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班子一周年｜為什麼「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
特首知不知道，當近20萬公務員編制人員每人每月平均加薪數以千計，仍有不少年輕人和基層勞工薪酬增幅不過數百元，而這就是許多年輕人抱怨「看不到未來」的緣由？
公道點說，這不是現屆特區政府或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所造成的，但解決種種都是窒礙青年和基層向上流動的結構性問題———經濟復甦遜於預期、產業結構尚未轉型、傳統行業有待升級、勞資權力嚴重失衡、財富分配有失公允、精英思維箝制教育、甚至片面地把「人才政策」和「生育政策」當成「人口政策」......卻是政府無法迴避的責任，而解難的前提就是認識問題，正如李家超所言，管治者要懂得「透過現象看本質」。
非低技術青年每月加薪120元
家明（化名）完成四年大學學位課程後追隨本心，繼續攻讀一年人文學科碩士學位課程，希望能為社會貢獻所長。但畢業後求職時屢屢碰壁，因為香港社會向來側重傳統商科和新興創科的行業，所以與人文科學相關的工種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看不到出路。
輾轉之下，他到過中學做教學助理，也去過電視台經營社交媒體，兩年後總算找到他想從事的新聞記者工作。可是，適逢傳媒行業步入「寒冬」，付費內容沒有市場，媒體就更傾向投入大量資源以生產更多即食的、碎片的、沒有營養的資訊，就算家明的年齡較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年長三年，他也只能領取和他們一樣的起薪。入職三年來，家明勤奮盡責，可惜第一年已因經濟不景被凍薪；第二年總算可以加薪，而且能夠「跑贏」通脹；但在今年，只獲加薪120元，不足1%，而他就快30歲，月薪遠遠不及全港中位數。
我們無法得悉家明的情況有多普遍，但在貧富懸殊如此嚴重的香港，他肯定不是特例。
公務員人均每月加薪數以千計
根據招聘網站JobsDB在6月8日發布2023年薪酬調查報告，今年有六成員工獲得加薪，平均加幅達到4.1%——也就是說，還有四成打工仔的薪酬沒有改善。政府統計處關於「工資及勞工收入」的數字則顯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就業人士的名義平均薪金指數按年增加3個百分點；若以目前每月中位數19,100元計算，按年則是加了1.9個百分點，即是加了約360元；但扣除通脹，就業人士的實質平均薪金指數只增加1.1個百分點。
相較之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7月7日通過2023/24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將首長級和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點金額上調2.87%、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點金額上調4.65%。有關百分比看似不高，但公務員事務局透露，加薪將為政府帶來每年115億元的額外開支——鑑於115億元有超過一半款項將會撥給資助機構，若以截至3月31日的公務員編制總數194,211人作一粗略推算，即平均每人每月加薪2,400多元。
不同行業的規模和產值固然不同，確實難以直接比較；然而，我們之所以仍然嘗試列舉這些差天共地的數字，是想提醒特區政府主事官員們，職業本身無分貴賤，但在你們眼中那個「行之有效」的「財富分配機制」和「經濟生產模式」，明顯已經出了問題。
收入數增幅追不上樓價和食價
有兩組數據尤其值得李家超政府，包括負責統籌各決策局並且揚言解決跨代貧窮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理公共財政運用和經濟發展方針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還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等高官重新審視。
其一，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鄧希煒曾於2021年撰寫《為何經濟發展往往未能帶來共富？》一文，他透過政府統計處、差餉物業估價署及自己計算得出，在2000年至2020年間，儘管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增幅高達89%，整體經濟看似理想，但家庭入息中位數增幅只有63%，明顯落後GDP增幅；而且，同期食品價格漲幅超過80%，居於私人樓宇4人家庭的住屋開支更是激增306%，可謂入不敷支。
鄧希煒同時也比較了常被用以與香港相提並論的新加坡，發現在這20年間，新加坡家庭入息中位數大幅增加90%，而組屋和食品價格則分別上升52%和50%，完全足以應付。
大學學歷勞工月入不及30年前
