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義桅.一|一帶一路10年 發展中國家覺醒:中國行我也行

撰文:黃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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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倡議,承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等三大原則,推進「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五大合作,達到世界發展的再平衡。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是全中國最早投身「一帶一路」理論研究、開辦專題課程、發表最多著作的權威學者,不遺餘力地為傳承「中華文明火炬」、推廣「大國公共外交」、貢獻「中國式現代化」、促進「包容性全球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搖旗吶喊。王義桅早前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講述他窮盡所能回應時代的故事。此乃專訪文字實錄之一,他分析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模式為「全球化」帶來的最大變化,也系統性地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的差異。

國際關係研究權威、「習思想」專家王義桅專訪實錄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是全中國最早投身「一帶一路」理論研究、開辦專題課程、發表最多著作的權威學者。(黃雲娜攝)

香港01:「一帶一路」提倡10年以來,中國已與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合作文件,覆蓋83%的建交國。預計到2030年,「一帶一路」可使相關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令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在您看來,「一帶一路」為世界帶來的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王義桅:最大的變化,我覺得就是觀念上的轉變:既然你中國行,我為什麽不行。

以前他們不會去看中國,覺得「現代化」只有一條道路,就是要學西方,對西方現代化理論、對美國發展經濟學,篤信不疑,奉為圭臬。現在中國成功了,他們開始想,你能成功,我為啥不能成功?原來我是被忽悠了,原來我以前忽視了自己的特色,沒有走符合自身國情條件的發展道路。這就是最重要的一種變化,打破了對西方的迷信。西方人為什麽恨我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以前他們說「普世價值」,按照他們的做法去做就行了;結果我們說,應該按照自己的方法。他們當然恨我們。但是我說,我是把你的東西轉化了,把你的高標準「接地氣」,我不是反對你的東西。他們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是西方現代化的學生,我們這些東西也是逼出來的。比如說我們在塞爾維亞一個鋼鐵廠,如果按照西方模式,鋼鐵廠可能關掉,因為有污染,還有其他問題;中國的方法呢?我們可以拆遷,可以搬到郊區,但如果關掉就會有大問題,幾千人失業——民生怎麽辦?稅收怎麽辦?還要面對重建一個新能源鋼鐵廠的費用,誰來給你解決?中國是「就地轉化」,河鋼集團接手這個項目,把它轉化了,技術達到歐盟標準,沒有解散一個工人,而且增加了就業,還增加了稅收。我們轉化能力超強,就是為了解決問題。

例子非常多,體現了「中醫智慧」:我們盡量不去開刀,不是把病毒切除掉,而是利用他們自身的東西去治愈,突顯我們中國的統籌協調、標本兼治,綜合施策。所以「一帶一路」帶來的第一個大的變化,就是觀念的變化,其他國家能夠走符合自身國情發展的道路。

第二個變化,是世界不再是資本為中心的,不再是強者為中心的,而且是互聯互通的,世界是個整體。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變化,以前一些發展中國家老是覺得,我不自信、我弱、我依附、我崇拜宗主國,非洲很多國家的地名都是歐洲地名,現在不一樣了。

比如法國在非洲的24個殖民地,有兩個鄰國之間既沒有直航,也沒有鐵路,公路又不敢走,人們要繞到巴黎才能到鄰國去。不聯不通,你說怎麼發展起來?我去塞爾維亞講「一帶一路」,也到黑山去講,他們就是鄰國,以前都是南斯拉夫的,鄰國開個車、或坐個高鐵不就到了嗎?沒有,沒車,沒高鐵!因為黑山崇山峻嶺,我們要坐飛機飛到維也納,再從維也納轉機到黑山的首都。那裡以前都是奧匈帝國的,去了才發現,原來這個世界的底層邏輯全是「帝國」的,沒有打破,幾百年來還是如此。大家以為現代化了、全球化了、就沒這麽回事了,但其實不是。香港一樣,為什麽有些人心裡沒有回歸?因為崇拜英國那套東西,教育、法律,都沒變,殖民主義的底層邏輯並沒有變,不可能真正發展成為自己,因為殖民主義就是剝削,講民主也是為了剝削。

