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勞工——三十年不變的迷思

輸入外地勞工的爭議，可以由1989年說起。

那年4月4日星期二，行政局突然同意輸入技術勞工，180度改變了衛奕信幾個月前在施政報告的立場——「我們目前無意改變現行政策，和不打算容許從香港以外地方輸入大量勞工。」

不過，衛奕信政府不認為這是180度轉變。他們強調只輸入有限量的技術勞工，維持不准輸入大量非技術勞工的政策，而且政策屬「臨時性質」。

我們堅信本港工人在經濟繁榮時應該能夠分享繁榮的成果；他們的工資不應因為輸入大量勞工而受到不良影響。

九大商會給政府的研究報告聲稱勞工缺口高達20萬人，行政署長曾蔭權領導的工作小組則估計技術人員及技工短缺一萬多人。行政局遂同意輸入技術勞工最多3000名，為期兩年，條件是工資要與本地勞工相若，外勞不能超過僱員人數兩成，「確保本地工資不會因為輸入勞工而受到不必要的影響」。

輸入技術勞工只是一項臨時措施，旨在讓各行業有足夠時間引進具備更高生產效率及節省勞工的方法。

勞工界當然齊聲反對。立法局議員譚耀宗、彭震海，工聯會的陳婉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劉千石⋯⋯八個勞工團體還發起登報眾籌。在勞工顧問委員會，李鳳英、林淑儀等六名勞方委員只參與了十五分鐘會議便全體離場抗議，批評勞工處處長並不是在諮詢他們意見——歷史有時候就是出奇地相似。

計劃推行半年後，教育統籌司楊啟彥曾經重申這是「臨時措施」，以及「無意輸入半技術及非技術勞工」。但隨着田北俊、何世柱、鮑磊、麥理覺等商界代表在立法局要求進一步放寬，布政司霍德在1990年5月表示，「我們可以擴大現有的計劃，以便除了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外，亦包括熟練工人。不過，我們亦須審慎考慮這方面所涉及的人數。我要強調一點，我們不打算大規模地盲目輸入未經訓練和缺乏經驗的勞工」。

行政局隨後通過，除了保留2700名技術勞工，亦再輸入2000名建築工人及1萬名經驗操作工。新安排取消了外勞最多佔兩成的限制，同時公布官方統計的工資中位數，僱主不能以低於中位數的水平聘用外勞。

勞資各執一詞三十年不變

在立法局，勞工界議員譚耀宗提出「本局關注政府最近放寬輸入勞工的政策」的動議，批評政府不信不諾、不理現狀、缺乏理據。

由於工人擁有一年有關工作的工作經驗，便可被列為操作工，很多實在與非技術工人無異。換句話說政府已在大量輸入非技術勞工。使人遺憾的是，政府官員仍到處宣稱政府無意改變現行輸入勞工政策。這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手法，實在既可笑又可恨。

當天會議上，9名議員發言反對政府輸入外勞，除了譚耀宗，還有彭震海、司徒華、杜葉錫恩等。

這是一個鼠目寸光、飲酖止渴、損人而終於害己的政策⋯⋯大量輸入外地勞工，將會使香港經濟的轉型過渡拖得遲滯不前。

田北俊、夏佳理、張鑑泉、張人龍等12人則表示商界已經盡量提高工資，但勞工缺口仍然龐大，與此同時1.7%的失業率已經很低，社會幾近全民就業。

自動化有本身的限制，在很多情況下已發展至極限，最終出現全部自動化的情形時，工人將再無工可做。我們已盡量提高工人的工資。

同一個政策，迥異的論斷。分歧在於三個問題：勞工的工資是否已經充份提高？勞工的工資在未來會否因為外勞而停滯不前？香港的經濟發展更需要勞動力抑或科技化？

各方就着這些關鍵問題仍未有共識，衛奕信政府在一年半後已再次擴大輸入外勞，由當時大約13800人增加至上限25000人，同時就每名外勞向僱主每月徵收400元，用於再培訓本地勞工。

及至1996年2月，彭定康政府以補充勞工計劃取代原有計劃，內容大同小異，只是不再就行業設配額，以及規定26種工作通常不批准輸入外勞，除非僱主能證明確實有特別理由或需要，以「使本地工人的利益得到更佳保障，特別是那些技術和教育水平較低的失業或須轉業工人」。

