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10周年專訪｜「習思想」專家王義桅：看見不只西方的世界

「我是為『一帶一路』而生的！」作為全中國最早投身「一帶一路」理論研究、開辦相關課程、發表最多著作的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說起這句話來，當之無愧。「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10年，王義桅先後訪問考察近百個國家，發表近千篇時事評論和學術文章，不遺餘力地為傳承「中華文明火炬」、推廣「中國公共外交」、促進「包容性全球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搖旗吶喊。為了更有效地傳播好中國的聲音和故事，他主張——對內而言，要跳出大國崛起的範疇去解釋「一帶一路」，對外來說，要跳出近代西方的話語體系和歷史經驗去理解「一帶一路」；而且，他始終鞭策自己「不做自娛自樂、關在家裡的學問」，相信好的學問要從腳底板跑出來，好的理念則應該接地氣地傳出去。王義桅早前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講述她與「一帶一路」的共生情緣，以及「兼善天下」的中國知識份子情懷。

「一帶一路10周年」專訪系列之二

靈活結合N門學科
世界巡講一帶一路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早於2013年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倡議，承諾將和各方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等三大原則，推進「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五大合作，實現各國發展戰略對接，加強貿易效能和投資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冀為區域的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注入強大動力，達到世界發展的再平衡。

「上海交大有位學者說，除了南極洲的企鵝，各個州的人都聽過我講『一帶一路』了。」這些年，為了開拓「公共外交」、實踐「一帶一路」，王義桅可謂窮盡知識、情感和精力——接受1000多次國內外媒體採訪，發表近千篇時事評論和學術文章，出席500多次國際論壇，「很多人說都被我感染了，說我講得很陶醉、很興奮、很真誠。」

王義桅最令聽眾驚嘆的，就是他總能因應不同場景，結合文學、美學、醫學、哲學、政治學、地理學、經濟學、倫理學、宗教學、歷史學、天文學等等學科，進行演講。

比如文學，在埃塞俄比亞非盟總部，王義桅先談到埃塞俄比亞明明生產咖啡，卻缺乏咖啡加工能力，因而需要從歐洲進口咖啡的現實，再引用中國古代北宋詩人張俞所作《蠶婦》的名句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指出在傳統「海洋型全球化」的發展格局之下，非洲各國仍然存在政治上「去殖民」而經濟上「未去殖民」的狀況，並以「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的中國老百姓順口溜，解釋「一帶一路」的發展之道。

又如宗教，到伊朗演講時，觀眾問：「『一帶』是陸上的，『一路』是海上的，但大海寬廣無邊，為什麼還需要修路？」王義桅便借用伊斯蘭教最重要經典《古蘭經》指出，此「路」並非簡單的造橋修路，而是「真主讓我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即是要走符合自身國情發展道路；他又引述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表示，中國傳統文化彰顯儒道釋並存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文明，鼓勵他們參與「一帶一路」合作，邁向告別近代、走出西方、共同復興的「新型全球化」的文明之道。

因材施教重視溝通
似水無形緩急柔剛

即使是像「物理學」這種和「一帶一路」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科，王義桅竟然也可以打通「任督二脈」。他在2018年6月受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演講時，得悉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正是教科文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便以愛因斯坦的質能轉換公式（E = mc²）闡述「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係和含義——E = mc²，也就是說，歐洲（E，Europe）文明的第二次復興機遇，在於建立與中國（c，China）通過歐亞大陸（c，Eurasia Continent）的互聯互通（M，unicoM），形成「歐亞共同振興」。

「他們一聽以後就覺得挺有意思的，也就聽明白了。」王義桅告訴《香港01》，「中國智慧」強調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所以溝通時一定要尊重對方，要用他們熟悉的、能聽懂的方式去傳達，「我們說『對牛彈琴』，表面上批評人家是『牛』，但實際上也是批評你，不是批評牛，是你有問題，你沒能讓人家聽得懂，不是牛有問題。」