世界有四大問題:不聯不通,通而不聯,聯而不通,被聯通。比如說「聯而不通」,現在都在討論從烏茲別克斯坦經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是「雙重內陸型國家」,世界上只有兩個。什麽叫內陸型國家?就是我所有的鄰居都是內陸型的,老撾就是內陸型國家,他的鄰居都是海洋型的。雙重內陸型國家在世界上基本上都很落後。烏茲別克斯坦現在還要通向阿富汗,要通向巴基斯坦,要通向海洋,這多麽了不起,就是「一帶一路」帶來了這個變化,解決這兩個國家的聯而不通——明明是連在一塊的,但是心理不通,原本心裡頭是崇拜西方的,瞧不起我們的。再說「通而不聯」,我們心理上是通的,比如說中老鐵路,我們和老撾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物理上本身沒有更方便的連結,有了中老鐵路就解決了。至於「不聯不通」,兩個國家老死不相往來,相互仇恨,類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現在都在「一帶一路」上,搞得很歡。還有「被聯通」,是被連在一起的,但很多歧視心理,不自信,盲目崇拜西方。

「一帶一路」是讓你成為自己,而不是成為別人,這是最道德的。你也不要成為中國,你成不了中國,你成為你自己就行,而西方人就是成為我、跟我走,總是「我」。中國人講的是「我們」,我們才是主體,而且我們都是共同的主體,「共商、共建、共享」,這個「我們」是最大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拉個小圈圈,不是什麽「陸權海權相對抗」,我們中國人從來不是這樣。我們講「天下無外」、「有教無類」,這個思想是超越「一神論」的。所以我要反覆強調,我們文明的根基不一樣,這是第二個重要的變化。「一帶一路」促進互聯互通以後,整個世界不一樣了。毛里求斯變得這麼重要,吉布提變得這麼重要,還建立中國第一個海外軍事保障基地,他們以前都窮得要命,人們平均壽命29歲,沒水沒電,怎麽能夠發展起來?

為什麽說研究「一帶一路」我的人格問題更完善了?很多事情去了以後就會知道了。我去了,看到他們的生活那麼落後,我都想流淚。我去阿富汗,動不動停電;在尼泊爾,水燒開了都不能喝,因為重金屬超標。我們中國人去投資建廠,首先把水、電、路給修好,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發展,就像貴州有些地方「一夜跨千年」。一些少數民族,生活在部落,習近平總書記倡導以「人民為中心」,搞「精準扶貧」,所有人都要脫貧,每一個村溝都要進入現代化,要通上電,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按照資本制,根本不賺錢,誰會給他去修這種東西?花了幾百萬給他弄一條水渠,弄一個電站,我們就是會這麼做,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一夜跨千年」。很多故事中國已經在國內實現了,現在在世界層面也要讓它「一夜跨千年」,吉普提有電了,還有互聯網,還有華為。

西方殖民幾百年,那些國家經濟怎麽樣?我們去了非洲,比幾百年(的成績)還要厲害。初衷不一樣,現代化模式不一樣,中國為什麽幫助他們?據全國工商聯副主席、TCL創始人李東生指出,中國製造產出佔全球的30%,但中國市場大概只能吸納20%,所以中國製造業必須在全球市場拓展業務,才能實現更大價值。以前中國產品主要是賣到美國、歐洲,但他們現在反傾銷、反補貼、供應鏈「去中國化」,而且中產階級縮水、購買力下降,倒逼我們拓展新市場,這就是「一帶一路」市場。我們當然也是為了賺錢,但在賺錢的過程中,把你的經濟帶動起來了,而不是用西方那種剝削你的方式,這才是真的互利共贏。

肯尼亞總統來中國,發現不光是華東地區,整個內陸地區、中部地區的貨物,都通過高鐵運到上海大小洋山港運出去。他說整個東非5個國家都沒有出海口,如果蒙巴薩再建個港口,貨物就到我這裡來,我將來數錢就可以了。這是中國發展模式,是中國式現代化經驗,帶來巨大的增量,互聯互通,補了很多的短板和死角,以前的全球化看不到的地方。這個是既人道,又符合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同時帶來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對中國又「拓展了海外市場,真正的多贏、共贏。本來全球化就越來越碎片化、板塊化、對抗陣營化,但「一帶一路」反覆強調,世界是一個整體,如果沒有一帶一路』,那些國家永遠處於被忽視的角落,沒有人去管他們,現在150多個國家都來了。