迷思一：本地工資是否已經充份提高？

回看輸入勞工的當初，香港剛經歷了又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1985至90年間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加了37%。然而在同一時間，督導級及以下僱員的工資指數只上漲了16%。低技術勞工的實質工資只加了11%，遠低於整體經濟增長，亦都大幅落後於經理級和專業人士的薪金升幅。

當時的勞工難言充份「分享繁榮的成果」，他們反對輸入外勞、要求僱主進一步加薪的立場自然不難理解。

迷思二：本地工資會否受到負面影響？

僱主不能以低於中位數的薪金外聘勞工，雖然不會拉低本地工資，但加薪以挽留人手或挖角的誘因亦因而減少，本地勞工的加薪幅度理論上受壓，甚至可能漲不上去。事實上，1990年范徐麗泰在立法局支持輸入外勞時曾明言，「我相信輸入勞工會令工資的增長率放緩……若能稍為放緩，我是非常歡迎的」。

在1990至95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20%，經理級和專業人士的薪金升幅緊貼趨勢，但勞工的工資卻幾乎沒有增長，低技術勞工的實質報酬更是差了。即使這不代表工資受壓是由於輸入外勞，但至少佐證了反對聲音並非無的放矢。

時至今日，李家超政府決定放寬輸入勞工，官員以至商界的理由仍然離不開：加薪也請不到人，輸入外勞不影響本地工資及福利，而是有助經濟發展。

香港輸入勞工的規模在過去廿年反覆擴大，由每年數百到去年接近6000人。然而，勞工的工資增長持續受壓。在2008年至2020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加12%，經理級和專業人士的薪金指數上漲26%，但技術工人的工資只升了2%，文員和操作工人更下跌了2%。

勞工處定期公布的選定職位工資中位數，能夠按行業、按職位更具體地看到基層勞工的處境。

對比1998年3月和2023年5月的版本可見，絕大部份的工資中位數都較25年前明顯上升，但扣除同期的43.9%物價變動後，開放輸入勞工的選定職位中其實只得三成有實質增長。例如麵包師傅的工資由11330元升至15710元，送貨管工由13780元加至16710元，兩個升幅分別為38.7%和21.3%，扣除通脹後相當於工資下跌。至於通常不接納申請的職位中，亦有半數跑輸通脹。酒樓侍應生的工資由9150元上升至13220元，44.5%的增幅令購買力僅僅力保不失。

毫無疑問，各行各業的工資走勢因素眾多，包括員工的技能增值、企業以至行業的盈利能力。所謂的夕陽行業往往難以提高生產效率，資歷或技能不足的打工仔不容易爭取較高薪酬。勞工能否分享經濟成果，因而亦受香港的發展方向影響。

迷思三：香港的經濟發展更需要勞動力抑或科技化？

以就業人數來說，製造業在香港絕對是夕陽行業，佔比在過去25年由14%驟減至3%，同期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則由13%增加至23%，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包括了外籍家庭傭工）的增幅亦有9個百份點。這些增長行業在傳統上傾向勞工密集，但隨着人工智能的新近發展，未來趨勢難以說準。

而在不同行業之間，打工仔分享到的經濟成果可以差別很大。扣除通脹後，金融及保險業的薪金較1999年大漲59.5%，零售、地產業的增長亦超過兩成，但製造、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分別只得3.2%、3.3%，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以5.1%排尾三。後三組行業加起來，涉及超過130萬人。

2020年金融服務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3%，但只佔總就業人數的7%，反映雖然業內人士收入高，但受惠面不夠廣闊。

除了行業，正如圖七的工資指數和薪金指數對比所示，職級亦很影響打工仔的收入增幅。最能分享經濟成果的經理級及專業人士，雖然由1997年的41萬人倍增至去年的82萬，但文書支援、服務工作及銷售、工藝相關、機台及機器相關、非技術工人五個組別加起來仍然超過200萬人。如果從事弱勢行業，又屬於基層職級，對於所謂的「造大個餅」、「經濟向前發展」只怕難有共鳴。

放寬輸入勞工在過去三十年間每每引起爭議，不變的是商界和勞工界始終各執一詞，官員強調經濟發展而坊間質疑聲音不少。有限的數據無法解答所有迷思，但對於打工仔分享到多少發展的成果，以至為何不滿輸入勞工，相信提供了重要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