為了拉近與觀眾距離，王義桅甚至練就隨時隨地切換表達方式、使用各地口音的本領。「碰到英國人，我就說『牛津音』，碰到印度人，就來印度口音：I'm dirty（thirty），my wife is dirty, too（thirty two）。」他笑言個性比較敏感，容易受外界影響，「但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像李小龍說的『武術之水』（似水無形）」，而這多少是因為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每到一個地方既要重新學習，更要陶冶情操，遇到不同狀況才能靈活變通、緩急柔剛。比如，有一次在文盲率達到40%的尼日利亞，演講場地像菜市場一樣吵鬧，又湊巧停電無法使用麥克風叫停大家，王義桅靈機一觸，站在場地中央高歌一曲，讓現場觀眾慢慢安靜下來，再娓娓道出他的中國式現代化故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冥冥之中，我總感覺到，我是為『一帶一路』而生的。因為『一帶一路』年輕而志存高遠——通古今中外、達東西南北，所以我馬不停蹄，不停奔赴五大洲、四大洋去發現，去思考，並且不斷遇到驚喜。」2018年7月，王義桅在中共中央主辦媒體《光明日報》發表〈講好「一帶一路」故事，不亦樂乎〉一文，自白他對投身建設「一帶一路」的深情；如今他接受《香港01》專訪，也三度提及其與「一帶一路」的共生緣份。

十年出版十本著作
熱情吶喊公共外交

王義桅不光是「一帶一路」的熱情吶喊者，更是「一帶一路」、「中國公共外交」乃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研究者。事實上，他之所以能在這些場域雄辯滔滔，正是源於他對國際關係的洞見深刻和理論創新。也因此，但凡想要了解「一帶一路」的人們，必定讀過他的著作——自從習近平提倡「一帶一路」這10年來，王義桅每一年出版一本書，全方位講述透過「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5年的《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被視為解讀「一帶一路」的先鋒之作，至少翻譯成了20種文字。2016年的《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超越「西方中心論」史觀和「世界是平的」說法，指出歐美主導的「扁平世界」已經造成社會分層和貧富分化，必須由「平」至「通」才能實現世界各國共同現代化和新型全球化。2018年的《王義桅講「一帶一路」故事》提出「主場學問」，一方面表明「一帶一路」是中國治理的主場全球化、由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發動機，另一方面重申要透過「一帶一路」讓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成為「主體」，而不是任由已發展國家壟斷「全球化」的代名詞。2020年的《回應：關於「一帶一路」的十種聲音》，直面諸如「對外撒錢」、「過度擴張」、「債務陷阱」、「挑戰國際秩序」、「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等等質疑和誤解。

「從以梁啓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到今天世界睜眼看中國，中國和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來到2023年，王義桅突破思政讀本偏重理論的寫法，通過圖文併茂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語言，將「一帶一路」的思想內涵結合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出版《「一帶一路」的燈光》：「過去，中國青少年都讀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瞭解世界；今天，我希望孩子們可以通過閱讀『一帶一路』書籍更好地認識中國和世界。」

「讓我們共同點一盞燈，讓世界亮起來！」目前就讀高一的王義桅之子，以王賢之為筆名寫了推薦序，展現了新一代的時代擔當——是名副其實的「一帶一路之子」。

啟發少年點亮燈光
感恩見證中國時刻

談及創作初衷，王義桅分享了三個原因。第一，「『一帶一路』是長遠的，是為了下一代的。這個世界將來變得怎麽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帶一路』真的建成什麽樣，這個關係到他們（下一代）的未來」，「要從娃娃抓起」。第二，「我們講那麼多『一帶一路』，發現話語體系是不一樣的」，因為很多中國人習以為常的內容，外國人都不明所以，所以要把對方當成小孩一樣，用溫情和包容去溝通，也就需要換位思考、悉心講解。第三，做學問應該深入淺出，才能啟發更多的人，「要有煙火味，要從民間開始。當一個學者的學問中不光有理性，還有溫度時，就是點亮了『一帶一路』的燈光。」

