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價團．策解｜改善嫌貧愛富待客之道　追上精緻窮遊多元熱潮

「香港晚上外面特別亂，你們要是亂跑，出了事我們不負責！香港警匪片你們都看過吧？」——2005年，「港澳個人遊」仍有限度開放，安徽何女士參加公司組織的港澳旅遊團，人均團費需要兩千多元，但酒店環境惡劣，又被強迫購物，甚至遭到導遊恐嚇不能擅自出遊。18年過去，內地訪港旅客無疑成為香港最大客群，激烈競爭之下衍生千奇百怪的吸客方式，早已為人詬病的「低價旅行團」更在通關之後捲土重來，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疫情或多或少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行為和出行偏好，但香港旅遊業似乎仍然沉醉於「高量低值」的盈利模式，而成立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特區政府也沒有積極體察旅客需求和市場變化，前景令人擔憂。

深度報道組政策分析系列

低價旅遊團的前世今生

香港回歸初期，內地尚未全面開放個人外遊，在2002年訪港的1660萬人次旅客當中，只有四成來自內地。2003年爆發SARS疫情，香港旅遊業首當其衝，在4至6月平均每月只有55萬人次旅客入境，比2002年同期減少六成；中央政府遂應特區政府要求，於7月28日逐步開放「港澳個人遊」（自由行）。旅遊業自此全面復甦，內地旅客逐漸成為香港最大客群，在2004年，平均每月訪港旅客多達170萬人次，當中有近六成來自內地。

不過，當時只有少部份城市居民可以個人身份訪港，其餘地區仍需參加由國家特許經營的「出境旅遊組團社」（俗稱「組團社」），而組團社招攬客源後，會將旅客轉介到港澳兩地的旅行社（俗稱「地接社」），再由地接社的導遊帶領旅客開展活動。但自由行的開放無疑影響旅行社的收入——組團社只能價格促銷吸引遊客；而地接社向組團社收取極低的轉介費用後，會帶領旅客前往指定購物場所、強迫他們消費，藉此賺取佣金。

面對新興崛起的牟利方式，兩地政府明顯後知後覺，隨之而來的低端旅遊亂象叢生。來自安徽省的何女士告訴通過電話《香港01》記者，自己曾在2005年參加公司組織的港澳旅遊團，儘管人均團費需要兩千多元人民幣，但酒店環境惡劣，還被導遊強迫購物。

政府傾向放任市場不管

「香港晚上外面特別亂，你們要是亂跑，出了事我們不負責！香港警匪片你們都看過吧？」雖然已經過去了十幾年，何女士對當時導遊的所作所為仍然記憶猶新。旅行社給他們安排的酒店位於工業區，並且又舊又小；導遊甚至恐嚇他們不能私自外出，平時只帶團友去指定的街邊商店購物，要求他們購買不知名的珠寶和手錶。她與同事們都不願意買，導遊便破口大罵「你們不懂互相體諒」，甚至威脅「買不夠（額度）的話，你們回去時過不了海關」。何女士只好買了幾隻手錶，但回家後沒用多久就壞了。

「與其說是旅遊，不如說是去探險。」何女士如此形容當時的體驗。她與同事们都是第一次去境外旅遊，對香港一無所知。他們向酒店附近便利店的女職員打探情況，熱心的職員便告誡他們要謹慎購買導遊推薦的商品，並告訴他們購物要去比較遠的「海港城」。何女士便和幾個年輕的同事偷偷從賓館溜出來，花100多元搭的士去尖沙咀購物。但由於對導遊的恐嚇感到惴惴不安，在出發前，他們還特意詢問了香港報警電話，囑咐同行的兩個男同事說：「如果遇到危險，你們兩個身體好的就先跑去報警！」

