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寒冬】本地生態遊具發展潛力 長遠轉型需注入新思維
為開拓多元旅遊，政府於2017年公布《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將推動綠色旅遊訂立為十三個發展目標之一。可惜，旅遊業結構僵化，購物模式依舊佔據主導地位，生態遊並未成功濺起太多水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去年底宣布推行「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持牌旅行社每接待一名本地旅客，就可獲100元資助，然而，計劃參與度極低，旅遊業議會指目前只有兩間旅行社取得資助。有論者指出，是次計劃向業界提供了轉型的思考空間，呼籲有關當局要有全盤策劃。可是，要推動理想的生態遊，單純提供經濟利誘又豈能成事，多年來積存下來的弊病又是否得到改善？還有那些推廣手段值得我們探討？
近年來，綠色旅遊備受世界矚目，更成為各地推崇的熱門遊學主題地點，例如澳洲大堡礁、巴西亞馬遜盆地，以及肯尼亞的馬賽馬拉公園，都是成功例子。根據旅遊發展局統計，香港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單是郊野公園便佔香港總面積的四成，生物多樣性更享譽盛名，擁有超過400種昆蟲、380種候鳥、80種海洋無脊椎動物、62種蝴蝶。而目前全港共有24個郊野公園及22個特別地區，包括地質公園、海岸公園及保護區、濕地公園等。 難得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理應有利發展綠色旅遊產品，向旅客提供更高端及優質的選擇，但有關當局經常被批評忽視平衡旅遊結構的重要性，將大部份資源都投放在鼓勵消費的項目上，違背可持續發展的宗旨，導致香港生態旅遊的潛力未能全面發揮。
綠色旅遊含兩大深層意義
「很多時香港人提起綠色旅遊，會錯誤以為前往一個綠色（大自然）的地方，呼吸新鮮空氣，享受陽光與海灘便是。」負責綠色旅遊推廣的謝宇德慨嘆。他留意到，即使綠色旅遊走進大眾視野多年，市民仍不乏誤解，曾有政府、甚至業界人員錯以為鼓勵市民到郊野公園走走便是綠色旅遊。他解釋，綠色旅遊背後蘊含多重意義，包括構思行程時，考慮會否為目的地帶來可持續發展，向參加者宣揚有責任旅遊，盡量減少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譬如鼓勵參加者自備水樽餐具及自己帶走垃圾等。
至於國際間廣泛採用的定義，由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提出，指綠色旅遊本質是自然為本。它強調兩個深層意義，首先是推動更多人關注環境保育議題，借鼓勵大眾參加生態旅遊，以體會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喚起其保育環境意識；另一個意義，就是借助自然生態促進該地區的社區發展，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現時業界對「生態旅遊」的掌握不足，不少旅行社只懂循着「海鮮美食一日遊」舊路，老一輩的領隊更是充斥老套的「鴨仔團」思維，只帶團友在生態景點來去匆匆，例如在郊野公園觀賞一會，最後再提供一頓豐盛晚宴作結。他認為，這種營運手法稱不上是生態旅遊，因過程不存在任何環境教育環節，未有展現生態遊的精髓，即喚起大眾認識環境議題，勉強只能算是「生態嬉戲」，白白浪費本地寶貴的生態資源。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早前也表示，香港現時不少所謂綠色旅遊過分強調「食、玩、買」元素，與深度遊的理念相違，更憶述多年前參與業界研討會，當時有業內人士聽到他分享綠色旅遊概念後，便強烈反對，直斥「收口啦，這些賺不了錢！」，反而認為「該辦多些零團費、購物團最好，付出最少便能賺最多錢。」
有聲音質疑生態旅遊不受業界歡迎，多年來都是依靠環保團體默默堅持。謝宇德同意此一形容，認為業界欠缺動力發展生態遊，原因在於它的經濟誘因始終不及消費主導的模式。他坦言，這個產業得不到重視，全是一種「際遇」與「回報」問題，當「（領隊）賺取一隻手錶的佣金也多於帶一次生態團」，很難想像業界會認真花時間思考相關產業的發展機遇。但他提到，政府及社會企業一向支持環保事務，過往有提供相當龐大的資源在綠色教育。當環保團體得到資源，項目價格便能相對優惠甚至免費。而環保機構營辦的項目質素較佳，能夠貼近生態旅遊理念，吸引不少客源。故在推動綠色教育方面，扮演功不可沒的角色。
環保團體相繼提供免費導賞團，會否削弱旅行社推出綠色產品的競爭力？謝宇德表示，此舉與推動產業可持續性發展有關。他指出，綠色旅遊重視各持份者肩負的生態責任，故收益除了維持業務營運外，會涉及利益再分配，例如以部份收益支持景點持續發展、捐贈予相關的環境保育組織。不過他同時認為，生態旅遊項目全面免費化，或令市民誤以為自然資源唾手可得，未必能鼓勵市民珍惜自然環境。
