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火燒英國代辦處——港府反守為攻的契機
六七暴動在5月爆發後，英國政府與港府對如何應對暴動一直舉棋不定。但是，他們猶豫不決的原因並不在於暴動本身，而是他們顧慮到香港左派背後的支持者——中共政府。就在英方猶豫不決之際，港府查封左派報章竟意外地突破了僵局，將整場暴動由高潮推向落幕。
（本文原載2017年5月22日《香港01》周報第61期B16版，按此訂閱周報）
六七暴動之猛烈雖然是香港前所未有，但也不能算是英國政府不能控制。即使香港警察無法應付，駐港英軍也不至於無法解決。早在1956年右派發起「雙十暴動」時，港府雖然反應略為遲鈍，但尚能在暴動發起一兩天後實行戒嚴，並出動英軍控制場面。故此雙十暴動雖然非常激烈，卻能在一周之內被平息。但在十年後的六七暴動中，英國政府對於香港的部署卻一直遲疑，甚至曾一度考慮是否要放棄香港。英國與港府之間出現意見分歧的癥結，在於英國正在估算中共政府是否意欲用強硬手法收回香港。英國當局害怕一旦對六七暴動處理不慎，將為中共使用武力收回香港提供一個合理理據。
涉外交問題 港府難專斷
在暴動發生之初，港督戴麟趾斷定其是由左派發起，而非由中共中央直接授意，因此大可採用強硬立場，以鎮壓措施與懷柔和談雙管齊下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在1967年5月13日發給英國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就認為「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已改變對香港的政策」。戴麟趾判斷中共政府無意藉六七暴動收回香港，英國政府毋須過分顧慮而「畏首畏尾」，反而應該主動出擊避免亂局拖延。從事後檢討的角度而言，戴麟趾的想法可能是基於他於香港在地觀察所得的直覺判斷，但遠在倫敦的英國政府，卻比他審慎許多。英政府一直對中共政府抱持友善態度，希望在香港問題上不會過分刺激中共政府。當時英國聯邦事務部大臣Herbert Bowden在5月17日答覆戴麟趾的電報中，就指出要避免對中方作出不必要的挑釁。
另一方面，駐北京的英國代辦霍普森雖然同意戴麟趾的說法，認為中共中央無意改變其既有策略而使用武力強行收回香港，但他又同時留意到在文革期間，「造反派」得勢將有可能為香港問題增添變數。1967年間，內地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時期，中央對於政府的控制並不如外界想像般牢固。即便中央可能並無此意，但群眾間的激進情緒卻可能改變中共政府對香港的政策。當內政陷入半癱瘓的狀態，外交部也難以獨善其身，難免在政治掛帥的氛圍中做出一些未經深思熟慮的舉動。6月時，英國外交部遠東事務處處長Edwin Bolland就指出，假如香港出現不可收拾的流血衝突，內地的狂熱份子將有可能在未經中央許可下突入香港，引致中央政府在「文革狂熱和沙文主義」的影響下，被迫支持這些激進份子。
於是乎，香港、倫敦與北京三者的認知互相交織，結合成了英國政府在應對六七暴動初期的主要政策方針—— 一邊宣示英國決心維護香港主權，但卻又不敢貿然輕舉妄動，對左派採取過於強硬的措施，以避免挑動內地情緒。在5月底，英國當局同意港府封鎖中銀大廈和工聯會總部等左派建築物的要求，並同時安排航母堡壘號（HMS Bulwark）駛進香港。此舉對於海軍與空軍都相對落後的中國而言，無疑是重要的威力展示。同時，在對左派在港勢力的處理上，英方又顯得有點猶豫。戴麟趾於6月初向聯邦事務部建議向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甚至新華社等宣傳工具動手，禁止其關鍵人物回內地後再返港，又或不再續發工作簽證予內地人士。然而英方卻不欲挑釁，反而建議戴麟趾「暫緩行動」。
當然，這種政策方針並非一個完全統一的思想，當中也夾雜了三者的主觀判斷。學者葉健民在「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一文中就提到，戴麟趾與霍普森兩人在思考香港問題時的觀點很不一樣，時常出現意見分歧。他指出戴麟趾的態度強硬，在六七暴動隨時日推進時，漸漸取得上風而主導了英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觀點。但大致上，在六七暴動早期的5月至7月間，英方一直採取觀望態度去對應。這也解釋了為何六七暴動並沒有在短期內遭到有效鎮壓，最終演變成一場接近半年的騷動。
文革造反派 亂局生轉機