在那個信息極不對稱的年代，很多像何女士這樣的內地遊客，在香港留下了並不愉快的旅遊體驗。隨後自由行擴大開放，旅行社的牟利手段變本加厲，「低價團」、「零團費」等層出不窮，導遊強迫遊客購物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更在2010年發生導遊阿珍辱罵團友、2011年發生導遊與旅客爭執打鬥等事件，令香港這國際旅遊之都名譽受損。直到2013年，內地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規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價組織旅遊活動誘騙旅客，也不得通過安排購物或者另行付費旅遊項目獲取回扣等不正當利益，加上大眾傳媒的普及打破了許多信息差異，上述情況已經有所改善；不過，《旅遊法》並不適用於香港的旅行社或導遊，而香港向來傾向自由經濟主義的放任市場不管。

限價限量就能解決問題嗎？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前，土瓜灣和紅磡一帶的酒樓和餐廳，都是「低價團」的「重災區」。三年過去，陸港恢復通關，內地赴港旅遊業務逐漸回春，但一些低價的「紅帽團」屢屢因為餐食環境惡劣、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等等問題引發社會關注。「紅帽團」以中老年人為主，通常被安排入住人口密集的舊區，又被帶去當區的平民食肆就餐，並到主要是去黃大仙廟、西九藝術公園、九龍仔公園洋紫荊園等不需收取門票的地方遊玩。

與此同時，一些非持導遊牌人士也陸續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招攬客源，例如有跨境巴士司機在承包租車服務的同時，借包車之名承辦旅遊帶團的業務。《香港01》記者在小紅書嘗試檢索相關關鍵詞，發現許多私人導遊服務廣告，在詢問一位跨境司機是否同時承接帶團旅遊時，亦得到了肯定的答覆，該司機還表示自己「今天一整天都在帶團」。

如何解決低價團衍生的問題，民眾和官員們莫衷一是。在較受影響的九龍城區議會會議上，本身是立法會議員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低價團對香港經濟增長無大裨益，反而可能令旅客對香港留下壞印象，當局應當限制廉價團的數目；不過，同樣身兼立法會議員的楊永杰反駁指，「廉價」沒有清晰標準，有些旅客只想看看景點而不想消費，不應強迫他們接受過多開銷。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也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來的都是客，香港不能只歡迎豪華旅行團」，因為旅遊市場本身就有不同消費客群。負責監管旅行團行程的旅遊業監管局主席馬豪輝亦認為，定價是商業決定，局方無權插手。

不管是簡單粗暴地限制低價團、追求「眼不見為淨」，還是一概表示歡迎接納、無視本地居民苦衷，其實都是在簡化問題。我們應當追問的是：低價旅遊團的產生，從結構上折射了香港旅遊產業的什麼問題？特區政府和旅遊業者需要回答以下四個「如何」。

如何打擊不法旅遊活動

首先，是如何有效打擊不法旅遊活動。低價團客源來自內地各個城市，而低價消費行為是在香港完成，可見陸港兩地商家共同構成整條「低價旅遊產業鏈」。儘管內地已於2013年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但一些涉嫌違規的旅行社，不但沒有完全遭到內地取締，而且仍然可以承接香港業務，可見兩地的監管工作仍然有所不足。

以2015年發生的香港導遊毆打黑龍江旅客致心肌梗塞病發身亡事件為例。據內地傳媒報道，涉事的珠寶店早已長期被投訴強制消費，而其所屬的蒂亞集團不但在廣東省中山市設廠加工珠寶，而且疑似在深圳經營旅行社業務。全國企業信用查詢系統「企查查」顯示，涉事的「深圳鵬程天下旅行社」已經更名為「深圳市華寶國際旅行社」，在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4月11日公布的出境旅遊旅行社名單中，該旅行社赫然在列。再搜尋淘寶網站，該旅行社仍在承辦旅客訪港服務，但主要負責銷售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的票務工作，不再經營帶隊行程。這不禁令人擔心，現有法律是否足以保障旅客權益？