另外一個「一帶一路」帶來的,就是改變了過去的海洋型的全球化,以前全球價值鏈產業鏈都是按照沿海地區來布局為主的,整個世界的GDP60%以上都是在沿海地區100公里的地帶,所以沿海地區普遍發達,內陸地區普遍落後,現在這個局面改變了。貴州以前窮得要命,現在有大數據中心、高速鐵路;雲南都是面向東南亞開放;新疆更是5口連8國、一路連歐亞,變成改革開放前沿地帶;鄭州成了到盧森堡的空中絲路之路,「不靠海不沿邊,開放靠藍天」,這個空中絲路之路是亞洲的心臟地帶和歐洲的心臟地帶對接,可持續航油,航天減排,因為在它的平流層以外,又符合綠色的要求,真的是一系列變化。

陸海聯通就是《中共十九大報告》說的打造「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開放格局,這是中國,整個世界也是如此,「一帶一路」改變了過去海洋型的全球化造成的發展佈局——沿海地區發達,內陸就落後了;以前香港也是帶動內地發展,現在內地城市已經很厲害了。這個就是「共同富裕」,就是「公平正義」,世界才能消除衝突——因為貧富差距造成的衝突,從國內到世界層面,帶動共同發展的全球化,也為產業帶來新的動力。這是真正的優勢,既符合道義,又有全球化發展動力,又是對中國、對世界都有好處,而且西方還做不了。他們講「Either or」,我們講「Both」。

那些國家以前可以學中國的模式,勞動力比較便宜,資源比較豐富,我給你打工,可以賺點外匯,出口替代也行。現在這個模式已經終結了,為什麽?因為發達國家搞產業回流、要搞3D打印、搞人工智能,他不需要你了,將來你怎麽發展?我去柬埔寨講的時候,8年前,當時柬埔寨的副首相說柬埔寨還有5到10年機會,如果柬埔寨不能承接中國這波產業轉移的機會,將來永遠實現不了工業化,將來會被「開除球籍」,回到被遺忘的角落。「一帶一路」帶來「彎道超車」,既要實現工業化,又要實現數字化,叫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這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因為中國現代化是並聯的。比如說蘋果手機,明明有蘋果10了,他們卻先讓你買蘋果7,等你電池不夠了,再賣蘋果8,一步步剝削你,你永遠跟着他們屁股後面轉;讓你先搞工業化,再搞數字化,再搞智能化,這樣你永遠都追不上、比不上他們。但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是直接讓你用最先進的東西。

我們在非洲有三大著名品牌:傳音、華為,四達。中國為什麽能讓他用最先進的東西,而不是讓西方資本剝削他,因為中國的創新模式跟西方不一樣。西方是私人資本導向,強調個人私人資本,強調「Individually」,中國很多是國有企業,去建整個開發區、整個工業園區,要讓它的消費能夠匹配,而且中國模式是並聯的,都要。而且有些地方還很窮,沒能用上電。我們中國人經常問,你吃了嗎?吃什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吃海,我們吃自己的,不會吃你的,我們是農耕文明,是和平的,是自給自足的,不需要去掠奪;西方是因為資源稀缺,需要掠奪,就搞貿易,就搞契約、搞擴張,貿易糾紛就打你,這就是它稀缺文明造成的。我們文明的源頭不一樣,我們是農耕文明為主體的,是和平的,不需要去剝削你,我們是並聯式的來幫助你們實現現代化,因為中國就是跨越式的發展的。你如果先搞這個、再搞那個,永遠跟着人家屁股跑。

西方人很難理解我們的思維方式,比如睡覺的「覺」,它既是睡覺的覺又是覺醒的「覺」,西方會問你到底是「睡醒」了還是「睡着」了?中國人會說看你怎麽理解這個詞,中文是唯一的活着的非字母文字,它是個表意的,不是那種字母文字,它是靠你領悟的,西方真的很難理解。又比如危機,「Crisis」,他們沒有「危」和「機」是對立統一的概念,我們不一樣,所以才能讓「一帶一路」國家看到希望。

