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精神科的人．一】密密做飲啖水都難 公立精神科醫生的一天
訪問那天是颱風後首個工作日，正好也是黃宗顯回公立醫院兼職為病人看症的日子。排隊坐車去醫院的人龍特別長，他跟隨一個個後腦勺向前移動，輪到自己時，小巴已經滿客了。他看看手錶，益發覺得等待花掉人生太多的時間。自當上公立醫院醫生後，公共醫療體制就像一個加速的世界，他化為幾分鐘就鳴聲大作一次的鬧鐘，從此更離不開兩根尖細的分針秒針。
小巴駛抵山上的醫院時，K座精神科門診中心還未開門，輪候大堂卻一早人滿為患。時間走在精神科的步伐總是既快且慢的，這裏的醫生被迫把半分鐘當成半個鐘在用，看病的人也只能把半個鐘當成一分鐘在等……
撰文：黃雅婷 攝影：余俊亮
鳴謝：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此為看精神科的人系列之一）
據兩年前全港精神健康普查反映，本港一般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為13.3%，即全港700多萬人口中，便有100萬人受精神問題所困擾，然而醫管局年度數字顯示這百萬人口裏，只有24萬人正接受公共精神科診治服務。精神病成為了香港的常見都市病，但全港註冊精神科專科醫生只得368位（包括已退休醫生），除去137位私家精神科專科醫生，估計留守公共精神科工作的只剩231人，就算加上非專科醫生人數，政府醫院精神科醫生與病人的比率仍維持於1:600。精神科新症數目於是被控制在每年五萬個的增幅中，在分流程序被界定為「穩定新症」的病人於九龍東醫療聯網輪候時間需時100個星期；在港島西為130個星期；新界東則長達154個星期，相等於兩年半的漫長等候……
在公立醫院當沙漏的日子
黃宗顯兼職的醫院分科大樓共有十層，每層都擠滿了手術室與專科門診中心：神經外科、痛症科、婦科、物理治療部與臨床研究中心，當中包括全港最大的公共精神病門診中心。與其他樓層不同，精神科門診中心的梯門打開，迎面而來是幾十張排序整齊的膠椅子，上面貼上了數字，黑壓壓地坐了許多等待的人，打着瞌睡，挨着椅背的身體已經睡倒了。
門診的牆是溫暖的米黃色，掛着世界各地的瀑布與高山。牆與畫分隔了十多間房間，全部放着一樣的配備，椅子與大長枱，房門外又是幾行等候的椅子，每道門上都貼了一張防止騷擾的告示：「一般舊症輪候時間約為45分鐘至1小時」。強壯的男護士遊走在房間之外，正打點着看症的次序，有時停下來安撫等得不耐煩的人，就像這場漫長等待的諮詢部門，他們的口頭禪總是「快了」。
黃宗顯熟悉地穿過人龍，走進了貼了自己名字的房間，沒穿上白袍，他就倒轉了一天的沙漏。首先，是長枱上堆放的排版，同袍叫這些堆得似山的排版做「功課」，是醫生開始一天看症前，必先進行的病人追蹤工作。
密密診症 喝口水也難
排版是一塊膠板夾着寫了「狂草」的病歷，醫生需根據病歷分派追蹤級別。愈嚴重的病人，追蹤級別便愈高，當中包括安排醫務社工跟進情況，或分派社康護士與個案經理定時上門探訪。
把20多份排版都做完了，他才能開始看症。精神科門診醫生的一天被分成上下兩晝，一晝需看30多位病人。多數時候，黃宗顯一晝都沒能喝上一口水。所以不難想像在精神科那間佈滿煙味的洗手間裏，站的差不多都是病人。他們在外面等得不耐煩了便來廁所偷偷抽煙，你眼望我眼，煙草絲燃燒的正是等待中無聊的時間。
十多年前，黃宗顯在港大醫學院畢業，成為精神科專科醫生後便在公立醫院工作，直到去年才離開公共醫療體制，不經覺在精神科已經工作了15年。
午飯時間，他總算能離開忙碌的門診中心，在餐廳低頭吃麵。今年30多歲的他在專科醫生中算年輕，但還是跟每位醫生一樣，把青春統統用了在醫學院裏學習當個好醫生，畢業後又在公立醫院學習用最少的時間看病人。
上年，他決定自立門戶，在鬧市中租了一個小小的空間，開了一間私人診所。他把診所的牆髹成舒服的翠色，又在地上鋪了淡色的木地板，門上沒有掛上醫生或診所的名字，裏面也沒有貼上證書與醫療廣告，推開那道普通的木門，病人就像回了家一樣。平日他慣了穿着便服看症，面診室沒有公立醫院常放的大長方枱，換成了中國人最喜歡的圓桌；他也棄用了笨重的電腦，改用了掌上電腦─在這間私家診所裏，他讓病人坐在他的旁邊喝茶看症。診所一星期開六天，剩下一天他便回來公立醫院門診部幫忙當兼職。
「我記得有次我代其他醫生看診，一個婆婆走進來，遲遲不坐下來。我說：『婆婆，請坐啦。』她很驚訝地問我：『吓，醫生，我今日有得坐呀。』我才想到她平時可能連坐下來的時間都沒有，剛進了房，馬上就被遞了張藥紙，請她離開。」
把病況變成急口令
回公立醫院兼職的這一天分外辛苦，黃宗顯笑說。他在自己的診所看一個新症病人能用兩、三小時進行診斷，但在這裏看一個新症病人只有15分鐘至半個鐘的時間，舊症病人更慘，來去也只有半分鐘至5分鐘的時間跟醫生說話─時間就是金錢，管理時間就是管理資源，醫管局懂，醫生懂，連看病的人都不得不認清這個現實。