行業缺規範 挑戰生態承載力
近年興起掘蜆活動，每逢假日大嶼山水口灣總會有大批遊人摸蜆。有媒體曾報道，有旅行社以生態旅遊名義，舉辦親子掘蜆團。由於出現過度捕撈，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項目經理彭莉恩早前表示，未經訓練的掘蜆活動會造成生態破壞，過度摸蜆令蜆的數量和體積銳減，水質變得混濁，繼而破壞整個水口的生態。加上蜆隻是多種動物的食物來源，若蜆類消失，其他生物亦會受影響，情況讓人擔心。
「沒有法例監管業界相關工作，他們做生意，很難指摘這種行為有沒有問題。」謝宇德分析，摸蜆團現象頻生，反映綠色旅遊市場規模細，業界缺乏動機思考生態可持續性問題。加上部份商家營利至上，在沒有法例要求營辦商愛護環境，甚至限制參加者行為下，主辦者「自我規範」尤為重要。
每逢春夏之交，總有一群接一群的旅遊團前往大埔滘自然教育徑。謝宇德舉出過往帶領螢火蟲觀賞團的經驗，說明「自我規範」對整個生態旅遊的可持續發展有何重要。他解釋，由於生態資源承受力有限，有責任的營運商需要考慮目的地的環境壓力，所以其舉辦的生態團會在出發前提醒團友各項細則，限制每團在20人內，並不時留意團友會否有不當行為，以及時勸喻。
要有效維持生態承載力，適當引入公權力或許是一種有效方法。早在1976年，澳洲便推出一系列保育政策來平衡旅遊活動與生態保護。當地政府曾就大堡礁建立海岸公園，並透過保育政策來推動大堡礁的生態保護，其中一套名為「分區管制」的管理政策，將大堡礁按生態評級劃分為七大區域，當中包括嚴格保護動植物棲息地的「保留區」。同時，為鼓勵發展綠色旅遊，當局會將保育價值稍遜的地區開放作潛水活動，但規定了區域的承客量，要求所有接待旅客的中介，必須向旅客提醒不可餵食海洋生物、觸摸珊瑚等。
多年來，澳洲的保育法例不斷更新，保護生態免受經濟活動破壞外，也成功讓環境與人類結合，讓生態旅遊得以永續發展。試想像，旅客行為未經訓練，負責領隊又不加規管，確實很可能會破壞生態平衡，違背生態旅遊理念。故謝宇德呼籲業界把握今次旅遊業寒冬的契機，不再將復蘇責任托賴於第三方，他敦促政府除了推廣生態旅遊外，生態保護的管理工作亦要做得更足更廣，攜手朝上述理念出發。
隨着深度遊近年於世界各地興起，確實多了旅客關注導遊的專業資歷。除了透過公權力監管外，謝宇德認為業界也應關注引入導賞員制度。目前，香港沒有專業的生態導賞員牌照制度，不少生態導賞員都是由導遊擔當，質素難免良莠不齊，或導致旅客懷疑綠色旅遊產品的水平。謝宇德補充，曾收到旅客選擇導賞團時，希望能有較專業的講解，惟目前設立牌照制度的難度較大，故他所經營的生態旅遊公司，引入由澳洲生態旅遊協會評審的生態導賞員認證課程（Ecoguide Certification）。
所謂生態導賞認證系統，是由澳洲生態旅遊協會及評審委員會根據評審標準對申請人進行評審。在申請人通過所有評審標準後，會獲澳洲生態旅遊協會發出「生態導賞員認可證書」。他們均已被認證為熟識本土自然環境、對環境負責任，且具備專業經驗的生態導賞員。從事生態旅遊工作的持份者、旅客及政府部門更可以通過機構系統的網頁查閱各地所有被認證之Eco-Guide名單。
業界逐漸引入該套制度，能便利消費者尋覓合適的導賞員。大眾只要在名單搜索，不難「看到其他旅客對他們的評價，知曉到底有哪些導賞員是按照生態旅遊守則去做事」。謝宇德解釋，在這套制度下，導賞員的名字猶如生招牌，這提供了誘因讓他們經營自身品牌，「他們會想盡力去achieve」。這套系統雖不能百分百保證導賞員思考生態旅遊的價值，但至少能讓他們盡量跟着守則做事。謝宇德推算目前香港有四十多名導賞員考獲此資格，佔整體生態導賞員的三分之一。
謝宇德提到，香港規劃綠色旅遊時，持份者的參與空間不足。過往有較高公民參與的項目，是鄉郊保育辦公室策劃的荔枝窩鄉郊復育工作。當時政府派員向業界，居民及保育團體索取意見，是容納不同持份者參與綠色旅遊討論的行動，也是將項目推向公民教育的一步。
遠觀台灣，當地政府發布《生態旅遊白皮書》，建立生態旅遊發展的政策框架，以共同語言及思考空間，讓政策制定者、大眾、業界分子肩起責任，共同探討究竟如何能在可持續發展與旅遊發展兩者取得平衡。例如，清晰指出發展生態旅遊時，社區各持份者的參與角色、責任及規範；如何透過社區集體參與正確帶出可持續發展效益等。故此，謝宇德呼籲港府盡快透過立法程序推動全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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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03月23日）《綠色旅遊需新思維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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