2021年開通的中老鐵路,讓老撾從「陸鎖國」變成「陸聯國」,促進地區聯通,提高貿易水平,徹底改變老撾在傳統全球化下難以發展的國家命運。

香港01: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談及「現代化」,都是以「西方現代化」作為範本;您剛才也說,「中國是西方現代化的學生」。請問,「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王義桅:我們講的現代化不是指所謂的先進落後,不是去世俗化破除傳統文化,不是朝向西方化的,現代化是成為自己,是與時俱進適應的新的文明:數字文明、生態文明。

我到美洲國家去講「一帶一路」,他們都跟我說:原來我們國家這麽重要。我們要去發現美,比如說在留尼汪旁邊有個叫毛里求斯的國家,我去演講過兩次,我說,我們一般在地圖上是找不到毛里求斯的,但在「一帶一路」裡面,你們太重要了,他問怎麽重要?我說非洲55個國家,你們是一個比較島嶼性的國家,另一個是馬達加斯加,比較窮,但毛里求斯相對發達,金融非常發達,有個路易港,整個非洲投資金融通過那裡進入,以前你們不知道你們的重要性,但有了「一帶一路」,現在資金融通。

我們到每個國家,都是發現人家的美,這是一種善——君子成人之美;而西方老是說,你這不行、你要改造、你要符合我的標準。其實你就是最漂亮的,你值得擁有,不需要用我們的。所以我覺得中國式現代化跟西方式現代化真的不一樣,西方就是「一神論」,自以為是,到處指手畫腳,中國就是謙卑,去發現人家的美,去學習對方。

西方現代化是以犧牲你的資源、掠奪你的資源為代價的,如果你都現代化了,你的資源都是你自己用的,我怎麽用呢?法國有24個法語區的殖民地,在非洲全是垂直控制他們的,一直到現在都不可能發展起來,都是在剝削他們,真的是剝削。

香港01: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始院長、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馬凱碩最近也說,西方最應該透過「一帶一路」學習中國人的謙卑。

王義桅:我今天還開玩笑說,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美國人說「三人行我必為師焉」,對吧?非洲人自己說的,「When the Western come,they sell some model」,民主啊什麼的,「When the Chinese come,they build hospitals」。這個說法非常形象,我們是非常務實的,我們是尊重你的——你需要什麽,我們就給你提供什麽,不會說我很好,然後強迫你跟着我做什麼。

西方是「一神論」,覺得我是神、是唯一的神、其他神都是假的,我非得把你convert,強迫你皈依。所以美國人會覺得,當中國不走西方化了,我就要把你幹掉。他們是對立的,自以為是的,他們做了很多這種事情。為什麽中國能夠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說各種神都要尊重,而且不要自以為是,所以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校的口號都是「實事求是」,「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Truth」在哪裡?不是「Bible」(《聖經》)上寫的就叫「Truth」,「Truth」在民眾心中,在實踐中,實踐出真知。剛才你問我有沒有一套模式,我說到每個地方去重新學習,每個地方去入鄉隨俗。

「一帶一路」也讓中國重新睜眼看這個世界,所以我說,正如你其中一個問題,我自從研究「一帶一路」以後,我的人格更加完善。因為我以前的研究,是關注更先進、更強大的地方,就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一樣的,追求更強更快更高,但沒有更團結,只有中國天安門城樓上寫的「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哪個國家有這種胸懷?不可能的,我跟你說。只有世界人民好了,我們才是好的。為什麼習主席要反覆說,中國好世界才更好,這個關係首先講的是「世界」,而不是講「自己」;英語裡面「I」,永遠是大寫,他都是強調個體的,「Individualism」;中國人說「大家好」,英文是說「Hello everyone」, 「Every」就是強調「Individualism」。中文講的是「大家」,強調「整體」,「Collectivism」。一句話就可以講清楚這個東西。再比如說,當他們遇到什麽問題,會說「Oh my God」,中文是說「天啊」——其實天底下有很多神,而「天」是比「神」更高的。古希臘的銘言是「認識你自己」;我們的銘言是「成為我們自己」。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承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等三大原則,推進「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五大合作,達到世界發展的再平衡。(新華社)

香港01:您在2021年出版的著作《時代之問中國之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到,中國引領的新型的全球化會往幾個方向轉移,包括從資本為主的全球化轉向以人為本的全球化、從聚焦強者的全球化轉向關懷弱者的全球化。為什麼會有這種轉向?