所謂「燈光」，也有三層希望。首先，王義桅經常提及，每逢打開「世界夜間地圖」就會發現，除了日本、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沿海地區一片燈火輝煌，能夠證明「現代化」的局部實現，世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燈光，人們依然生活在「貧困的黑暗」之中，而「一帶一路」的出現，就是希望讓所有人都能在晚上通上電、見到光。其次，「燈光」也指「道路」，希望世界睜眼看到中國的巨大變化，破除對於西式現代化的迷思，走上符合自身國情條件的發展道路。最後，希望啟發下一代，「將來就是阿拉丁的神燈」。

「萬變不離其宗，靈魂都是一樣，形散而神不散，這根主線還是有的。」王義桅說，不管他的研究範疇或吶喊方式如何轉變，始終沒有脫離為「中國的主體性」作貢獻。

兩個小時的訪問下來，王義桅十度提到「感恩」——感恩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讓他能夠秉持「和而不同」、「互鑒互融」、「親仁善鄰」等等傳統，參與打造既能「包容他人」又能「找到自己」、「成為自己」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感恩中國式現代化的來臨，改寫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版圖和範式，讓他可以身體力行地透過「一帶一路」的實踐，去打破被西方壟斷的國際話語霸權，參與構建關乎世界未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真的感受到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正在來臨，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跳出「西方中心論」
走出自身發展道路

那麼，「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到底有何不同？「『現代化』不是指所謂的先進落後，不是去世俗化地破除傳統文化，不是朝向西方化的，現代化是成為自己，是與時俱進適應的新的文明：數字文明、生態文明。」王義桅從兩個層面進行解釋：

第一，人類發展歷史上，西方率先成功實現了現代化，使得西方國家傾向認為，其他國家若要實現現代化，就得走上西方道路，繼而形成現代化的三段論教條——現代化等於先進，落後就要挨打；現代化等於西方化，西方文化就是普世文化；現代化等於去傳統化。不過，中國式現代化並沒有依附於西方道路，所以沒有把「傳統」和「現代」進行二元對立的切割，而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傳統成就現代化。

第二，「西方式現代化」的本質是「西方中心論」，而「西方中心論」的底色就是「基督教一神論」，並且強調「分」的內在邏輯——自以為是地擴張、掠奪、殖民，試圖將其他國家或文明同化，折射出強烈的「宗教皈依觀」。這源於海洋文明的資源稀缺，所以需要透過傳教、商業、戰爭等方式在全球取得凌駕性的地位，犧牲、剝削他人。

相較之下，起源於農耕文明的中國，更加強調就地取材、靠山吃山、自給自足，也更加注重「一多不分」的整體思維，並不傾向武力征服，而是嚮往以和為貴、追求以德服人、堅持禮不往教，也就形塑了我們處理不同文明關係時主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精神，「所以我們每到一個國家，都是發現人家的美，尊重對方、學習對方、成全對方，而不會強迫對方簡單模仿、依附他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再造中國再造文明

除此之外，王義桅也曾在演講中把「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概括為四句話：政黨再造國家，國家再造市場，市場再造社會，社會再造文明。其中，中國強調「有效市場、有為政府、雙輪驅動」——剛開始時先由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繼而創造條件讓市場起作用，最後才能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如果按照「西方式現代化」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政府不能干預市場，就像把不知道會不會游泳的小孩丟到大海，任其自生自滅。

「但他還沒學會游泳，不就會淹死掉嗎？中國的做法是搞游泳池、培訓他，搞經濟特區、讓他適應，培訓好了再進市場，這就是中國成功的經驗，很大程度是為了避免西方的高標準『一刀切』。」王義桅提到，每逢在西方國家演講「一帶一路」遭到批評、被指「一帶一路」破壞他們所制定的規則時，他都反駁對方說，「錯！『一帶一路』是創造條件，讓你的規則能夠起作用，從而證明你們西方的理論是成功的。」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美國人說『三人行我必為師焉』，對吧？」王義桅開了個玩笑，一連又舉了幾個生動例子，讓中國和西方現代化的分野變得更加簡單易明。