在英國持觀望態度的情況下，左派宣傳獲得相當大的發揮空間，使港府無法有效阻止左派製造有利的輿論，遂令六七暴動局勢陷入僵持膠着。到了7月後期，港府理解到若要更有效瓦解左派勢力，就必須一改英方的綏靖態度，轉而打擊左派宣傳工具。署理港督祈濟時在7月向英方報告指左派報章持續刊登煽動性和捏造虛假的新聞，令其成為推動左派活動的主要推動力。故此港府必須向這些左派報章動手，才能從根本解除左派的組織和威脅。
問題是，當時香港三份主要的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都是由中共政府擁有。假如港府直接向它們動手，那將很可能刺激到內地的激進份子，英政府不會同意這樣做。港府在六七暴動的處境相當尷尬，因為這並不只是香港內政的問題，同時也是英國與中共政府之間的外交問題。顧慮到這因素，祈濟時於7月26日向英方建議，先「試水溫」，對獨立的周邊左派報章展開打擊行動。經過一番權衡後，英國聯邦事務部終於在8月4日正式答允港府要求。8月9日，港府終於放手一博，逮捕了《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及南昌印務公司的左派關鍵人物，起訴他們「刊登煽動性文字」及「意圖引起警隊成員不滿」；而稍後於17日，更進一步勒令三份報章停刊。
然而，就在這邊廂香港展開行動之際，那邊廂中共內部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於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兩人的努力，中共外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尚能夠保持理性與「造反派」對抗。外交部希望問題止於中國內部，而極力避免其釀成外交問題。早在1月，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已企圖奪取外交部控制權，但卻被周、陳二人巧妙迴避。但到了8月，造反派在新晉王力的煽動下，發動了第二波的奪權行動。由8月7日王力發表講話支持造反派重新奪取外交部大權起，在短短兩周內，造反派便衝入外交部，並於19日正式派文革人員進駐外交部運作。港府查封左派獨立報章的「三報事件」，與中共文革造反派奪取外交大權幾乎同時發生。
從時間上來看，這兩件事情會同時發生，屬於巧合的成分居多，故可以說英方與港府幾乎是沒有考慮到造反派奪權，對他們查封左派報章可能帶來的影響。港督特別助理姬達後來接受資深傳媒人張家偉訪問時就表示，他實在想不到「對這些左派報章的處理，引來的反應會是駐華代辦處被焚毀」。港府還未回過神來，霍普森已在8月20日被造反派控制的中央外交部傳召。外交部向英方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其必須在48小時內，撤回對三份左派報章的停刊令，並無罪釋放相關人士。英方大概也沒料到「三報事件」會得到中共官方這般強烈的反應，不過此時如果英方屈服，那將是全面宣布投降，會步上前一年澳門「一二． 三事件」的後塵。那是英方和港府最不欲得到的結果，所以只能堅拒就「三報事件」讓步。由於雙方都各自作了不能回頭的打算，事態於是一發不可收拾。8月22日晚，在臨近最後通牒限期之際，造反派開始組織學生和群眾包圍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造反派似乎早已計劃好衝進代辦處，當晚就突破負責保護代辦處的軍隊，大舉破壞，最後放火燒毀了代辦處。
泱泱大國對外交人員做出如此粗暴的行為，本應引起一場嚴重的外交風波，但這一把火卻意外地為英方和港府燒出一片天，為六七暴動的僵局打開了一條出路。火燒英國代辦當晚凌晨，周恩來迅速作出反應，名正言順地整頓外交部造反派，並親自向英方道歉和指示修復英國代辦。無論是火燒代辦或是中方迅速道歉，都大大出乎了英方所能預期的結局。造反派以中共名義向英方發出48小時的最後通牒，時間一到實可借勢宣布收回香港，然而中共卻未有這樣做。英國政府彷彿理解這一連串事件背後的脈絡——無論左派宣傳如何挑釁，中共中央都未有馬上收回香港的打算。
中共這張「底牌」亮了出來，英方與港府都如釋重負，毋須再「估估吓」應付六七暴動，左派與港府兩方「攻守交換」。在5月至7月間，左派挾着中共的威勢掌握了主動權，港府則因必須考慮到英國的外交立場而處於被動。但8月燒外辦事件以後，港府無疑已少了一重顧慮，明白左派只是一隻「紙老虎」，可以轉守為攻。9月4日，「三報事件」中的相關人士被判入獄三年，成為六七暴動進入尾聲的重要標誌。當然這舉措可以看成是港府「誤打誤撞」的結果，但在局勢千變萬化之時，要鼓起勇氣突破現狀殊屬不易，值得決策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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