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四】王惠芬：那些年，我到精神科看病
王惠芬記得患抑鬱症時經常坐在家中，聽一室安靜，一個人簌簌淚下。她覺得人生沒有意義，夜裏睡不了覺，但隔天要到太陽下山才能起床。她變得無法積極人生，家中亂放的鞋或地下一根斷髮都會令自己頓時崩潰，覺得世界末日來臨。難過的時候，她詰問自己也在詰問世界，像歌詞問的：快樂都已經不在了，為什麼太陽依舊照耀，為什麼海浪還在拍岸……
撰文：黃雅婷 攝影：余俊亮
鳴謝：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此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四）
她去看私家精神科醫生，全為了從醫生手上取來安眠藥，換幾個不用想那麼多的晚上，卻想不到那個私家精神科醫生最後花了一小時聽她心事，再花45分鐘向她講解她患上了抑鬱症與醫療抑鬱症藥物的副作用。最後，她交上900元診金與千多元藥費，一星期後又回去覆診。「每次私家醫生都花許多時間幫我校藥，聽我的想法，解釋給我聽今次藥會加多加少，讓我知道我是一個很被關心的人。」慢慢地，她說自己沒有哭那麼多，有時甚至會主動去收拾那混亂的鞋櫃，對生活重新有了期望。
當抑鬱症穩定了下來，她卻又發現自己患上了乳癌。王惠芬回到私人精神科診所覆診，醫生知道她需要負擔龐大的化療費用，主動問她需不需要幫助，給了她開了一個八折優惠，最後還寫轉介信建議她到公立醫院精神科看病，「醫生說，他會給公立醫院寫清楚他開的藥和我目前的情況。」
不斷被問「想不想死」
一個月後，她便拿着轉介信到了公立醫院。那裏負責分流的護士開口就問她有沒有想死，王惠芬搖搖頭，很老實地說自己其實已經很穩定。「但那個護士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問我，是不是真的不想死。」她愈想愈覺不對路，對方好像想從她口中確定什麼，也像在提醒她，如果不說自己想死可能很久也無法看醫生。「最後我說有呀，有想死。之後他就開始問：那想死的念頭有多密……」她忍不住笑，回憶當時分流的情況，醫療人員既唐突又頻繁地把死掛在嘴邊，作為指標，其實多麼諷刺。
最後護士說，依她的病情原本要等上一年多兩年的，但因為王惠芬有癌症，一個月內便可以回來見醫生了。走的時候，她手上多了一疊單張，上面寫了各個公共精神科門診服務、急症室與私家醫生的地址與電話，她問護士是不是緊急情況下打電話，便可以即時見醫生。「他答我：『不等於㗎。太嚴重建議你去看急症。』我心諗乜有人會因為想死而去急症的嗎？」她想。
後來王惠芬才知道，那些老實過了頭、被分流到一、兩年後才能看醫生的病人，在漫長的輪候期間將無人跟進─所以這疊寫了地址和電話的紙張是給他們的最後錦囊，也像是意外發生，醫院被追究責任時的免死金牌。說到底，那不過是印了電話地址的紙罷了。
抽離和冷漠的專業距離
一個月後，她在麗港城的容鳳書精神科門診看醫生，在平日工作中，她慣了觀察別人，所以那天她走在診所，便四周打量那些坐她旁邊的人，他們一會笑一會哭，許多人都是隻身來的，眼睛裏沒有了光。人非草木，她看得心中慘淡，護士叫她進去看醫生了，她說自己這個平日多話的人，見到醫生也不敢多說廢話。
在診症室，醫生坐在一張大長枱內，戴着口罩，穿着白袍，椅子的高度調得極低，整個人像窩進了椅子裏面，變成一個旁觀者，還未坐下，他就要她報上名來。王惠芬腦海很快就想起了社工學教她的「專業距離」：那是一個自我保護的功夫，讓前線社工與個案保持一種既近又遠的關係。那一刻，她坐在醫生對面，中間隔着遠遠的「專業距離」，只感覺到醫生的抽離和冷漠。他像一個機械人重複一樣的問題：「你最近睡得好嗎？」「藥有吃嗎？」「你會想自殺嗎？」當精神科醫生與病人無法建立真誠而互動的對話時，也就沒法擁有同理心與了解，病人帶走的只有一張藥單，無真誠的關懷，慢慢「專業距離」的信條造成了公立醫院的冷漠。她嘆氣，不能怪醫生，因為她在覆診時，真的看着精神科醫生全日無休的一個病人接一個病人去看，幾乎沒有穿白袍的人從房中走出來，去過一趟廁所。
那時，王惠芬的父親剛好過身，她向醫生提出想見臨床心理學家。醫生打量她一輪，說見心理學家不過是摷回她不開心的回憶，叫她下次覆診再看着辦。之後醫生說，會開回私家醫生開的藥給她，但兩隻藥都需要由王惠芬自費。她自護士手上取得了藥，卻發現新藥與平日吃開的藥不同。新藥像紅色的子彈，她把它扳開，發現裏面不是藥粉，而是兩粒小藥丸。
