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攻略．二】嘆市建局只向錢看 龐婉儀：重建應着眼公眾利益
龐婉儀曾是土地發展公司與市區重建局的規劃師，同時不斷參與民間的保育運動。第一次，是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時，市建局剛剛推出H18卑利街/嘉咸街與H19土丹頓街/永利街兩個重建項目，香港歷史研究人何耀生立即來到市建局的辦事處，問她：「為什麼你們要拆掉這麼美麗的舊建築？」何耀生對保育一事充滿傻勁，不時來訪，又不時致電給她，打聽重建計劃的進度，而她其實非常喜歡舊建築，兩人愈談愈投契，他不禁問：「你覺得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值不值得保留？」「值得。」「我整理了一些反對清拆的文件，不知道要交到哪裏。」她詳細解釋，關於賣地查詢要寫信給哪個部門，而更改土地用途又要寫信給哪個部門……
攝：龔嘉盛
（此為舊建築逃生指南系列之二）
何耀生只收到最簡短的政府回函，說會跟進查詢，可是一直沒有消息。來不及了，他一定要寫一封很長很長的信給政府陳述利害，可是，「我不懂寫，你幫我寫。」「我不能用我的名字，也不能公開給你寫，公司知道不太好……」「無論如何，你就幫我寫吧。」推卻不來，她便替他修訂保育所需書信與文件；同時，他主動聯絡《南華早報》記者，希望可報道此事，記者說個人名義很難寫，「你有沒有一個群組？」「哦！要群組，得！」他便找來羅雅寧等街坊組成中西區關注組。何耀生非常熱心，卻不太熟悉政府部門的運作，遇有問題，常常請教龐婉儀。
從2005年爭取至2008年，政府終於答應原址保育。龐婉儀說：「你可否想像那裏興建了兩幢豪宅？其實交通是負荷不來的，它旁邊的鴨巴甸街又直又斜，車來車往十分危險，所以這次其實是民間救了政府。」
當時，她暗中參與民間保育，明裏卻要代表政府處理囍帖街（利東街）清拆，與民間團體談判。這是一條保留着傳統行業的老街，她不是第一次處理這樣的老街了。第一次，是花布街（永安街，今中環中心）的重建計劃，布販後來獲安置到活化後的西港城一樓。
從前的花布街聞名中外，一條街聚集了六七十檔布販。區灼明的培記疋頭仍在西港城營業，回想當時中國人、外國人都來買布造衫的熱鬧景象，「生意極好，哪有停手？哪會等客，客等我們。」他的「地舖」是三層唐樓，每層都擺滿花布，自爺爺開始賣布，布店傳給父親，再傳給他，他是專業賣布的，「又做衫又賣布就是不專業，睇布睇得不夠，兼顧做衫就沒有那麼多時間睇布。」1980年代尾，政府說要清拆花布街，幾十個布販又示威又請願，街道還是以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改建成今天的商業大廈，而布販只能抽籤看看能否抽中西港城僅有的18個安置舖位，區灼明非常幸運，可以把樓高三層的老店塞進西港城的細小舖位，其餘抽不中籤的幾十間店，全部消失。
拆一條老街 如殺一個傳統行業
1980年代，政府本來打算清拆西港城─香港現存最古老的街市建築物。當時龐婉儀任職的土發認為這幢建築物很美麗，且活化後可以安置花布街的布販，便申請將它活化。「如何保留一條街，我們當時沒有經驗，但也知道布販要聚在一起才有意思。」可是培記疋頭搬進西港城後生意跌了八成，當時通訊不方便，他來不及通知熟客，熟客根本不知道花布街搬到哪裏了。在商場裏保留下來的花布街非常冷清，師傅常常在店門踱步、閒談，整個上午也沒有一單生意，算了，想想今天午飯吃什麼。
「其實有沒有做錯到？」龐婉儀不斷自問。
訪問那天，她來到西港城，一見區灼明，便問：「其實當年我們是否很錯？」「又不是全錯，如果不在這裏安置布販，花布街就真是完全消失了。」他覺得清拆一條老街就是殺死一個傳統行業，花布街如是，利東街亦然。只是，1980年代尾的花布街只有布販與政府抗爭，而2000年代的利東街保育運動，卻有很多外來人關注，不少年輕人更與街坊並肩抗爭，令他非常羨慕，「雖然爭取不到，但也叫做有反對聲音。」龐婉儀立即說：「千萬不要以為無用，它的影響雖然不是即時看見，但其實影響了以後的保育運動，所以一定要出聲，不出聲就什麼都沒有。」
如何保留一條街，我們當時沒有經驗，但也知道布販要聚在一起才有意思。