「我見過有些病人在覆診前，會在家想好想說的話，再把話抄在紙上，一見到我，便急急忙忙拿出皺巴巴的紙，急口令一樣讀出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因為他們怕如果不一早預先想好要說什麼，時間匆忙，會忘了跟醫生說出重點；或者如果他們不先在家練習幾遍，到時說得不夠快，很快就會被醫生趕出去。」說着，他用筷子往碗內的熱湯裏撈了幾次，麵條像看症的時間一樣短，噗通一聲，又跳回到湯內。「我記得有次我代其他醫生看診，一個婆婆走進來，遲遲不坐下來。我說：『婆婆，請坐啦。』她很驚訝地問我：『吓，醫生，我今日有得坐呀。』我才想到她平時可能連坐下來的時間都沒有，剛進了房，馬上就被遞了張藥紙，請她離開。」
他回憶着過去的日子，想不到在公立醫院全職工作的十幾年就這樣過去，最後他學會了用很短的時間做許多的事：一星期工作五天，星期五需要加班，除了到門診看症外，醫生晚上需要輪流on call，不同職級的醫生有不同的on call方式，普通的駐院醫生晚上需留在醫院看管病人，如果發生緊急個案，便會second call高級醫生回來─離職的那一年，他已升做副顧問醫生，但升了職不代表可以閒下來，除了看症與on call外，黃宗顯多了不少行政工作。在目前的醫療制度上，愈資深的醫生見病人的機會愈少，行政工作就愈多。大概因為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如此，他看到愈來愈多醫生在畢業數年內考畢專科資格，便會離開公立醫院，出來掛牌。
「公立醫院的病人不同，這裏的病人生活條件普遍不太好，又或是活在經濟拮据的環境中，他們需要政府的各種援助，所以公立精神科門診的工作除了看症，同時需要處理許多病人的社會福利需要，天天也有山一樣的文件要簽，綜援、傷殘津貼、成人尿片錢、流質伙食費……」
像社福醫生的精神科醫生
午膳時間只有一個多小時，黃宗顯匆匆把麵吃完，別了記者，便回到10樓，開始看下晝的幾十個症。有病人一進來就問他：「醫生，我食藥食了那麼多年，聽說可以申請政府一些錢，你幫我申請好嗎？」因為他代的是另一位醫生的崗，所以只能這樣回答病人：「根據資料，你每26個星期才回來覆診一次，相信醫生認為你的情況已經很穩定，所以不代表你吃精神科的藥物就有津貼的。」在這裏，他花得最多時間跟病人談的是社會福利津貼，而不是他們的病。「唔係呀醫生，我身邊有一些朋友，平日行得走得，他們也是一樣拎津貼。為什麼我拿不到呀。你哋的醫生會不會人人標準不同，有鬆有緊㗎？」
他想到外面許多人在等着，再過不久可能外面就要鼓譟起來，試過有在外面輪候的人敲他的門，又或是直接開門探頭看看他在做什麼，「是不是醫生偷懶睡着了覺呀」。黃宗顯看看時鐘，覺得不能解釋太多了，只好婉拒了病人，又淺淺解釋了幾句，病人於是帶着不滿，走了。
「在私人診所看病的病人，多數經濟能力較好，同時病情也較穩定，他們的自覺性很高，會準時吃藥，不能來覆診也會打電話更改預約時間，他們懂得自己有病，會跟醫生說自己的精神狀況，所以開的藥也會較公立醫院的要輕；可公立醫院的病人不同，這裏的病人生活條件普遍不太好，又或是活在經濟拮据的環境中，他們需要政府的各種援助，所以公立精神科門診的工作除了看症，同時需要處理許多病人的社會福利需要，天天也有山一樣的文件要簽，綜援、傷殘津貼、成人尿片錢、流質伙食費……」黃宗顯苦笑，自己其實更像一個社福醫生。
「最多人要求申請房署的體恤安置：無屋住的，想申請上公屋；有屋住的想搬屋；有一些想搬高一點，有一些想搬到別處。就算已經去了中途院舍的病人，院舍的職員也要我填不同的回條，向他們交代病人有沒有覆診，下次幾時覆診……有時中途院舍的病人想放假外出，院舍的職員又會打來問我可不可以放他出去，其實病人在院舍見姑娘多過見我，他的情況對方應該比我更清楚，可是制度把這個責任也推到醫生身上，增加了我們不少工作量。」
他看看錶，快六時了，不知天黑了沒有，上下晝的症終於看完了，外面變得空盪盪，門診剛靜下來了，他又要開始寫醫療報告。「有一些病人因為自身情況需要索取醫療報告，有一些因為工傷，勞工處要求呈交醫療報告；有一些關於法律的訴訟，律師也會向醫生提出呈交醫療報告……」醫療報告不是簽個名，簡單幾句就完的，儘管一天下來忙到頭昏腦脹，他還是不得不仔細地開始寫起那幾份水蛇春長的醫療報告……一天的沙漏都快漏完了，公立精神科醫生的工作卻還是做不完。
除了黃醫生的故事，還有在精神科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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