以近期捲土重來的低價團為例，儘管已經沒有強迫購物的問題，但在路線規劃和飲食安排上，仍然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例如用餐時間不足半個小時、導遊捏造信息以更改行程等等。由此可見，旅行社仍在利用旅客對香港的不了解去賺取利益，結果既損害了旅客的權益，也影響了香港的形象；這無疑需要特區政府加強與內地旅遊業監管部門的溝通，共同合作打擊無牌導遊、欺瞞旅客、不合理旅遊體驗等行為。

如何平衡遊客需求和居民生活

其次，是如何有效平衡遊客需求和居民生活。事實上，旅遊業作為香港四大傳統產業之一，業界利益和居民利益本不應該水火不容，但因為特區政府的管理不善和分配不均，才會導致兩者處於對立。以自由行政策為例，如果港府能夠建立更加符合公義原則的資源分配機制，又怎會導致旅遊產業的巨額利益單一流向地產業主和大型零售企業，令普羅百姓無法共享成果？如果港府能夠適時因應旅客激增而提升配套設施、改善城市規劃，又怎會導致居民生活受到極大影響，甚至出現奶粉、藥物、化妝品等資源緊缺？

放眼世界，其它城市也有過遊客太多引發居民不滿的矛盾，例如歐洲就曾出現過度觀光（overtourism）的問題，甚至引起大規模抗議，但當地政府並沒有簡單粗暴地禁止某個客群進出。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嘗試將遊客吸引疏散到該國其他城市，強調可持續性類型、慢遊方式，及推銷知名度不高的社區旅遊，引導遊客前往較僻靜商販較少的區域。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則禁止席地飲食、穿泳衣逛街或跳入運河，否則將面臨罰款。

如何平衡旅客和本地居民的訴求，如何調配公共空間的資源，這本是一個空間政治中的規劃和行政的問題，如果管理不慎，難免演化成為飽含政治色彩的陸港對立。

如何發展多元旅遊產業

第三，是如何有效發展多元旅遊產業。早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前，香港旅遊產業早已漸走下坡，因為過度依賴內地旅客來港購物消費的「高量低值」旅遊模式已經不再奏效。根據智經研究中心2020年發布的《未來之「旅」：回顧香港旅遊也二十年高山低谷》引用旅遊發展局的數字所指，2014至2018年的入境旅遊就業人數由24萬減至22.53萬，減幅主要來自「零售業」，原因是旅客購物消費額由2014年的2,089億元降至2018年的1,671億元；對比之下，文化及娛樂服務的就業人數由2000年的6,700人升至2018年的2.4萬人，增加了兩倍多，但整體就業人數仍不及零售業的九分之一。

但是，特區政府似乎仍未察覺市場變化，更不太在意潛在的內憂外患——對內旅遊資源開發不足，業界內部結構僵化，高量低值模式不變，透支本港旅遊聲譽；對外隨着內地免稅區和跨境網購平台不斷發展，持續削弱香港商品的價格優勢。以海南島為例，早於2011年實施免稅政策，至2020年7月更把免稅購物額度提高至每年每人10萬元，直接與香港形成競爭——全球諮詢公司麥肯錫今年2月訪問超過3,000名來自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消費者，其中有興趣在未來一年訪港旅客僅三分一，另有15%受訪者預計未來3年會減少在港消費，選擇轉到海南或澳門購買奢侈品，或以代購方式購買化妝品和保健品等。

事實上，隨着公共交通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發達，人們對於旅遊的期待和想像也在發生變化；可是，今日香港所宣傳的熱門旅遊景點，與十年前相比幾乎沒有變化，而近期推出的「你好香港」、「開心香港」等活動，套路仍然十分古板，明顯未有意識到消費者需求已經發生變化，自然也難以吸引回頭客和新生代。不過，原先的優勢沒落了，並不等同於今日的香港沒有優勢——在「小紅書」上，香港旅遊熱門分享常見書店、戲院和展館等活動，愉景灣、赤柱、長洲等離島地區和行山路徑，還有「麥當勞道」、「所有目的地」等路牌，以及「叮叮車」等交通工具，全都因為獨特文化而獲得不少關注。

