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出路 ‧ 一｜中央重塑從政規則 泛民政黨何去何從？
全國人大會議早前審議「建立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草案期間，香港法院正在審理47名因去年參加「35＋初選」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的泛民人士。停滯不前的政改進程突然迎來重大變化，但昔日力爭普選的一眾政客，可能再也沒法實踐從政理念。民主黨徘徊在棄選立法會的念想中，公民黨也面對「退黨潮」和解散壓力，一些仍然有志服務市民的政治素人則在地區工作中掙扎，務求留守至最後一秒。反修例風波過後，中央先是制訂《港區國安法》，再重塑「愛國者治港」從政規則，屢受挫敗的民主派究竟何去何從？
【泛民出路系列四之一】
民主黨：參政組織或壓力團體？
如果說民主黨「愛國愛港」，相信以前沒有什麼人會質疑，但經歷反修例風波，有人認為他們曾經放棄「大中華」及「和理非」原則，被激進勢力牽着鼻子走，甚至與他們並肩抗爭，參加企圖打算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引發憲政危機以威脅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的「35＋初選」，結果，不但主動放棄議席，而且可能背負「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
反修例熱潮退卻，中央政府出手釐定「愛國者治港」從政原則，並明言「不搞清一色」，又鼓勵曾經秉承「愛國愛港」的傳統人士與反中亂港份子劃清界線，積極參與香港治理。種種迹象顯示，中央正向溫和泛民伸出「橄欖枝」，第一大黨民主黨不可謂不尷尬。
「我的眼中，民主黨一定要改革。」作為香港第一大泛民政黨的「新生代」副主席，梁翊婷在今年1月初接受訪問時，稱未來民主黨會「推行改革」做好網上宣傳、推動政黨年輕化，在政治論述上重回已故「黨鞭」司徒華的路線，直言未來環境再差，只餘下「一個叔叔，一個姨姨」，都應派人參選立法會選舉。其時，新一屆全國「兩會」還未開幕，政圈只是傳出大規模DQ區議員的風聲，對於未來的立法會選舉，梁翊婷仍然抱有希望，強調絕不主動放棄。
「生死存亡」之際 「舊人」突然缺席
怎料先前的平靜，只是暴風雨前的序章。近日，47名曾經企圖打算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引發憲政危機以威脅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而舉行「35＋初選」的泛民人士，突然被警方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不乏民主黨在立法會的中流砥柱——現任副主席林卓廷、前主席胡志偉、前副主席尹兆堅、前中委黃碧雲。「舊人」突然缺席，在此堪稱「生死存亡」之際，去或留、堅持或改變、民粹或民生，統統都壓在一眾「新人」肩上。
言猶在耳的參選取態變得猶豫，1月初的堅持又一再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不清楚」、「未討論」、「唔敢答」。對於未來政黨的從政路線，是留在區議會服務街坊，還是積極備戰立法會選舉，抑或「轉換跑道」參選選委會、進入政府體制，再次接受《香港01》專訪的民主黨副主席梁翊婷表示，「發生那麼多事，還未討論到這些議題。」她所言的「事」，可以理解為近日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民主黨人，為此她要在法庭奔波、安撫黨友家屬，幫助他們處理大小事務，無暇討論政黨未來也是能夠理解的。而中央先後確立「愛國者治港」制度、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辦法，亦是她沒有預料的另一件「事」。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2月22日的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的研討會上，為「愛國者治港」定調，並提出了三點主要的愛國者原則：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期間，他又具體列出一系列標準，包括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不利用各種手段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不公開宣揚「港獨」主張、不在國際上「唱衰」國家和香港、不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的人、不觸犯《港區國安法》。
但對梁翊婷而言，上述的表述都顯得陌生而不熟悉。在訪問中，她反問記者「何謂愛國者？是否在現在的定義下，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才是愛國者？這是政府、中央政府需要解釋的事？」事實上，相關定義和解釋早在２月底不斷被各傳媒所報道。
不過，誰是愛國者？誰能夠參選？梁翊婷對此有很多疑問和質疑：「中央是否要令整個立法會議會變成『橡皮圖章』？是否無人回應香港人的問題，也不想有不同的聲音在議會和其他地方出現？這又是否中央政府最想要的局面？」
儘管，中央多次重申新的選舉制度並不是要「搞清一色」：立法會擴大至90席，新增由選委產生的界別，且可能佔較大比例，但直選方式仍會繼續保留，席位也有可能維持不變。夏寶龍亦稱只要參選人與「反中亂港份子劃清界線」、秉承愛國愛港，即使對內地存有成見和偏見，都可被納入選舉、管治的範疇，而議會仍有直選議員，絕非要抹殺民意。