比如，人民大學和中央黨校的口號都是「實事求是」，英文翻譯為「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Truth在哪里？不是Bible上寫的就叫truth，truth在民眾心中，在實踐中，實踐出真知」，所以中國絕對不像西方以我為尊，而是強調辯證思維、強調入鄉隨俗、強調因勢利導。又如，天安門城樓上掛着「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兩句標語，而習近平也反覆強調「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可見「我們」與「整體」的相互依存、命運與共、利益融合；但在西方，他們只看到「我」、看到「自己」，正如英文當中的「I」永遠都是大寫，強調的是「個體」。

成為自己命運與共
補齊世界三大短板

有這樣的底藴，中國才能夠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王義桅說，該理念是將古希臘箴言「認識你自己」發展到「成為你自己」，將個體理性的「你」上升到集體理性的「我們」——成為我們自己，將群體的「自己」演變成為全體的「人類」——我因為你而成為我，因為地球家園而成為命運共同體；而「一帶一路」倡議就承載着這一使命。

為什麼堅信「一帶一路」能讓世界更美好？王義桅早就分析，世界對於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日益增長，但供給能力日漸滯後，而兩者所形成的矛盾，正是國家積極建設「一帶一路」的動力，有望超越殖民體系和聯盟體系，引領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補齊世界三大短板——

一是補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遺留短板，尤其是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短板，而目前由中國提出的「三網一化」（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區域航空網、工業化），廣受非洲國家歡迎；二是補世界經濟短板，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低迷狀態持續，貿易增長率一直低於經濟增長率，而「一帶一路」可補消費不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差距的短板；三是補全球化短板——王義桅說，「聯而不通，通而不暢」正是傳統全球化遺留難題，而「一帶一路」以「五通」將歐亞非互聯互通起來，形成規模、系統效應，並且倡導開發第三方市場，從「雙贏」變「多贏」，通暢天下，成就大同。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公布，「一帶一路」提倡10年以來，中國已與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合作文件，覆蓋83%的建交國。設施聯通方面，成功建設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中老鐵路等標志性項目，其中中歐班列已鋪劃84條運行線路，通達歐洲25個國家的211個城市。至於貿易合作，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年均分別增長8.6%和5.8%，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700億美元（折合約21,178億港元）。民心相通工作同樣取得成就，中國企業在共建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已為當地創造了42.1萬個就業崗位。預計到2030年，「一帶一路」可使相關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令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

打破西方制度迷思
重構全球發展佈局

在王義桅看來，回望過去10年，「一帶一路」又為世界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我覺得就是觀念上的：既然你中國行，我為什麽不行？」王義桅說，以前很多國家不會睜眼看中國，因為他們認為現代化只有一條道路，就是直接套用西方模式，並且對此篤信不疑、奉為圭臬，結果有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長期停滯，有些雖然經濟發達，但不得不在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等問題上成為他國附庸；如今中國成功了，走出符合自身國情條件的發展道路，並且在改革開放、工業化、脫貧致富等方面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也就打破那些國家對於直接移植西方制度的迷信。

那麼，中國是怎麼成功的？「中國是西方現代化的學生，我們這些東西也是被逼出來的。」王義桅續指，我們的成功不只在於我們勤奮謙卑「活學活用」，更在於我們能夠根據自身條件和實際情況「就地轉化」，從而提高西方理論的適用性。

例如，河鋼集團於2016年在塞爾維亞收購一間屢次被迫停產的小型國有鋼廠，該廠是塞爾維亞政府於2012年從美國鋼鐵公司手上買入的，早已經營不善——如果按照西方模式，該廠可能會被大規模裁員或變賣資產，但河鋼集團卻承諾全數保留鋼廠的5,050名員工，並且加大投資力度，引入綠色技術和管理經驗，只消半年時間就停止連續7年虧損的局面，如今該廠已經成為當地最大鋼鐵公司和出口企業，GDP貢獻率達到1.8%。王義桅形容，這個方式充份體現「中醫智慧」：「我們盡量不去開刀，不是把病毒切除掉，而是利用他們自身的東西去治愈，突顯我們中國的統籌協調、標本兼治，綜合施策。」