王義桅:以前是資本驅動的,資本是利潤的,是強者的,所謂的創新也是強者的。我們應該關心弱者,不光是道義上的原因。有個「水桶理論」,這個水桶能裝多少水,是取決於它最短的那塊板,而不是最長的那塊板,因為會漏水。大家可以理解成為,對整個人類的發展,就是取決於弱者,就像疫情防控一樣,什麽時候新冠病毒徹底消滅掉,是取決於最後康復的,而不是最早康復的,所以道義上我們要幫助弱者。中國發展起來了,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人在挨餓、感覺到痛苦,我就要餓着,這個叫「感同身受」,是一種大愛的關懷;你不能說我自己吃飽了,我管你吃不吃,這不行的,所以杜甫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中國就是有這種情懷,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善良的人,都有着類似的情懷,只是西方人那套宗教自由是把他的傳統文化給破壞掉,這是第一。

第二個對現實來說,有短板就有投資的機會,就有賺錢的機會,我不光是說是仁德的,我還是要賺錢的,一帶一路是個經濟行為,是要賺錢的,一定要搞清楚。發達國家它可能已經搞不動了,發展沒有什麽太多增量了,「一帶一路」國家就相當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或者中期的中國,你看從「改革開放」走到現在,是天量的增長,下一個中國在哪裡?「一帶一路」國家就是一個個的小中國,都是一個個的小深圳。我們去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他們說「我們就相當於你們以前的深圳」。

深圳當年就是個小漁村,為什麼今天變成千萬級的創新城市?他們叫前港、中區、後城、蛇口4.0模式,完全按照這個來的。我們去了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現在要建金融城,要變成迪拜,能幫他們實現夢想。這理論上可以破除了西方那套現代化的理論,以前現代化的理論是什麽?供給決定需求,你有多少的面粉,做多少的饅頭或者面包,你的麵粉就這麽多,你的消費能力就是這麽小,斯里蘭卡,百廢待興,按照西方理論,你怎麽可能去搞那麽大港口?那是脫離實際,是不切實際,但是,中國是政府創造市場。

西方的理論,尤其美國的自由主義理論,政府是為市場服務,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不能干預市場。這套理論前提條件是,市場充份發育起來了,你就不能干預市場;可現實是,這個市場還沒有發展起來,你就說不要管。就像小孩一樣,現在最需要父母,需要疼愛和喂奶,你卻說不要干預,讓他自己長大,這個笑話大了——你等於把小孩放到大海,大海就是市場,但他還沒學會遊泳,不就會淹死掉嗎?中國的做法是搞游泳池、培訓他,搞經濟特區、讓他適應,培訓好了再進市場,這就是中國成功的經驗,很大程度是為了避免西方的高標準一刀切,我們創造條件培育市場,最終才能讓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

我在西方國家講「一帶一路」的時候,他們有時候批評「一帶一路」破壞了他們制定的規則,我說「錯!『一帶一路』是創造條件,讓你的規則能夠起作用,從而證明你們西方的理論是成功的。」你以前是因為沒有中國這個中介,只懂得把你的這套理論盲目推廣,所以你失敗了,你應該感謝中國。中國40年以前那麼窮,就是結合自身國情發展,再按照你們那套市場原則「改革開放」,而我們的主要理論是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深刻體會到,當市場自己發育不成熟,我們必須要培育,要保姆。

中國有句話說「扶上馬還要送一程」,人還沒上馬,不讓馬亂跑。發展中國家是這樣的,需要政府創造市場,漢班托塔港就是例子。有人說斯里蘭卡已經有科倫坡港,為什麽要建漢班托塔港?你肯定搞「債務陷阱」!印度人都是這麽說的。如果從斯里蘭卡的消費能力來講,確實沒有必要搞一個新港口。當時還有人批評那個總統,說他腐敗,但總統說,科倫波港70%的貨物是用從印度去的,受印度人控制;漢班托塔港背靠印度,離印度洋主航道10海里,面向經濟快速發展的近20億人的印度次大陸腹地,前途無量。

