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剖析六七各界鬥委會
隨着六七暴動迎來50周年，當年被視作指揮「反英抗暴」行動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再次成了焦點。當中一些老委員走出來面對傳媒，有人表示懺悔、有人堅持初衷，引來各種反響，但對作為一個組織的「各界鬥委會」本身如何成立、運作，卻鮮見有人觸及。
（本文原載2017年5月22日《香港01》周報第61期B14版，按此訂閱周報）
50年前的5月15日清晨，北京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華代表霍普森（Donald Hopson），表達「最緊急、最強烈抗議香港英國當局對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法西斯暴行」；次日，香港百多位左派陣營代表於工聯會工人俱樂部召開會議，即席組成「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下稱「各界鬥委會」），並通過決定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等17人，向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遞交抗議書。隨後，左派組織相繼發動各種罷工罷市活動、宣傳戰及炸彈襲擊，相關工作表面上都是由這個「各界鬥委會」指揮。
一般認為，「各界鬥委會」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中國港澳工委在背後控制，其下統轄各行各業的鬥委會進行前線活動，而楊光與費彝民等人則是形式上的領導者——當然這絕不代表他們毋須為後來的暴力行為負任何責任，這裡希望討論的是作為一個組織的「各界鬥委會」本身。今天大多數人談到這個團體，都會簡單斥之為引發六七暴動的罪魁禍首，但對其具體成立與運作情況往往少加着墨，甚至將它與其下的各行業鬥委會混淆。為了好好汲取歷史教訓，我們實有必要釐清當年「各界鬥委會」真正擔任的角色。
前身賀國慶 大會僅三次
「各界鬥委會」之所以能夠快速建立起來，無疑是參考了過往數年港九各界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的模式。翻查《港九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週年大會籌備委員會會訊》，不難發現當年設立鬥委會與舉辦賀國慶活動的，根本是同一群團體。所謂各界國慶籌委會是一個鬆散的臨時性機構，而且是新華社和港澳工委領導的統戰組織，但它只在名義上統領各行業的國慶籌委會，具體工作都由前線實權人物自行操作，各界國慶籌委會本身沒什麼職權或資源可以動用。「各界鬥委會」與前線各行業鬥委會的關係大致與之相若，這也是各行業鬥委會於六七暴動時期活躍程度不一的主要原因。
此處還要補充一點：「各界鬥委會」的成立要晚於許多名義上在旗下的各行業鬥委會。5月6日新蒲崗人造花廠首次衝突，已直接促成膠業工會成立「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反迫害鬥爭委員會」；5月11日再發生血腥事件，工聯會翌日通過組成「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接着又有摩托車業職工總會等十餘個組織，設立了各自的鬥委會。以上這些行業鬥委會皆出現於「各界鬥委會」之前，而其領導人物們後來亦非全部加入「各界鬥委會」。從此角度來看，「各界鬥委會」的形象更接近一個事後成立的支援聯絡機構，而非如某些人所言，是一開始就主導鬥爭方向的「大腦」。
況且，「各界鬥委會」由始至終只舉行了三次大會：5月16日上午10時成立大會，決定初步委員101人名單，以及向港英提出四項要求；5月21日上午9時舉行緊急會議，通過發表《告同胞書》擴大呼籲抗爭，並且發動捐款和登記受害者；5月23日上午10時擴大會議，將委員人數增補至348人。八個月的鬥爭期間，「各界鬥委會」常委主任楊光等人雖不時公開發言，但背後都未曾經大會磋商，更遑論與前線行業鬥委會協調。然而到亂事結束後，「各界鬥委會」仍持續活動了一段時間，1969年還與「烈士家屬」舉行春節聚餐，大概因為它存在日期較長，故容易讓後人誇大其影響。
成員涉各界 未必具實權