「第二個變化，是世界不再是一個資本為中心的，不再是強者為中心的，而且是互聯互通的，世界是個整體。」王義桅解釋，在原有海洋型全球化下，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都是按照沿海地區佈局為主，世界GDP有60%都是來自沿海地區100公里的地帶，所以沿海地區普遍發達，而內陸地區普遍落後，整體出現「不聯不通，通而不聯，聯而不通，被聯通」等四大問題，當中又隱含不少文化衝突、制度差異、信任鴻溝；幸而，「一帶一路」的出現，透過六大經濟走廊和「鐵公空水電網」等六路，幫助內陸地區「尋找海洋」，推進陸海聯通的全球化，得以重構全球產業佈局，有望消除貧富差距、實現共同發展。2021年開通的中老鐵路，就是鮮明例子，讓老撾從「陸鎖國」變成「陸聯國」，促進地區聯通，提高貿易水平，徹底改變老撾在傳統全球化下難以發展的國家命運。

勸勉香港珍惜主場
不要坐等中央指令

「『一帶一路』是讓你成為自己，而不是成為別人。」王義桅反覆強調，「一帶一路」是為了推進「主場全球化」，要讓每個國家都能夠成為主體，擁有自己的話語權。

例如，位於南亞的群島國家馬爾代夫，由1000多個星羅棋布的島嶼構成，但島嶼之間從來沒有一座跨海橋樑，只能依靠小船在汪洋大海當中擺渡，往來極不方便。原來，馬爾代夫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島國，珊瑚礁地質呈現多孔洞、容易碎、承載力不均等特質，而且海水湧浪強烈、鹽度高而腐蝕性又強；因此，要在遠洋深海無遮掩的珊瑚礁地上建造跨海大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中國由2016年開始在馬爾代夫援建長達2公里的中馬友誼大橋，至2018年正式建成通車，結束只有渡輪通行的歷史，不但有效改善了當地居民的交通運輸服務，而且緩解了首都馬累核心經濟圈城市擁擠的狀況。

「中國造橋能力舉世無雙，但造橋的時候，不能只是我們自己去造，因為當地人肯定更了解當地的情況，我們需要和他們一起合作造橋。於是，在造橋的過程中，就給予了新的知識產權，這個知識產權是共享的。」王義桅補充，如果沒有「一帶一路」，馬爾代夫恐怕難以獨力造橋，也就無法擁有在珊瑚礁地建造跨海大橋的知識產權和話語權。

談及「主體性」，王義桅曾在2017年分析香港和澳門可以如何抓住「一帶一路」機遇時提醒，「不能等中央政府給你指定什麼你才去做，不能等發改委『一帶一路』辦公室給你做一個指導和規劃，都是靠自己去提出一個倡議，提出一個對接的思路。」事隔6年，被問及如何評價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表現時，王義桅表示，「『一帶一路』是支撐你去把學習的東西轉化實踐，哪裏有落後，哪裏就是機會，但很多人還沒轉變過來」，「儘管世界變了，但香港的底層邏輯還沒完全變」，「仍然是一種殖民生態、殖民體系，以為英國或者盎格魯撒克遜才是文明和先進的代表、是人類的未來」。

王義桅再次勸勉香港要珍惜成為「主場」的機會：「你現在雖然背靠中國，但是中國的東西你又沒學好，等於是兩邊都吃不消。如果香港人想實現你們的人生價值，用更大的胸懷看世界，真的要抓住『一帶一路』，再造香港、再造中國、再造世界。」