如何改善香港待客之道

最後，是如何有效改善香港待客之道。在香港媒體的報道當中，低價團普遍都被貼上「滋擾居民」的負面標籤；而當一些「限制旅費」的政策構思被拋出來之後，香港更給旅客留下「必須擁有足夠金錢，才能玩得開心，而且不會影響居民」的奇怪印象。問題是，低消費的旅遊方式是否等同於滋生困擾？

近年有種十分流行的娛樂文化叫做「窮游」——有群被稱為「驢友」、「背包客」的年輕遊客，能以最少的旅行成本，得到最大的精神收穫。為了盡量節省成本，他們通常乘坐火車等低廉交通工具，住青年旅館，吃快餐簡餐，但毫不影響他們的旅遊體驗，而熱門窮游目的地除了消費較低的東南亞、台灣，還有希臘、西班牙等歐洲發達國家。可是，為什麼當「窮游」出現在香港、實踐對象是中老年人時，會變成棘手的社會問題？

說穿了，是香港本身似乎就不太歡迎低消費群體，不管是外來遊客還是本地居民。即使沒有了「紅帽團」，難道就沒有為了趕工而站在街頭匆匆吃盒飯的司機，沒有了因為從事厭惡性工作而同樣被厭惡看待所以只能躲在垃圾站休息的清潔工？可是，「貧窮」並非個人選擇，而是社會發展和治理不善的結果，我們不但沒有任何資格藐視他們，反而應該盡己所能體諒他們、幫助他們——這才是多元包容的文明城市的應有體現。

深度遊、精緻遊、生態遊
通通應該有

對於外來遊客，同樣不該有高低之分。只要特區政府和旅遊業界能夠認真體察遊客需求，香港有許多自然景點可以作為平價深度遊、精緻遊的選擇。例如，在1980、1990年代紅遍大中華和東南亞地區的港產片和廣東歌，對遊客而言正是好好認識香港人文風景的最佳體驗，但由於政府和業界沒有着力推廣，遊客來了香港也苦於無處了解。又如，近年外國逐漸推崇綠色遊、生態遊，香港也具備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例如擁有22個郊野公園，生物多樣性也享譽盛名，絕對可以為旅遊業界添注活力，可惜當局往往將大部份資源都投放在鼓勵消費的項目上，既未有藉此機會喚起遊客的保育意識，也沒有借助自然生態促進地區發展，而現有零散的「生態旅遊」更像是「生態嬉戲」。

除此之外，無論是大館、文化中心等展館，還是立法會、法院等政法機構，都設有向公眾開放的免費導賞團，只需要提前預約便可以參加，而且大多數導賞團都提供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的選項。導遊會在帶領遊客參觀的同時，講解相關的歷史文化背景，那不僅能夠幫助遊客理解和尊重香港的文化，也提供了一種更加可持續、有意義的旅遊方式。旅行社若能尋求與導賞團的合作，不僅能夠低成本出行，還能夠保障遊客的體驗。

旅遊業的意義遠不止於GDP佔比，更關乎香港的形象。作為亞洲大都市，「香港」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坐標的名稱，更代表著人們在聽到香港故事、消費香港產品時的聯想。換而言之，「香港」是一個品牌，有其符號價值，而旅遊業是塑造符號價值的重要工具。上文提到的安徽何女士，在遭遇了不愉快的跟團遊後，一度不想再來香港，因為她印象裡的香港是個破舊的工業區，治安很糟糕，商店不友善；事隔十多年後，她再度來港，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香港：公共交通十分發達，社會有序治安良好，市民較有公民素養，和當年導遊描述的「警匪片」毫不相干，她感嘆：「那些不良旅行社給香港造成了不良的印象。」——我們着實需要思考，到底想讓遊客體驗一個怎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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