫收的指標。
翻看歷屆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項目得主，從最初的馬來西亞檳城張弼士故居、印尼國家檔案館，到新近的印度德里久爾北帝廟、日本愛媛少彥名神社，多少項目曾經陷入官方強制拆遷危機，需要民間團體出力爭取保留？是次藍屋獲獎，與其說表現本地文物保育成就傑出，倒不如視作一個提醒我們的警號—近年香港政府土地回收機制運作欠缺制衡，已經去到威脅歷史文化遺產地步，甚至還引來國際注意了。
教科文組織評語強調，藍屋保育是「從租戶到社工和保育人士組成的廣大聯盟進行一場草根倡導的運動」，評審委員並非認為「留屋留人」概念本身有何特別之處，而是欣賞這次保育工程出於民間主導。評語之末更是饒富深意︰「這一次保護邊緣本地遺產的公民努力前所未見，它發生於世上最高壓的房地產市場之一，是對同區及鄰近其他瀕危城市地域的鼓舞。」
不無諷刺，「公民努力」，是藍屋得以突圍而出的原因。教科文組織破天荒打破傳統，將卓越項目獎頒給一個相對來說規模較小、歷史價值較低的「釘子戶」社區，代表評審委員們欣賞由下而上抗爭的努力，然而出現抗爭必要前提卻是文物生存空間受壓。不管是上海聖三一堂，抑或珀斯舊街，都有政府背後大力扶持積極保育；藍屋有嗎？政府說有，可民間卻說她沒有阻頭阻勢的話，獎項可能沒有，但結局更美滿。
這次保護邊緣本地遺產的公民努力前所未見，它發生於世上最高壓的房地產市場之一，是對同區及鄰近其他頻危城市地域的鼓舞。
保住了藍屋，誰還記得灣仔？
事實上，自2001年土地發展公司改組成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以後，灣仔便首當其衝成為了該局優先處理的文化保育項目，並聯袂發展局設立了「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製造了「灣仔舊區」（Wan Chai old town）這個前所未有的概念。包含藍屋在內，莊士敦道（翻新和昌大押及毗鄰唐樓）、日月星街（三條街道被改成太古地產主導的星街小區）、囍帖街（整條利東街改成豪華走廊）、灣仔街市、太原街 ／交加街露天市集、茂蘿街綠屋建築群等一一被收編在內，成為了市建局以「歷史主題」及「品味消費」為名的活化工程項目。
早於2006年7月21日，房協便宣布與市區重建局合作發展石水渠街一帶，正式向城規會入紙將藍、橙、黃屋等一帶建築群的使用用途更改為「休憩用地及保留歷史建築物作文化、社區及商業用途」。當時局方預算以一億元收回有關地區業權，當中未獲歷史建築物評級的橙屋將遭拆卸，原址居民則要悉數遷出。這種做法，與灣仔其他被評為保育失敗的項目不無二樣—保留並翻新硬件、將與保育建築及社區無關的商業元素猛塞進來、加上一點不怎麼樣高明的市場推廣手法、使它看起來美輪美奐又能自負盈虧。
藍屋與和昌大押、灣仔舊郵局或囍帖街本來同一命運。只是它較大部分灣仔的保育項目來得幸運，幸運在遇上了2006年起引發無數爭議的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以及紮根當區多年的聖雅各福群會。
你要（政府）再做這樣的動作其實很難的。近十年我印象中就只有這個例子，而藍屋，我覺得是一個例外，不是政府希望留屋留人的，而是另外的原因促使。
」多年來研究社會政策、深諳灣仔地區變遷的香港社會規劃學會總監吳伯風認為，藍屋是當今香港重建與保育常態中的一個例外，要複製這種保育模式，恐怕並不可能。「在灣仔這個範圍裏，聖雅各累積了人脈和表現，他們做時分天地，有時分券，讓收入相對沒那麼高的人可以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這些都是踏踏實實的社區建立工作。如果單講藍屋，而不談聖雅各背後的底蘊，其實很難做的。而這種社區發展和藍屋提倡的方針可以互相配合到，才可以促成這樣特殊的例子，在香港很難找到另外一個類近的例子了。
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時期，進駐藍屋與官方爭奪發展話語權的組織，又豈止聖雅各？社區文化關注、香港文化遺產基金會及藍屋居民權益小組，紛紛在前後成立或趕及支援，聯合與政府「講數」，現時的「香港故事館」前身「灣仔民間生活館」，就是這共同抗敵時刻下出現的產物。未幾，2009年發展局對藍屋的保育態度軟化，不但以巨額資助吸引非牟利機構參與活化，更對此前一直要求「留屋留人」的藍屋保育方案開綠燈—同一時間，灣仔其餘的重建項目，卻幾乎都在發展局強硬推進的情況下一一通過。
（未完待續）
上文節錄自第86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1月13日）〈藍屋︰未竟全功的民間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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