5月24日，香港《大公報》刊登「各界鬥委會」委員名單，列舉擴大後的全體委員合計348人，次序基本依據成員所屬界別排列，但未直接開列各人具體身份。根據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一書的統計，這些「各界鬥委會」成員裏，未能辨識者有10人，勞工、漁農界有71人，教育、學生界有61人，工、商界有71人，銀行、保險、貿易界有20人，新聞界有28人，電影界有32人，出版、印刷界有20人，文藝、體育界有10人，醫療界有6人，婦女界有12人，華人革新協會文職人員協會有6人，宗教界有1人，但有一位學生代表吳智強的姓名在表上重複出現了兩次，未知是否同名同姓的不同人。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界別劃分不是完全排他，譬如位列於名單最後的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白潔之，他同時也是華人革新協會醫藥福利委員會主任，而在1920年代省港大罷工時期，白潔之更是電車工業競進會工人代表，因此嚴格來說他是屬於勞工、醫療、宗教三界，未必可以單獨列作宗教界的成員。類似情況在名單上尚有不少，例如中發有限公司經理兼華僑商業銀行董事長邱文樁、汕頭商會秘書長暨《經濟導報》經理邱嶺山、福建體育會及福建商會理事長黃福俊等等，他們應該都可以說是跨界別人士，不過這反而說明了「各界鬥委會」成員對香港各行各業的滲透程度之高。
「各界鬥委會」成員名單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許多左派實權角色並未名列其中，例子有新華社一眾高層及三聯書店經理藍真、《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等人。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解釋，這種安排源於香港左派組織希望「保全實力」，個別幹部刻意不參加「各界鬥委會」，目的在於不想暴露身份，避免遭港英政權連根拔起；後來國家總理周恩來於6月6日指示說：「香港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結合，不能在這次鬥爭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都暴露了不符合黨的原則」，講的也是同樣道理。甚至有人自覺可能遭港英特務竊聽、監視，所以才將委員工作交給第二把交椅來跟進。
對上欠聯繫 對下無管束
人稱「龍少爺」、長年專注研究本地工運史的梁寶龍先生，還發現一個關於「各界鬥委會」的有趣現象——它的全名「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僅列出「港九各界同胞」，沒有提到「新界」，似乎表示它在成立之初並沒有新界代表。現時已知「各界鬥委會」成員的所屬社團，絕大部分亦非以新界為根據地；直到後來亂事擴大，方慢慢看見新界各區鬥委會身影。箇中原因應是新界的左派組織歸廣東省領導，而港澳工委級別只是城工委，故在未諮詢上級廣東省委的情況下，港九左派不能踰越職權、擅自列出新界代表，「這點可進一步反映暴動初期中共內部的不協調情況」。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各界鬥委會」成員名單亦無出現華潤公司、招商局等親中團體的代表。當時華潤公司隸屬國務院對外貿易部，招商局則屬於國務院交通部，兩者皆與港澳工委沒有直接關係，梁寶龍因此推斷「可能是鬥委成立急促，華潤和招商局尚未收到北京的指示」，導致它們未敢公開參與「各界鬥委會」的活動。儘管如此，隸屬於華潤的德信行、五豐行分別有經理謝鴻惠、副經理張學明加入了「各界鬥委會」，近年一些材料又指華潤公司與招商局曾經有人協助輸送武器來港，證明它們當中不少成員確實支持和同情「反英抗暴」，並且可能反映出連這些團體內部對此事同樣意見不一。
本身曾是「各界鬥委會」成員之一的周奕，則以其個人經驗說明會內委員如何「各自為戰」。自5月23日後「各界鬥委會」未再召開過任何大會，僅偶爾發表聲明、呼籲行動，並且不存在相關的文件記錄；至於名義上歸「各界鬥委會」統轄的行業鬥委會們，實際上皆由各界領袖自決行事、不受總會管束，「唯一領悟領導上指示的途徑是閱讀每天仍能出版的《文匯報》、《大公報》以及其他愛國報紙」。而且當年《文匯報》雖然有自己的職工鬥委會，但周奕本人作為《文匯報》記者，率領採訪小組揭露殖民政府惡行，「是完全脫離報社的獨立活動，絕大部分是依靠個人關係和網絡去發掘線索來撰寫稿件」。
其實「各界鬥委會」的角色，本應像前身的各界國慶籌委會一樣，負責協調新華社、港澳工委與左派組織活動，並且傳達北京意旨給前線人員，只可惜基於各種原因，「各界鬥委會」最終似乎並沒有起到這種作用。況且根據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回憶，「各界鬥委會」之上還有一個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祁烽領導的「反迫害指揮部」，而吳氏於6月14日工作筆記刻意寫道：「如發生指揮與工委意見不同時，工委是否定指揮部的意見呢，還是同時報上來由總理決定」，足見上層機關意見都未必能統一；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怪「各界鬥委會」無法順利傳遞北京的意見，進而導致後來出現暴動失控局面。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