印度所有周邊國家,為什麽都積極參與「一帶一路」?都是想擺脫印度的控制,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一帶一路」強調的是這些國家的主體,漢班托塔港是斯里蘭卡總統的老家,背靠印度,印度洋主航道10海里的距離,他才能做主。他們說,你們深圳成功了,我也可以成功的。關鍵的是,斯里蘭卡的消費能力確實有限,但是你整個背靠印度,20多億人口,將來的中產階級群體不得了。

整個中國大陸經濟起來了,需要多少港口需要多少,你要看很長遠的。如果打車經過天安門,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在那裡建了長安街,有16個車道,以前有人會說,你那麽窮,建那麼多車道幹嘛?其實,基礎設施必須要有前瞻性的,以後要帶動其他人致富,「先修路再致富」。另一個例子,北京和天津建了高鐵以後,大家以為高鐵會虧本,以前一公里要投入兩億人民幣,高鐵現在已經建成了,結果呢?中國陷入債務陷阱?沒有!

這是中國的「開發性金融」,兩個城市建了高鐵以後,帶動產業的發展,叫做產業集群效應。房地產、旅遊,各種相關產業都起來了。中印雅萬高鐵就是按照這個邏輯,所以他們覺得這個是可以成功學習的。按照西方理論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政府只是為市場服務,根本達不到這個發展條件,所以他們失敗了,這就是基督教的自以為是造成的。

中國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漢班托塔港建成了以後,一二十年確實不賺錢,但一二十年以後不知道要賺多少錢。印度沒有好的深水港,但經濟發展這麽快,以後缺港口,只有一個科倫坡港不夠,而漢班托塔港距離印度洋國際航道僅僅10海里,不得了。這次招商集團在香港上市,24個國家、75個港口,建成一條線,整個連在一塊,能賺多少錢?

港口是這樣的——比如上海,貨物堆在一起比上海金茂大廈還要高,但貨輪只加一半的油,為什麽?因為油本身很重。到新加坡,一半的油就用就完了,貨物也卸掉一半。剛好新加坡是一個煉油中心,它不光是貿易中心,經濟活動是活絡的。再加一半的油,繼續往前走。如果將來到漢班托塔港,它一半的油用完了,它建的也不光是一個港口,旁邊還有煉油中心,還有機場,還有醫院,還有公路,整個配套經濟設施就起來了,整個項目就起來了。這是新加坡教我們的,中國學了之後把它用得更成功,不都是中國的原創,開發區、經貿園區、主權財富基金,但中國的應用能力超強。還有世界銀行、開發性金融,我們國開行把它用到了極致。

這麽大的土地,這麽多人口,幾十年集中了練出來的活功夫,我學會了、濃縮了、轉化了。如果不是中國這套轉化,你自己摸索,還不知道要摸索幾十年。比如「先污染再治理」,中國讓那麽多國家少走了彎路,少走了輕污染。整個世界都該感謝中國,我們濃縮的都是精華,所以西方不應該反對,真正的西方企業家是歡迎「一帶一路」的,他可以賺錢,你把基礎設施搞好了,他們可以投資搞軟件。政客們覺得,這是你的「一帶一路」,不是我的「一帶一路」;儘管他們不反對「一帶一路」本身,但因為不是他們的所以就反對了,於是他們嘢提出他們的「一帶一路」,但他們又搞不成,連自己國內的基礎設施都搞不好,畢竟太多私人資本,他們是矛盾的。我們現在強調,是跟其他國家一起,第三方合作,一起共同參與,但做起來,還是面對一些意識形態偏見。實際上,「一帶一路」是最賺錢的,英國也早就投資「中巴經濟走廊」,沙特主權基金也參與投資,所以經濟上還是有道理的,只是被那些西方政客政治化了。

簡單來說,中國成功的背後,是中國式現代化,是4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驗的一個濃縮;同時背後也是中華文明的包容,不是「一神論」的自以為是;再加上我們的國有企業,還有長遠規劃,以及中國人的勤勞智慧,所以才能夠幫助他們彎道超車,變道超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