當年在利東街，她向民間團體解說市建局的立場，而市建局真正的立場其實就是爭取一個較少掣肘的地盤。保育一幢樓或一條街，往往大大增加了鄰近地盤的限制，直接影響採光、風景、可供建樓空間與建築物位置等，非常影響周邊地段的投標價錢。她代表政府，卻常常覺得民間的要求並不過分，也有理有據。「唉！其實我們在條例裏說明了重建是要改善環境，但我真的不覺得這樣可以改善環境。」自覺對很多事情有心無力，還未完成利東街項目便離開了市建局。「我真是覺得做重建工作做了這麼多年，做來做去都是這些事，沒有新意，不是把舊樓翻新，就是由三層改建成三四十層，主要是有些人在項目裏賺錢了，可是對整個社區沒有大貢獻。」
在利東街裏與市民對着站，但來到保衛皇后碼頭的示威區，她又與朱凱廸他們站在一起。
「那時我很生氣，已經拆了天星，皇后碼頭是最後了，我們規劃師學會、建築師學會等都覺得要保留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本來有天星、皇后、中環大會堂三項建築物，而大會堂有圖書館、表演及展覽場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就是在人來人往的愛丁堡廣場消閒、享受公共空間。那時還未有地鐵。可是現在你覺得大會堂很慘，它很孤單，因為我們把一切都拆了，它失去了佈局，但它在這裏本來是有佈局的。愛丁堡廣場最初是設計給公眾休息，令你覺得很悠閒、很舒服。你在天安門廣場會覺得自己很渺小，一些廣場會有領袖雕像，你覺得自己很渺小便很想跟從一個偉大的領袖，跟着他過更好的生活，這是設計師的布局，令你覺得自己渺小，但愛丁堡廣場給你另一種感覺。終於天星、皇后都搬走了，你也覺得大會堂什麼都沒有了，它與附近的建築物都不相關，它失去了身份。」
「當然你可以反問那裏到底有什麼好保留？但如果你覺得什麼都不值得保留，那也確實沒什麼好保留了。」
如果再有重建項目牽涉老街，真是不要再碰那條街，你一碰，那條街就會不一樣。
現在她覺得清拆花布街確是做錯了，把一條街搬進一個商場並不可能。「因為這些老街是有機體來的，不是一朝一夕發展成這樣，是要經過很多年時間，那個行業的人才會慢慢聚集在這裏，而不是好像擺棋盤一樣把它們立即擺進來。如果再有重建項目牽涉老街，真是不要再碰那條街，你一碰，那條街就會不一樣。」
任職土發前，她曾參與新市鎮規劃工作，覺得規劃新市鎮與舊城區是兩回事，這是造新衫與改舊衫的分別，新市鎮好像你買了一塊新布回來，想怎樣裁就怎樣裁，但舊城區就是舊衣服，你被原來的款式限制，不可以想怎樣改就怎樣改。「就像深水埗是有社會功能的，它是給不富有的人消費和生活的，但你將它的功能改變，把它升級，變成懶靚，廉價店舖消失了，舊街坊的活動空間減少了，舊街坊可以到哪裏呢？」
她認為市區重建是一種社會責任，而市建局必須正視這份責任。「因為你是動用政府的收回土地條例來收樓嘛！你要牽涉公眾利益才能使用這條法例，所以你做的事一定要從公眾利益着眼，這是你的任務，不能只向錢看，如果你把土地收回然後賣地賺很多錢─你不可以這樣做，因為這不是公眾利益，你要想想你的項目要怎樣改善社會環境，例如增加公共空間。」
例如西港城和文武廟前，是否可以有一個小廣場給公眾休憩、欣賞建築物，而不是在文武廟旁興建20層青年宿舍？例如德輔道中的交通擠塞得走路比坐車快，是否可劃為行人電車專用區？它早上是綠化休憩帶，晚上可作夜市與街頭表演。
「從前在土發年代，我們要負責安置費、建築費、補地價，所以一定要和發展商合作，不然沒有錢，我們就無法工作。現在市建局不用補地價，安置有房協和房署幫忙，政府提供了很多支援，所以市建局年代做保育的潛力很大，市建局真是不需要那麼商業化。」
現在，她仍在爭取把德輔道中劃為行人電車專用區。如何更易爭取改劃？「要看天時地利人和，如果政府政策在此時傾向這個方向，或有個政府要員十分關注這個議題，成功機會就會大增。如果你的提議在區內獲得很多市民支持，成功機會也會大增，因為政府一定要處理。所以不要不發聲，一定有用的，我曾在市建局工作就更明白，如果你不發聲，就真是什麼都沒有了。」
除了龐婉儀的故事，還有他們：
上文節錄自第70期周報（2017年7月24日），原文題為《 中西區的保育示範 舊建築逃生指南》，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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