她天天服藥，約十個月，就復發了，哭得比剛患病時更慘，整個人像摔進了憂鬱的泥濘上再也無法翻身。直到連她自己也覺得不妥，才又回到原來的私人醫生處，吃回原來的藥。那時王惠芬才知道，公立醫院開的是副廠藥，雖然跟私家醫生開的是同名藥，她卻覺得副廠的效果很差，從此也就不敢再亂轉醫生。「慶幸的是我是一個對精神病有認識的社工，當社工學生的時候，我到過精神病中途宿舍工作了數年，所以我知道如何面對我的抑鬱症─但如果換作成一個基層，我會懷疑他在這樣的醫療制度下能否醫得好他的情緒病。」
她不時會想到在澳洲住的那幾年，澳洲政府規定了醫生面診時間至少需有15分鐘，她在澳洲有幾聲咳去看醫生，醫生就陪她談足15分鐘─相反香港，到底是誰調快了醫生的時鐘？
「但我對精神科的醫生卻一點也不生氣，因為矛頭不應該指向醫生，問題出在整個制度之上。」
社工口中的一條絕路
「但我對精神科的醫生卻一點也不生氣，因為矛頭不應該指向醫生，問題出在整個制度之上。而且精神病患者其實不止需要精神科醫生的診治，同時需要綜合的醫療服務作支援，當中包括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與社工的調配。然而在整個醫療制度上，這幾個角色總是割裂地存在。」她談到醫院的醫務社工皺起了眉頭，這崗位主要是支援病人各種社會的需要，大至經濟與房屋問題，小至申請宿舍與接送出院，他們都需一一跟進，然而她認為醫務社工在緊絀的資源下沒法真正關心病人，只能成為社會資源的分發員和政府的把關人。
「當醫生開了恩恤信後，申請資源成不成功就落在醫務社工的批核之中，在這一關，很容易就變成了鬥慘。」要社工做這樣的工作其實相當殘忍，說完，她不禁嘆氣，又想起她朋友的遭遇，眉頭還是沒有鬆開過。王惠芬說，這位同是社工的朋友因為遇上大病，無法繼續工作，於是經醫生轉介找上醫務社工。「醫務社工說如果他要得到資助，便必須先把住的那層樓賣掉。朋友說賣了房子就會沒了住的地方。社工聽到搖搖頭，答他：『那無啦。』他沒辦法下，一再問是否真的沒有方法了。醫務社工答他：『沒有啦，除了賣樓啦，但你又話不賣，那就沒其他辦法了。』他說不是不想賣，但賣了一時三刻他就沒有住的地方，他也是社工，無路可走才找醫務社工的，如果連醫務社工都覺得沒有其他方法了，他眼前只有絕路一條。」王惠芬一手支着頭，很煩惱。
「最後，那個醫務社工聽到，便很乾脆地答他：『對呀，無錯呀，你眼前就只有絕路一條。』」她說，很難想像一個社工會對病人說這樣的話。「我覺得，醫務社工的制度和工作內容都有問題的。他們是社工來的，沒理由要為政府慳資源，但制度偏偏把他們逼成了把關人，像精神科醫生沒法和病人溝通，社工也沒法做到社工的角色一樣─在醫務社工的日常工作中，找上他們的人全都是可憐人，於是他們只能開始比較不同的不幸，把不幸變成了數據，按章就班的跟進，你夠慘了才給你，你不夠慘就由你去。」
見不到影的18區精神支援中心
最後一次到容鳳書去，王惠芬走在門診外的大馬路，想起這裏曾發生過的民間抗議。當時麗港城住戶知道政府打算在這裏開精神科門診中心時，有過很激烈的反對，村民封了整條大馬路，不讓醫療人員上班。直到當時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公開表明，指村民行為涉及歧視問題，如果有人再阻止醫療服務進行，便要開始發告票，才換來今天的平靜。
她搔了搔自己的短髮，身上的旗袍有點皺。「曾蔭權年代曾公開討論過擴展精神病患支援計劃，提出要在18區開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有了這些中心，精神病患可從中得到社交，增加藥物知識的流通性，並且減低目前精神科醫療的負荷。病人無助時去中心尋求支援，也總好過去急症爭資源。可惜直到現在計劃仍是因找不到地方，而無限期拖延。」她用手拉直裙襬，眼睛卻往窗外看，見到中午的陽光正曬，她想到今天又要回醫院照心臟。
「事情的問題最後回到了人性的本身。人們都不願在自己社區裏興建精神支援中心，怕中心會把精神病人引到身邊來，卻不知道精神病一早已變成了都市病，你我他都有情緒爆發時。」她手張開，是一粒紅色的藥丸，治療抑鬱症的。雖然吃了藥，她不再平白無事地哭，但想起香港的醫療困局，心裏還是會難過。
除了王惠芬的故事，還有在精神科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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