其二，新論壇和新青年論壇曾於2018年發表《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將1987年至2017年的大學畢業生以每5年一個世代進行比較，結果發現他們的月入中位數越來越縮水。儘管不同世代在25至29歲時擁有大學學歷的比例越來越高——例如第一代人（1958年至1962年出生）在1987年時佔6.3%，至第七代人（1988年至1992年出生）在2017年時已經多達53.5%——然而，在那30年間，整體大學學歷勞工的月入中位數，雖然由1987年24,277元，增加至2007年的32,133元，但已回落至2017年的28,790元，即30年內的整體增幅只有18.6%；扣除通脹後情況更加嚴峻，因為大學學歷勞工的實際月入中位數，已由1987年的20,231元，減少至2017年的19,193元。
報告的另一發現是，高技術勞工崗位的增長量，越來越落後於大學學歷勞工的增長量；而從事低技術工作的大學學歷勞工佔比，卻有強勁的增長勢頭。在1987年至1997年間，高技術勞工數量增加了66.95萬人，但同期大學學歷勞工數量只增加了23萬人，可見高技術工種對高學歷人士的渴求；但到了2007年至2017年間，高技術勞工數量只增加了22.46萬人，同期的大學學歷勞工數量卻增加了40.24萬人，明顯供過於求。當大學學歷勞工過多而社會卻沒有足夠匹配的工種，就會出現部份高學歷人士從事低技術工作的學歷和職位錯配——在1997年至2017年間，在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工當中，從事低技術/低技能職位的人數佔比，由8.4%（3.04萬人）增加至16.4%（17.71萬人）。
服務業勞工大增但薪酬差天共地
對於大學學歷勞工月入中位數縮水、從事低技術工作佔比增加等等現象，一些人歸咎於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1年引入的副學士學位制度，導致學位膨脹、學歷貶值；然而，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由於經濟發展的受阻，在金融、地產等行業坐大而製造業嚴重萎縮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既未能促進產業多元發展以開拓更多工種給予年輕人施展才華，又未能積極協助低技術勞工裝備知識提高技能以適應社會轉型和數字時代的發展。
《香港01》的深度報道文章〈輸入勞工——三十年不變的迷思 〉，比較了1997年和2022年按行業及職業劃分的就業人數，可見製造業人數大幅縮水，短短25年間行業就業佔比由14%驟減至3%而已，但同期的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外籍家庭傭工除外）等行業的就業佔比也增加了9個百分點，而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等行業的就業人數更是由13%增加至23%，其中經理級別及專業人士由41萬人倍增至82萬人。
可是，當主要經濟動力由原來的製造業轉移到以金融業和地產業為核心的服務業，在缺乏公平正義原則的財富分配之下，儘管上述行業就業人數大增，但不同行業勞工的薪酬差距也被拉大。例如扣除通脹後，金融和保險業的薪金仍較1999年大漲59.5%，零售和地產業的增幅也超過兩成，但製造業和社會及個人服務則分別只多了3.2%和3.3%。
「人口政策」不只是「人力資源/人才/生育政策」
比較不同先進經濟體的行業GDP產值佔比，更能明白香港的製造行業有多衰落、產業發展有多單一。在2019年，香港服務業佔比已經達到93.4%，工業只有6.6%；同期新加坡服務業佔比是75.3%，但工業仍佔24.7%，包括精密工程、生物醫藥、海事工程等等，技術含金量遠遠拋離以紡織製造為主的香港，而且光是這三大高端行業已有15萬人。在2020年，德國工業的產值佔比是26.5%，當中包括汽車、機械製造、化工和電氣工業等四大行業，就業人數多達740萬人，佔德國總工業就業人數1,069萬人的23.8%。
為什麼有的行業人才過剩，有的行業勞工不足？除上關於產業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原因，也和香港政府向來沒有長遠的人口政策相關，甚至片面地以「人才政策」或者「生育政策」取而代之，但三者絕不相同。「人才政策」及「人力資源政策」專注於人才的培養、引進和管理，促進經濟、科技和文化發展，會提供教育、培訓、就業、待遇、獎勵，以吸引和留住優秀的人才。而「人口政策」的目標則是通過調節出生率、死亡率、遷移率、教育程度、社會福利等措施，達到維持人口平衡和改善人口結構的目的。
為什麼說香港政府把「人口政策」當成「人才政策」或「人力資源政策」？因為當局只以經濟掛帥，而所謂「經濟」又只以傳統的金融服務業為支撐，導致基礎和高等教育資源傾斜，不但影響了學生的生涯規劃，造成人力資本的嚴重滯後，以及人文精神和本關懷的缺乏。正如立法會早前辯論「制訂全面人口政策」無約束力議員議案以應對生育率低迷、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等問題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只是重申大量「人才政策」以回應「人口政策」的訴求。另外，港府也傾向把「人口政策」簡化成為「生育政策」，以為只要提高補助甚至引入「凍卵」技術，就可改善當下的人口困境，卻意識不到當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家庭和職場政策不夠友善，始終無法改變人們的生育意願，也就難以調整未來的人口結構，更遑論要讓人人在這小島安身立命、安居樂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