但是，這些訊息似乎未能準確傳達到泛民當中，結果變成了「雞同鴨講」。
「愛國者治港」是要抹殺民意、未來議會都是「橡皮圖章」——梁翊婷的不滿、不解，既可反映出「新一代」民主黨人拋棄重視國家事務、與內地保持互動，積極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民主政治的「大中華」路線；亦反映出民主黨的掙扎：一方面被質疑參選議會便淪為政治花瓶，另一方面不甘於放棄僅有的參政空間，於是就在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前徘徊。
若「退守」區議會 還算「政黨」嗎？
當外界以為民主黨內部仍在為政黨出路而爭持不下，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在同日（3月23日）接受《信報》訪問即指出民主黨短期棄選立法會的問題不大，黨內仍有區議員，最壞情況是成為「壓力團體」。無可否認，以「地區工作」起家的民主黨，能夠回到基層服務市民，當然是好事。但這套「專注發展地區事務」的論述背後，似乎在說政黨的「政治底線」比「實際參政」來得重要；同時令人質疑，放棄議政空間的「民主黨」還是「政黨」嗎？那跟地區關注組、社區組織又有何分別？
所謂的「政黨」，是指以執政或促進和保障特定政治思想、政治利益為目標的團體，一般以執政為目標，以參加選舉為手段，並持有特定的政治目標、政策主張和意識形態。英美保守主義奠基者、已故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認為，「政黨就是大家基於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則，並通過共同奮鬥來促進國家利益而團結起來的人民團體。」
不過，在「一國兩制」之下，面對以行政主導的行政機關和實行多黨制的立法會，政黨根本無法執政，最多只能夠進入問責架構或與政府組成管治同盟，就像人所皆知的「保皇派」。而在這種「特殊」的政治制度下，香港的議政組織必須進入立法核心，藉行使立法權和監督權，根據它所持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想，倡議相應的政策主張，或支持、反對政府的法案。
已退黨的民主黨前副主席、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接受《香港01》訪問，談及香港政黨的產生環境。他指大多數香港政黨在1991年港英政府開放立法局直選前後才正式政黨化。此前，香港只有論政組識，只能參與區議會選舉，遠離立法核心，「換言之，如果立法機關沒有開放地區直選，各種論政組織都不能轉型為政黨。」
而在這基礎上，如果早已轉化成「政黨」的民主黨放棄僅有的「議政空間」，「退守」區議會，那還能存在「為着特定原則而共同奮鬥」的政治空間嗎？張炳良認為，「如果從政黨的發展而言，沒有理由這樣『倒退』。要不『不玩』政治，不然『無理由』要將自己局限在區議會，不進入立法機關。」
他續稱，泛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初的確只「局限」於區議會，但當時的立法局是由政府委任組成，對比之下，直選產生的區議員有相當高的民意代表性，「今時今日，如果民主黨不參與立法會地區直選，空出來的議席由其他泛民和建制派等民意代表取代，那未來有什麼民生議題，市民都會尋找相應的立法會議員提出訴求。」久而久之，若民主黨在「短期」棄選，這些僅有的政治空間會被其他黨派佔據；長遠而言，很難避免被取代的命運，特別當坊間盛傳「資格審查」同樣適用於區議員，如果民主黨依然高舉「政治至上」，忘記了選舉是為人民服務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民主以外還有民生，那看清「真相」的市民還會支持他們嗎？
藉籌辦「國情課」 填補「知識真空」
的而且確，或礙於政治形勢，反修例風波期間，民主黨少不免被民粹帶着走，與激進民粹並肩走上街頭，即使沒有行使暴力，亦已接受「暴力」。作為擁有最多支持者的老牌政黨，應如何痛定思痛，走好接下來的每一步？
張炳良指出，民主黨創黨時已設有國事委員會，掌握國家發展事務，並就國家發展問題表態，與內地不同人士保持互動，亦因而造就了2010年的政改方案。但創黨二十六年後，用以掌握國情的「國事及論述小組」，已遭到後人「荒廢」；而自政改以後，中央和民主黨失去互信，從此「漸行漸遠」，由最初的「不接觸」演變為如今的「不理解」。梁翊婷坦言，「新一代」民主黨人缺乏相關訓練、未識中央論述，而觀乎黨內的資深黨員，可能也只有張文光能看懂中央文件，「多個黨員可能都看不懂。」
未來藉着重設「內地及政制事務專責委員會」填補中央論述的「知識真空」，負責籌組工作的梁翊婷指，委員會將邀請學者、記者授課，教導閱讀中央文件的方法，和內地的政治架構、職級等知識，嘗試從中央過去的眾多信息中整理「脈絡」，認清香港現時政治局勢，「這樣才能走好每一步棋，減少做錯事的機會。」
她形容這種「國情課」，同樣適用於民主黨的年輕黨員，為求令黨有更多「裝備」，看懂內地的瞬間變化，「以前很少人參與（國情及論述小組），我也不知原因。但現在不一樣，要向前多走兩步。」
只是，搞清形勢並不代表回歸初心，更不等同負起政治領袖應有的責。面對香港政局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少港人根本無法適應，只能埋怨爭取多時的「自由和普選」被中央無情扼殺，認為「一國兩制」已死。市民消極的情緒和埋怨當然可以理解，問題是，政治領袖能否積極求變，從而帶領香港市民在有限的空間當中尋找出路？
上文節錄自第25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3月29日）《中央重塑從政規則 泛民政黨何去何從？》。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