辯證看待危機轉機
大愛包容悉心解說

王義桅對「一帶一路」充滿信心，但也不是看不到困難。「我想最大的風險，就是全球化本身體系的風險，整體的氛圍受到挑戰。」王義桅表示，「一帶一路」提倡以後，既伴隨着「中國崛起」的全過程，也伴隨着「中國威脅論」的全過程，而那些說法可以概括為過剩產能威脅論、地緣政治衝突論、文明衝突論、國際秩序另起爐灶論、中國模式輸出論、經濟帝國主義論、生態習俗破壞論、朝貢體系復活論、中歐分而治之論、黃禍論等，主要是質疑中國推進國際合作的企圖，或懷疑中國知行合一的能力。

「最典型的困難就是『二元性』，他們（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很窮，意識形態和建築標準還全都是用西方那一套。」王義桅早就指出，不少國家本來就是西方培養的國家，難免傾向認同以歐美為首的西方輿論，但「一帶一路」的成功又嚴重衝擊西方主導的所謂普世價值、挑戰他們的國際體系主導地位，而當他們形成抵制中國模式的合流，就會造成「發展導向全球化」與「規則導向全球化」的中西對抗。

不過，王義桅並沒有太過擔憂，因為他相信，任何事情都該用辯證視角觀之，事情越積極、越成功，反對聲音也會越激烈，「我們要安撫，要解釋、要說服；有挑戰，也會不斷有動力。」至於如何安撫、解釋、說服，就又回到了如何講述「一帶一路」的故事。「所以我反覆強調，不要做孫悟空，要做如來佛；孫悟空見到白骨精就打得沒完沒了，見了如來佛呢，讓你立地成佛，感化你。你最後見了佛，你還去跟他打仗嗎？不會的。」按照王義桅的說法，「如來佛」是一種意境，是渡人的，是大愛的，所以面對各種陰謀論時，不要急着像孫悟空一樣去戰鬥去爭論，而要用愛心去包容去回應去交流。

知識份子兼善天下
帶路促成可愛世界

「我看到大家感興趣，我也很感動。首先他對這個事情感興趣，而他被我感染是第一步，接下來就自覺去宣講。如果一開始我講得不好，人家不喜歡我，那等於我把『一帶一路』給糟蹋掉了，我會覺得我有責任，否則就有罪過。」這也是王義桅尤其注重「講好中國故事」的原因，而這種沉甸甸的責任，源於中國知識份子「兼善天下」的情懷。

「『一帶一路』成就了我，同時也再造了我，不光是我的知識體系，還有理智情感激情，讓我變成更有愛心，做有溫度的學問。」王義桅出生在江西瑞昌的小山村，兒時看着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卻吃不飽飯，就已心生憐憫，會趁大家乘涼時說笑話扮鬼臉，讓他們減輕痛苦。讀高中時，生物書第一句話說「環境污染、自然資源、人口糧食是世界三大問題」，他備受啟發，立志解決第一個問題，但後來雖被華東化工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系錄取，畢業後又被分配到天津聯合化學有限公司動力部擔任助理工程師，卻也發現環境問題並不容易解決，而且涉及整個世界，於是「轉換跑道」鑽研國際關係。

在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攻讀博士課程最後一年，王義桅被選為「復旦大學—耶魯大學福克斯國際學者項目」的交換學生赴耶魯學習，在那裡增長了見識、提高了英文水平，也發現了現實的美國和想像中的美國有着一定差距，於是畢業後留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筆耕不輟。2007年，外交部宋哲大使出使布魯塞爾，王義桅則被選中借調到中國駐歐盟使團，做了4年外交官，經歷了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回國後撰寫《《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反覆叩問、探索、思考——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又該如何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慣性思維？

「總書記提出『中國夢』、『一帶一路』，我就感覺就像為我而準備的！」大多數人仍對「一帶一路」懵懵懂懂時，王義桅已經積極參加諸多調研活動，嘗試從理學角度豐富這一構想，並在人民大學開設「一帶一路」專題研究課程，讓更多學生了解這一倡議。時至今日，王義桅不但沒有停下腳步，甚至開啟加速度，因為國家已然成為「新型全球化」的改革者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起者，他更自覺要擔起這份重任：「以前方志敏寫《可愛的中國》，現在有了『一帶一路』，我真的覺得是『可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